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就有上大学的理想，回村后，只是暂时深藏在了心底。我努力干好村里派给我的每一项工作，也是想积极表现，成为一名好青年，一旦有机会，争取得到村里推荐，去上大学。

但是，艰苦的农村生活、单调的农田劳动，打碎了我少年时的大学梦。瞻念未来，不知路在何方？想起这些，常常让我心情郁闷，寡言少语。后来，大概是1970年，国家开始从工农兵中推荐保送大学生。这又激起了“我要上大学”的夙愿。我认为自己是重点高中毕业的知青，在村里又表现积极，应该最有希望。可是推荐保送的结果，都是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再细打听，都与我无缘。我很不服气，但却非常悲观。

直到1971年冬季的一天，我去丰南办事。回来的路上，骑着自行车走到老火车站附近，迎面碰上了同样骑着自行车的唐山一中王戈非校长。我先向王校长打了招呼。他停下自行车，问我是一中哪届、哪班的，在哪儿下乡，干得如何？我一一回答，并对公社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凭关系、走后门、不公平的做法，也一股脑说给王校长听。他听后非常同情我，启发我不要气馁，鼓励我不要放松自学，学知识总是有用的，上学的机会也许会有。临走，他告诉我，他正在市教育局帮助工作。市里正在酝酿恢复组建唐山师范学校，从下乡知青中招生，培养中小学老师。并留下了我的家庭住址。说有正式消息给我写信。

与王校长的路边邂逅和简短交谈，使我的心情有了很大转变。从此开始，尽管白天干一天活儿，疲惫不堪，但我坚持天天晚饭后看书，自学高中课本两小时，再睡觉。在知识的学习中，我忘记了疲劳。

1972年3月，我收到了王校长寄来的第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不大，大概像一元纸币的大小。下方有统一印制的机关名称，之后是手写的“王戈非”3个字。内有32开公用信笺一张。信的内容告诉我，恢复师范学校的报告省里已经批下来了，当年就要招生，怎么招法，还没研究呢。鼓励我树立信心，争取上学机会。我看了信，心里很激动，立即给王校长写了回信。表示自己一定认真自学，做好准备。

又过了两三个月，王校长用同样的信封，给我寄来第二封信。告诉我，马上开始招生，专门招收有两年以上下乡经历的知青。但是，要经村里同意推荐报名、考试录取，会有正式文件下发。我收到信，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公社正式发下文件，有初、高中文化的知青可以报名，报考名额与录取指标的比例是3∶1。我立即找到村干部，要求报名参加招生考试。因为是考试录取，这回村里没有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