当年我们这么年轻

刘义香

1971年，作者（左）在北大荒留影。

1969年8月，十七八岁的我们，唱着《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歌曲，带着理想和青春的冲动，带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腔热血，一路向北行驶过辽宁、吉林，到黑龙江过齐齐哈尔，又行驶了六七百里才到达了黑龙江省嫩江县七星沧农场三分场。

广阔无垠的黑土地一望无际，渺无人烟。我们新兵连被分配到离总场18里地、离分场8里地的窑地。我们去时没有电灯，点的都是煤油灯。

到窑地没几天，指导员和连长就找我谈话（指导员和连长都是当地部队转业的干部）让我担任连队食堂的司务长工作。听到这个称呼感到很新鲜，似懂非懂，在指导员的鼓励下，我接受了这个工作。我们新兵连共有120多人，全都是刚从校门走出来的，对一切都很陌生。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司务长工作，不辜负领导和战友们的希望。每周要把食谱调剂好，把伙食做好，还要采买各种粮食蔬菜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要学着记账，还要在食堂干活，开会学习记日记等等。我们刚到那时，正赶上连雨天，一个月天天下雨，不是大雨就是小雨，就像南方的梅雨季节，做饭用的柴草都是湿的，根本点不着，鼓风机吹得满屋都是烟，饭都做不熟。湿麦子磨面蒸的馒头都发不起来，都是粘的，为了能保证正点开饭，我们炊事班还要去树林里砍柴烤干后使用，工作很艰苦，万事开头难。

因为，我们连队在窑地，采买什么物品都必须要去8里地外的分场，往返的路程都要靠独自步行。先到分场的粮食加工车间开好票据办好手续，清点好数量堆放在一起。每次采买粮食都要在千斤以上。每周必须采买一次。然后，再到离分场4里地外的菜地里去摘菜、砍柴称量后放在一起。下一步就是把采买的粮油菜等想办法找分场领导帮我找车拉回连队食堂。有时，会很顺利，当天领导派车就能把几千斤东西拉回，但农忙时，全部车辆都派往支农一线，或者领导答应了派车，因工作忙又给忘了，车干别的去了。我就要往返两三天才能把东西拉回来。

由于北大荒当时是军管农场，11个分场内羁押着上万名劳改犯，各分场之间相隔十几里远。平时下地干活时，中间走着劳改犯两边是部队战士持枪看押，到地里干活时，地头就架起机关枪，偶有逃跑立即开枪。我因经常去分场采买，时常在荒无人烟、但又仅有的一条道路上和下地干活的犯人擦肩而过。他们总是低着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走过。我心中感到很紧张很恐惧。时间长了，心里总会产生阴影。有一次，自己采买好了几千斤粮油菜，等车拉回窑地。因正赶上农忙抢收麦子，“康拜因”收割机日夜运转，所有车辆全部在一线，连牛车也要往地里给大家送水送饭。所以，两天也没能把东西拉回。第三天，领导答应傍晚能派几辆牛马车送一趟，结果又落空了。无奈，自己很失落地从分场往窑地独自一人走去。

天渐渐黑下来了，空旷的大地上我感到了孤独无助，很紧张很害怕当我走出4里地时，突然就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像劳改犯的人影躲在了路旁一棵大树后。劳改犯统一穿的都是灰颜色衣服，天色已晚，只看了个大概，这可把我吓坏了，怎么办？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我慌了神不敢动了。快速思考后，马上决定继续前行别无选择。于是，我战战兢兢走向路的中间，快步向窑地方向走去。当我走近那棵大树时，人影就越往树后藏，我的心紧张得都要跳出来了。心想，今天豁出去了，只要你不攻击我，我绝不会招惹你，只想平安走过，如果该着出事那就冒死一拼吧！我做好心理准备，当我走过路旁那棵大树时，真的就没出现什么状况。我加快了脚步，可是刚一走，路旁的小树棵和多穗槐突然稀里哗啦地响了起来，我停下了脚步，一会又安静下来。我又一走就又响起来了，吓得我真魂都出窍了，真的就走不了，腿也打战，心想死活也要到那棵大树跟前看看，我走下公路围着大树转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我又一脚朝路旁小树棵内有响动的地方踹过去，只听呼啦啦一片响声，好多的小鸟和鹌鹑扑愣愣地飞了起来，引起好大的动静。我手摸着心跳，大叫起来，真是一场虚惊，有惊无险，心慢慢平静下来。

这时，连长指导员带着战友们赶来了，因为，这么晚了我还没回到连队，又是劳改地区，不放心，就找我来了。当我看到他们时，一下子就扑过去放声大哭起来，好像看到了亲人，盼来了救命之星。害怕、惊吓、委屈，几天来孤独行走往返的苦和累，任务两三天都没完成又很窝火，一下子全都宣泄出来，大家劝我、安慰我一起回到了连队。连长指导员也检讨了自己工作不细，考虑问题不周到，在这荒无人烟的劳改地区，怎么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独自去办这些事呢！从此以后，只要我去分场就会有连队通讯员相伴，转天分场领导派车把所有采买好的东西全部都拉回了窑地食堂。

