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德增

前些天回唐山，老同学们摆酒为我接风，油子老兄居然没到场。一番兴师问罪、口诛笔伐、群情激奋之后，才容油子老兄细禀，原来，他和一同插队的老伙伴们回第二故乡探亲去了。油子兄的解释虽然在老同学们的谴责之中勉强过关，可他的话却在我心中激起层层漪涟。是啊！46年了，在46年前的3月30日，我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完成了由城市学生成为农民的蜕变。从而，开始了4年零6个月的农村生活，也在我的人生轨迹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说起到农村插队，我大概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别的知青是因当时政策不能留城工作，迫不得已被动员下乡的，而我则是主动放弃留城指标，自动要求到农村去的。可以说这一决定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自主的抉择，也是第一次违背父母意志的叛逆行动。

说起我为何迈出这重要的一步，还必须从头说起。1968年，由于文革“滞留”在学校的“老三届”学生面临“毕业分配”，除了进工厂和下乡外，66届和67届毕业生还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求学，上高中。说实话，凭借“文革”中的表现，我完全可以选择进工厂，但始终有着大学梦的我毅然选择了继续求学，企望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谁知高中的学习阶段完全是一出闹剧，“文革”前教材不让用，新的教材又没有，加上“文革”3年的荒废，学生良莠不齐，老师在继续改造中战战兢兢，不敢管、不敢教，语文教材就是领袖四卷，数理化还好，老师们可以照本宣科，可在那浮躁的年代，专心学习与传道授业都是一句空话。本来规定的学制二年，刚刚读到一年半，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国家调整政策，我们这群倒霉蛋不得不提前离校，顶着高中毕业生的帽子面临进工厂或下乡的强制性分配。

这次分配我似乎有点优势，我的二姐1968年分配时，因文革观点问题，被强制插队下乡到了玉田，按我们毕业时政策，家中有到农村插队的，下边的弟弟妹妹可以留城。我当然属于留城范围，唯一的隐忧就是我的眼近视。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有个好消息让这群四眼们振奋，说是工人医院的干部病房那儿有解放军办的新医疗法门诊，可治百病，其中，就包括纠正近视眼。我和油子老兄及七八个小伙伴兴冲冲杀奔而去，结果到那儿一看，果然是穿着绿军装的白衣天使在那儿认真地为老百姓解除病痛。而所谓的新医疗法就是针灸。头一两针下去顿觉双目热流阵阵，急忙向天使说明情况，天使解释为正常反应，新医疗法奏效。治疗结束，几人分别由不同治疗室出来，对视结果无一例外，全都是血贯瞳仁，烁烁赤目，连眼睛周围都青了，简直是吸血鬼白日降临，人形大熊猫闯唐山。人家天使说了，几天后，出血会自然吸收，视力可提高至1.0以上，把哥几个激动得连连感谢亲人解放军。半月后，毕业分配体检，我、油子老兄哪哪都合格，唯独这眼睛全都由针灸前的0.5，0.6降至0.3以下，更为恐怖的是我左眼仅仅为0.1。要知道分配大厂企视力要求至少得0.7以上，我这视力基本上是死螃蟹——没沫。看着玉二哥、小姑子进了唐钢，皮皮、狗子也到了大厂企，油子为了妹妹能留城，也到农村去了，我和老娘子（绰号）俩人天天往学校跑，打探二批分配。革委会和工宣队师傅倒是挺同情，告诉我们，二批分配指标分完了，一轻、二轻企业都是因为咱这眼没挑中，让回去等第三批指标，但第三批肯定是街道小厂。再说这新针疗法，大约体检后半个月后瘀血吸收，眼睛也黑白分明了，视力又恢复至针灸前的0.5，和着是白挨了顿针扎，一点效果没有，还错失进厂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机会。由学校回家，心中极为郁闷，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甚至起了安排我走西口投奔远在宁夏工作的大哥的念头。可巧，春节期间，二哥一位姓陈的朋友来家拜年，这位陈大哥见多识广，国际国内大事小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夸夸其谈，别人基本上插不嘴，拿现在话说就是一愤青，一标准侃爷。哥哥好不容易插嘴问了一句：这大学能恢复招生吗？陈大哥给了肯定答复，他分析了领袖的教育思想，高屋建瓴地指出，大学肯定要办，未来的招生一定会从工农兵中录取。陈大哥无心的一番话顿时给我纷乱的思想开了扇门，小心思转得飞快，从工农兵中招生？确实领袖有这类语录，而进工厂当工人，进部队当兵，我这双眼无疑把这两条道堵死了，到街道小厂混日子？宁愿死也不走这条路！看来，要圆我的大学梦，非到农村去不可！于是，我开始游说父母，用陈大哥的判断来说服二老，开始，父母坚决不同意，在我三寸不烂之舌鼓吹下，有文化的父亲将信将疑，态度缓和。母亲心疼儿子咋说也不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敌兵围困万千重，她老人家岿然不动，用关汉卿老先生的话说就是油盐不进，蒸不熟、煮不烂、敲不扁的铜蚕豆。老太太腻烦了我的磨叨，采取游击战术，我一说她就走，避而不谈，人出去户口本不能总带身上啊，于是坚壁清野，把个户口本东藏西藏，让我找不着，按老太太想法就是，你拿不到户口本，就没法销户口，自然就下不了乡，我树根不动，你树梢白摇晃！真怀疑老太太学过《三十六计》，这招也算得上是釜底抽薪吧！老太太这招可谓高招，令我头痛了一阵，老太太都成了军事家了，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不能太次不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要知道在战争时期，情报工作是相当重要的！于是，我采取重金诱惑加恫吓的办法，成功地将还上小学的弟弟发展成为内线，成为为我窃取情报的间谍。都说老儿子大孙子是老太太命根子，老太太什么事也不瞒着她老儿子，在弟弟通风报信下，我终于成功拿到户口本，把属于我的那页抽了下来，火速交到学校，并声明放弃留城指标自愿下乡。革委会乔老师、龚老师、肖老师以及工宣队李师傅再三劝我慎重考虑，我坚守着心中的秘密和梦想，不吐半点口风。我的变态甚至引起老师们的遐想，自认高明地猜测我与同批下乡的同班女同学恋爱，把我想像成为爱放弃留城的情种，并广而宣之，更甚的是龚老师送我们这批知青到农村，与公社强调我与某某为一对恋人，不要给分开，龚老师这个可爱的热情老头还特意送我们到村，与大队干部强调了这一点，这件事直到我大学毕业回母校工作，我的老师还问我这件事，当然这是后话。

当母亲得知我自作主张报名下乡，自然对我痛责一番，然后，含泪为我打点行装。1970年3月30日，在喧天锣鼓声中，我成为一名农民。在农村一干就是4年零6个月。在这1600多天中，我守护着自己的理想，不断学习着充实着自己，终于在1974年5月，我成功被推荐参加了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在800多名竞争者中独占鳌头，以全公社第一的身份夺了当年公社仅有两名工农兵学员指标中的一个名额，成为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大学生，圆了我自儿时就憧憬的大学梦！

在后来的一个阶段中，人们诟病知青政策，苟责工农兵学员，而我则从不后悔自己的抉择，始终为自己迈开的重要一步而自豪。因为，在那个年代谁能看透世事？谁能为自己的梦想迈出那样重要一步？我，做到了！

1993年回村看望乡亲，左二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