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社会形势稍稳定了些，学校也开始复课，在我和弟弟的据理力争下，我们才以“农村社员”的身份得以回唐山十中参加“复课”。不久，学校开始“毕业分配”，我们高中班的学生，有近半数同学当了兵、去了开滦等厂矿企业，也有的去了大清河盐场或是柏各庄农场；而这些均与我们哥俩无缘，我们被告知：既然你们已被遣返回乡，户口又在原籍，还是回乡吧……

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也为了争取在校学生的“分配权”，我们没有同意学校让我们回乡的安排，而是据理力争要和大多数同学一起“上山下乡”。经过几番努力和周折，在当时迁西县负责接收“知青”的一位至今我不知姓名的老同志支持和安排下，我们哥俩终于实现了随大多数同学一起“上山下乡”的愿望，并且按我们“人所共知”的原因和要求，被分别安置到迁西相距近20里的两个村。

我永远忘不了这又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68年9月27日，冒着霏霏细雨，我们哥俩和40多名同学，分乘两辆卡车，随着全市满载下乡知青的车队，穿过夹道欢送的人流，分别前往迁西的新庄子和后铺两个村，开始了“光荣上山下乡”的历程。

从此，随着国家逐步落实知青政策，不断改善对知青的政治生活待遇；随着汩汩乡情对我们的关照；也随着我家政治上被落实政策和恢复名誉，我们哥俩在迁西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被多次评为先进知青代表受到表彰，并在农村入党，被推荐考试上学；我弟弟也从迁西入伍当了兵……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

在迁西下乡的4年多时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我得到了进一步历练和思想品质的升华。更重要的是，我更深刻地体验了乡情的淳朴纯真、人生的奋斗价值，学会了如何做人，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富。

作者（左一）和本村知青崔丽丽（右二）看望在新庄子落户的知青董淑玲（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