我们自己养猪，每周食谱更换上墙，天天变着花样地调剂饭菜。炊事员三四点就起床，把头天泡好的黄豆自己拉磨做成白细纯香四溢的豆浆，上海人喜欢甜味的要放白糖，天津人喜欢放点盐留咸味的再配上自制小咸菜和白馒头。连队战友饭前都要排着队背3遍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然后，才能进食堂就餐。我们炊事班过年要杀猪改善生活，炖肉、熘鱼段、自己灌肠。晚上挑着煤油灯，在大铁锅旁拿着大针给锅内的灌肠、扎眼放汽，（防止灌肠煮爆）炊事班很团结，不管什么条件下，都会想方设法让战友们吃好喝好，为此，我们得到了团里的表扬。团政委亲自带人到我们食堂取经，并且给我们颁发了锦旗。

1969年底，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战势很紧张，我们地处在黑河地区，因战备的需要，所有劳改犯全部撤回到了内地齐齐哈尔泰莱一带。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重担全部由知青承担起来。连队进行了重新混编，来自各地的知青混编在一起。分场成立了4个连队，一二连为农业连，3连为后勤连，4连为机械连，（也叫机耕队）1970年6月，我调任3连担任副指导员工作。

3连担负着全分场近2000人的生活保障和维修任务，下属有两个菜园排：有1000多亩菜地、两个大暖窖、10个窖。有一个养猪排：养着200多头猪，还有奶牛和养鸡场。一个维修排：有木工房、瓦工班、马车班、牛车班。另外，还有一个排负责制造白酒、漏粉条、做酱油等。庞大烦琐的后勤保障工作着实让我们忙得马不停蹄。唯恐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和切身利益。

我们全连指战员齐心协力。春天要把在暖窑里忙活一冬培育出来的各种蔬菜不失时机地移种到黑土地上。夏天这1000多亩菜地要间苗、锄草、浇水。浇水都要靠我们自己每人每天要挑六七十挑水，肩膀压肿了，起了水泡磨成了硬茧。秋天要把收获的菜，分类、分品种储藏在各个菜窖中。冬天要在菜窖不停地翻垛、倒垛，以防蔬菜烂掉。我们还要经常到猪舍、牛号、鸡场和战友们一起喂猪、起圈、打扫。有时，弄得浑身上下都是猪尿猪粪。

有一次，我去总场办事，那天实在太冷了，我坐在敞车上，风卷着大雪像小刀一样刺痛着我的脸，当时，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头戴着3寸长毛的皮帽子并遮住了脸和下巴，只露两只眼睛。车开出几里地后，只觉得脸突然像针扎的一样痛，疼痛过后就没了感觉，一点儿也不冷了。我想这是适应环境了吧。就这样到了总场下了车。刚走进办公室，一位领导一把抓住了我就往外面雪地里跑，随手一把把白雪就往我脸上搓，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刚进屋又把我拖到雪地里搓脸。这样来回折腾了3次，这位领导说，今天晚上你的脸肯定会起大水泡的。原来，在我眼睑下面出现了3处特别硬的白块，没有一点血色，也没有感觉，有经验的人一看就明白脸已经冻坏了，必须用雪搓，如能还原红色，问题就不大。如果搓后仍是白硬的，就证明这块皮肤组织已冻死，尽管做了很大努力，到晚上真的就起了3个像开水烫的一样大水泡，后来又流黄水，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结了疤，脸上留下了3块黑皮，又经过两个夏天后，黑皮印迹才慢慢消退。后来我才得知，那天的气温是零下43℃，是最寒冷的一天。毫不夸张地说吐口痰，还没落地就会冻上。

1973年，作者（三排中）在北大荒七星沧三分场第二中学当老师时与首届毕业生合影。

我们各连队住的宿舍是原劳改犯住过的“大票房”。大的都能放映电影。每个房内都有南北两溜大炕，每个炕上各住40多人，这宿舍共住80多人。屋地中间有一条用红砖砌起来一米宽的烟道，当地人称为“火龙”横贯东西。门是关不严的，北大荒的冬天太冷了。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一觉醒来眼皮都睁不开了，原来是呼出的热气把眼睫毛冻了起来，有些战友干脆就戴着皮帽子睡觉。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我们还要跟着拖拉机，拖着大平板车到深山老林去砍柴、伐树，带去的干粮冻得和坚硬的石头一样，因怕引起森林火灾也不能生火取暖烤饭。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知青们，所经历的真实“苦难”。

在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连队年年被评为“四好连队”，我还曾作为全分场唯一的知青代表参加了“黑河地区下乡知青首届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