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无悔知青路

张妙芳

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老三届”大部分下了乡，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有所调整，“69、70、71”这“小三届”毕业时就提出，在一个家庭的几个孩子中，只要上边已有哥哥姐姐上山下乡的就留城或分配工作，只要是头大的就要上山下乡。我在家头大，上山下乡责无旁贷。

1969年12月，没有见过初中课本，对初一上半年的课程也只学了一半的名义上的69届初中毕业生延期半年毕业了，带着遗憾和惋惜，恋恋不舍地结束了有名无实的中学时代的生活，为了以后弟弟妹妹的工作安排，为了慰藉父母，我毅然地奔赴广阔天地。

由于父母怕只有17岁的我离家远了不放心，当时，也有上山下乡可“投亲靠友”的政策，妈妈和二舅商量，给我联系了早已没有直系亲属的妈妈的老家，靠着老一辈生前的人脉关系，以投亲到一个本家舅舅家的名义，到丰润县韩城公社店子村插队落户。

记得那是1970年3月初的一天，春寒料峭，二舅找来当时生产队的一辆马车，拉着我简单的行装，妈妈和二舅送我到村里，在村子小南街一座有三间“四破五”草房的干净利落的院子里安了家。我住东屋，西屋住的是一个杨姓姥姥和她的都比我大三五岁的儿子和女儿3口人。杨姥姥一家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使我很快打消了陌生感。

店子村是进入丰润县区的第一个村，离市区较近，交通便利，有专线班车。

我和队里的姑娘们一样，每天在队里出工，一年四季忙忙碌碌，每年出工330多天。生产队照顾我们，妇女整劳力记8分，给我们女知青记6.5个工分。到了晚上，生产队组织学习、开会。一天劳动收工回来又累又饿，有时，对面屋的姥姥做饭时给我带出来，有时，我自己做，就用姥姥家的水缸水桶。早晚，我和姥姥的女儿——我叫老姨，我们一起挑水浇菜。开始去井里挑水，站在井口边上，看着深深的井水，心里很害怕，不敢往井口站，生怕掉下去，在老姨和大家的帮助下，我克服了恐惧，开始试着从井里用井绳和扁担打水，不知道有多少次把水桶掉到井里，好不容易请人给捞上来。以后，为了打水不把水桶掉到井里，我就把水桶和扁担钩或井绳钩拴在一起。我逐渐学会了用扁担、井绳往上拔水，用辘轳打水，渐渐地得心应手了，闯过了生活的第一关。

这样过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奉母命，搬到了一个马姓姨家，和他们一起吃住，免去了我做饭的麻烦。大姨待我如同亲闺女，这年的麦秋后期，我累病了，直发高烧，大姨找出只有过年才吃的大米，给我熬了一小盆香喷喷的大米粥，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看到大姨的小孙子孙女眼巴巴地看着这小盆粥，我只喝了一小碗，都分给了孩子们，但我心里热乎乎的，感到了母亲般的温暖。

我与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直到1974年下半年，村里建立了知青点，我才从大姨家搬出参加知青点的集体生活。

每天出工尽管很累，空闲时间，我仍然找一些报纸和书来看。我通读了《毛选》四卷，也写了一些学习笔记。在生产队开会学习时，给大家念文件、读报纸，业余时间办黑板报、写通讯稿，整日忙碌，不计时间、不计报酬。记得那年的初春，给小麦浇返青水。白天春日暖洋洋，到了夜晚寒气袭来，冷风刺骨，头顶清冷的月光和点点繁星，空旷的田野里回响着抽水机的轰鸣声，哗哗的地下水流进干渴的麦田。麦田里游动着点点灯火，夜空里偶尔传来几声浇麦人的喊叫声和没腔没调的引吭高歌，来排解漫漫长夜的寂寞和困倦。我们手提马灯，挥动铁锹，不停地开畦、堵口、巡视，送走月亮，迎来朝阳。寒冷、困倦和饥饿令我们瑟瑟发抖，浑身冰冷难耐，一夜下来，人显得黑了，瘦了，脸上的皮肤粗糙了，手上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真想找个背风的地方歇一歇。

尽管当时物质条件贫乏，但乡里乡亲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会来帮一把，尤其对我们这些知青特好，谁家炒了玉米花，谁家摘了黄瓜、西红柿，总会有人让我们尝鲜。纯朴善良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要尽微薄之力去帮助他们。村里有一位革命伤残军人犯病住进卫生院，家里有三四个年幼的孩子，靠他老婆一个人劳动和国家给点救济维持生活。我们去卫生院探望，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瓢面，当时我手中没钱，市面上也买不到什么东西，我就把妈妈给我拿来的平时舍不得吃的两斤多挂面送给他们，让他们做碗汤喝。仅这一点小事，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去村里时，他老婆还当着众人和我妈的面夸我。

