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工作组撤走了，文艺宣传队解散了，我们又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早晨上工的钟声响了，我和大家一起来到社站，等待着队长分配活儿。人都分走了，只剩下北京回乡知青姚玉萍和我，生产队袁队长看着我们说：“经大队同意，给你们俩安排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异口同声地问：“啥任务？”“叫你们俩到大队养猪场喂猪。”他嘴角略带一丝笑意地看着我们说。我着急地说：“我从来没喂过猪，怕喂不好。”他说：“没喂过可以学嘛，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养猪场。”一座不大的养猪场。里面有几间猪舍，用矮墙围起。猪场东面是庄稼地，南面一条羊肠小道通向东面的庄稼地和邻村。小道南面又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西面有条沟，有庄稼地和枣林。猪场后面（北面）几十米远处有所敬老院，里面住有几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和一名中年女护理员。看起来，就算我们这边出了天大的事，喊破了喉咙他们也不会知道。队长领我们到猪场，从小屋内走出一个老头，他看着袁队长说：“我说袁大队长，这上猪场接班的人咋还不到哇？”袁队长指着我们对老头说：“老宋头，你看这不是来了吗？”老宋头看着我们先是一愣，然后大声说：“揍（就）让这俩女学生在这地方喂猪？她们会喂猪？这小破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晚上她们敢睡？真不知道你们大队干部是咋想的。”袁队长说：“她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啥活都得让她们学着干，再说了，你老宋头一个人都敢住，这她们俩人住有啥不敢那？闲话少说，赶紧带她们到猪圈见见数，再告诉她们喂猪的注意事项和配料方法，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袁队长走了，我们和老宋头清点猪的头数，来到一个大圈外，老宋头指着里面关的那头大猪说：“这是种猪，喂料时要多加点‘钢’。”我们看着他说：“加‘钢’？”他说：“就是加点豆饼，咱们附近几个生产队有母猪的都要到咱们猪场来配种，要收费，这也是咱们猪场的收入。走，咱们到小屋，饲料都在里边，我告诉你们咋兑料。”老宋头走进小屋，我紧跟进去，哎呀！一股呛人的老旱烟味加杂着臭气熏人的臭脚丫味、粮食发霉的味一齐扑了过来。我赶紧退出了小屋。姚玉萍看着我问：里边怎么啦？我捂着鼻子说：“哎呀！太难闻了，没法进去。”这时，老宋头大声说：“你们俩赶紧进来吧！跟你们交待清楚喽我好走人。今儿可没人给我工分。”硬着头皮，我们走进小屋。老宋头讲了一遍饲料配比的数量，扛起行李走了。我们来到小屋外，看着这远离村庄的地方，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夜晚安眠的地方，心中的滋味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万般无奈之下，动手打扫着小屋。

一切收拾完毕，该喂猪了。从小屋东侧的井里好不容易打了几桶水才把大锅倒满。这锅水烧了有近一个小时才开，按饲料配比，满满的一大锅猪食。一桶一桶地挑进猪场，一圈一圈地喂着。那头大种猪按老宋头交代过的，加了“钢”。

两名女知青在这远离村庄的猪场喂猪，也成了这儿的一个焦点，早上人们上工从这里路过，总要站住脚看会儿，议论会儿再走。一连几天过去了，突然，一头小猪病了，我们把它抱进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精心护理，并请来老宋为它治病。直到小猪痊愈才送回猪舍。

一天早上，我们正忙着给猪喂食，不知是哪村的一个中年男子赶着一头大猪来了。看见我们他问：“咋？猪场又添人啦？老宋头呢？”我说：“他不喂猪了，现在换我们俩在这儿喂猪。”“就你俩在这儿喂猪？一看就知道你们是知识青年，还是妇女，孤树大队干部是吃错药了咋着，这漫荒野地儿的，真放心。”然后，他对我们大声说：“我们这头母猪上你们这儿来打圈子来了，咋办那？”我说：“我们不会打圈子。”他说：“那我找老宋头去了。”一会老宋头和那中年男子赶着猪走进猪场。那会我们已经喂完了猪，就趴在低矮的墙头想看看给母猪打圈子咋打。老宋头看见了我们，他喊着说：“你们俩赶紧一边待着去，哪有大姑娘家的看打圈子的。”从他的话里，好像听出了一些端倪，但还是弄不明白。一天中午，回知青点吃饭，看见了大锁，我问她：“啥叫给母猪打圈子，咋打？”她看看我问：“你问这干啥？”我说：“前两天，有一人上我们猪场给母猪打圈子，姚玉萍我俩想看看咋打，被老宋头给轰走了。”大锁笑得前仰后合，连眼泪都流了下来。我说：“问你点事，看把你笑的，就那么好笑？”她止住笑说：“给母猪打圈子，就是公猪母猪在一起配猪，要不咋下小猪哇？哪有大闺女看配猪的。”听了她的话我恍然大悟，脸一红，也笑开了。大锁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三七不知，四六不懂，管麦苗叫韭菜，上谷子地里拔草，你们把苗拔喽留草。你说，要不是毛主席叫你们下乡，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们知道个啥？不下乡吃吃苦、受受累中是咋着？”看着她，我大声说：“不中！”

我们来猪场喂猪一晃十多天了，一天傍晚，天阴得很沉，喂完猪，我们连家都没回，赶紧回小屋顶好门，点亮小油灯。快中午了，来了袁孟余队长。他对我说：“一会儿，有人来替你，你先收拾行李，交接完以后，回知青点”。我长舒了一口气，心里头这块石头、这块千斤重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这十几天，是我当知青8年中，最担惊害怕的十几天，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