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上级一声令下，大田都要普及种植杂交高粱，于是秋后，队里派人去海南培育种子。1973年我们这里开始大面积种植杂交高粱。第一年种这种东西，大家都十分看好，从出苗到窜节，高粱长势喜人，油绿粗壮，抗倒伏，抽穗早，秋天产量大增。

高粱分到家，刚开始吃着虽然没有大高粱米好吃，不过也还行。随着粮食越放越干，就越来越不好吃了，接着，老乡们又发现，这杂交高粱磨出来的糠，连猪都不喜欢吃，大家开始对杂交高粱有了抵触情绪。可是真没办法，那个年代，地里种什么庄稼都不是农民做主。

于是，我们一帮年轻人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我们不能在领导很少光顾的河套大田里偷偷种上一点好吃的大高粱留作口粮吗？我想起队长大叔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乡下人怕啥？再不济无非还是下地扒拉土坷垃，他还能把我整到哪里去？于是，我把这个念头偷偷地告诉了队长大叔。大叔笑笑说：“这丫头你真敢想，这种事是我们乡巴佬干的事，你一个知青可别跟人家瞎起哄，还想不想抽回去了？”我看着大叔诡异的笑脸，我就知道大叔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也从心里感谢大叔总是为我们的前途着想。

春播季节最后期，是播种河套大田的时候了。那天，队长分配我们青年小组的人去播种杂交高粱。于是，我们选中离村子最远的泄洪地大田，在大片的杂交高粱地中央种上了一片大高粱。这里远离领导视线，农间作业很少，薅苗、锄草、施肥……每次队长都是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去。

作者与原生产队队长夫妇。

一夏天相安无事，每次走在大埝上，我都情不自禁地向那片大高粱地张望一番，只有我们知道的人，才能看得出那片颜色稍微浅淡的大高粱。看着大高粱一天天长起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其实，就那一小片地打得再多，分到每个人头上不过是口粮之九牛一毛。与其说是为了大家吃点好粮食，其实就是一种久被压抑情绪的释放。

直到有一天，大雨过后，我还在炕上美滋滋地“过阴天”呢，队长派人叫我，说队里有点事。到饲养处我才看见，原来被召集来的不是我一个，全是我们这帮年轻人。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队长已经吩咐人们拿起成捆的马莲草开始往外走，在路上，我才知道是我们种的大高粱雨后窜节，一下子高出杂交高粱一大截，颜色也发浅，我们队里护秋的人老远就发现了，马上告诉了队长。走在大埝上正如护秋员所说，老远就能看见那片“高人一等”的大高粱，我才明白队长拿马莲草的用处了。我们把高粱穗子三五棵一把捆在一起，再把它和叶子拴在一起，这样就不显得有多高了。

在泥泞的地里，我们整整干了大半天，才完成了这种“伪装”任务，大家都满身泥水筋疲力尽了。那心情也不是以前那种得意的心情了。队长大叔发话了：“咋儿都打蔫了，这点事都把你们吓住了？那到秋后还敢分这大高粱吗？”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队长大叔还安慰我们说：“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呢，到时候挨批也是我去，都不用害怕。我们乡下人怕啥？再不济无非还是下地扒拉土坷垃，他还能把我整到哪里去？”

提心吊胆地等到秋收，倒也没出什么事。我们提前收割了这片大高粱，掐下高粱穗子拿在手里，一股久违的清香沁人心肺。我在心里欢呼着这个小小的胜利。那次，我还把分到的高粱苗子认认真真地刨了两把大笤帚拿回唐山。

经过这次试验，队长大叔的胆子也大了，随后几年，每年队里都会找机会给社员们种点新鲜谷物。芝麻、谷子、黏高粱……队长说：“这才像庄稼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