1971年，公社农技站为了寻求增产之路，要成立一个农作物生长刺激素“九二0”土法生产试制小组，在村党支部的推荐下，我们来自5村的4名女知青和两名农村姑娘有幸成为试制小组的成员。

公社的农业技术员孙淑荣大姐带领我们在原韩城工委院内闲置的3间房子里开始了简陋的生产试制工作。我们用土法建起了简易的接种室、培养室，在院子里垒起接沿锅台代替消毒锅，又买来废旧罐头瓶，清洗干净作器皿。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了“九二〇生长刺激素”、“五四〇六固氮抗生菌”和磷系菌肥等。

到了1973年，村党支部让我回来当大队农业技术员，协助党支部抓农业生产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

对于没有集中搞实验田的村子，大队技术员的主要任务是：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公社农技站专门通报布置的带有指导性的专项普查普治任务，主要有冬春季节的麦田普查，夏季的大田普查。最艰苦的是大田虫情普查，要把全村八百多亩地的各地块定点查个遍。我每天头戴草帽，手拿镰刀，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子、一支笔和一个盒尺，钻进一人多高的密不透风的不见人影的庄稼地里，定点记录普查数据、采集标本、根据标本内虫卵的数量和变化程度，预测虫害暴发密度和防治的最佳时机。对普查数据既要认真细致，又要讲专业性，不能有丝毫马虎。

这年的盛夏，我按公社植保站的通报，普查预测出我村各地块玉米黏虫暴发时间、虫害密度及危害性，建议各队在最佳时间喷药治虫。我所在的三队队长听了我的建议，让我带人买来农药，适时喷撒。我们早晨顶着露水，下午太阳偏西，钻进密不透风的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身背喷粉器喷药，炎热的天气，戴着帽子、口罩、手套，药粉还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药粉和汗水混在一起，衣服被汗水浸透，一天换两身衣服身上还有药味。一个多星期下来，药喷完了，虫子治住了，绿油油的玉米秸秆上挂着沉甸甸的玉米棒子，没有一个瞎尖的。可是，邻近的生产队，与我们地边相接，由于他们不相信长得这么壮的玉米会生虫子，没有喷药，错过了治虫的有效时机，造成了一定的减产。看到这些，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

1974年年底，随着村党支部和各队领导班子的调整，为使全村各队均衡发展，村党支部决定由一名副书记去基础较差的一队当队长，调我去当副队长协助工作。

我来到一队后，积极配合党支部副书记、队长韩维凡开展工作，谋划全队的发展规划。为改变一队的面貌，改善生产条件，我们顶着相当大的阻力，据理力争，说服那些有怕投资，怕集体财产会打水漂、白劳忙、不如多分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实惠的想法的社员，从信用社贷一部分款，学习三队的经验，在窑南窑北百亩土地上修建地下垄道，节能节水节劳力。

为保证施工质量，我们集中全队的能工巧匠精心施工，把一米多长的水泥管一节一节地接起来，用水泥抹好每一个接口，数百个接口不能有丝毫的渗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而要求苛刻的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没有合适的工具，维凡带领大家用手指抹水泥，他们的双手被水泥烧出了一个个水泡，脱了一层层皮，粗厚的手指肚被磨得露出了鲜红血色的嫩肉，他们全然不顾，管道终于接好了，经试水，一次成功。

当年的小麦获得大丰收。地下垄道的使用为丰产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自豪。这地下垄道一直使用了30多年完好无损。

1973年，上级进一步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在知青较多且有条件的村子建立知青点儿。大队党支部经过慎重考虑，向公社和上级申请建立知青点。经上级批准并拨发了一定的经费，加之村党支部的筹备，1974年下半年，知青点终于建成了。村党支部把知青点建在村子中心，村小学操场的南边，与大队办公室连成一排，对面是村副业厂，4间红砖瓦房，明亮的玻璃门窗，温暖的火炕，外加两间厨房，使我们这些知青集体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全村的十几名知青本着自愿的原则，统一食宿、统一管理，大家轮流做饭，各自去生产队参加劳动。

知青点建立了，每天收工以后，来自各校、年龄不等、插队年限各异的插友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有的读书看报，有的谈天说地，有的手工编织，有的娱乐游戏……我们定时召开生活会，大家一起总结查找集体生活的经验和不足，提出办好知青点的设想和建议。村党支部书记高长江经常来我们知青点查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时常参加我们的生活会，指导我们过好集体生活，他既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又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好家长。知青点的生活活泼有序，有声有色。

知青点最大的困难是“吃菜”问题。由于我们村是纯粮基地，不种蔬菜，大部分蔬菜都是从市里或是集市上买来的。每年生产队在场址上种一茬萝卜，社员们都把间下来的两三个叶的小萝卜苗送给我们，我们用它来做汤，因为没有费用，我们叫它“经济汤”，虽然小萝卜苗有点苦味，但喝起来也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