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和“老三届”相关联的称谓。“老三届”是“文革”前入学，按照学制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而“知青”则是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以”老三届”为主流的城市青年学生群体。我是“老三届”，但上的是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标的师范学校，不是普通中学。我毕业后分配到农村山乡工作，但属回乡，不是上山下乡。我虽然也经历过“农村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工分加补贴”，但毕竟还有工资差额的补贴，不像知青那样作为人民公社社员完全凭挣工分吃饭。

我非知青，但作为同龄人和有着若干相似经历的族群，我和知青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感。

1968年12月21日晚上，农村入户小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激情澎湃的播报：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时，我正在本村亮甲峪小学教书。按照那时学校的惯例，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都要立即组织学生游行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当天，我带着一帮高矮参差、年龄不等的家乡孩童，（因文革停止招生，1966年后连续3年的小学毕业生均未能升学，我任教的是3个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起回村里上的“戴帽中学”班。）沿着崎岖山路，呼喊口号，走遍全部9个自然村。

这之后时间不长，我们公社机关所在地滦阳大队就敲锣打鼓，迎来了从唐山用大卡车送来的知青。由于工作调动，我对这批知青无从认识和了解。最表面的印象是，在那个寒冷的季节，他们的冬装大部分都是学生蓝色，而当地人的棉衣，全部是清一色的黑家织布。还有有别于迁西方言的唐山韵调的普通话，他们出现在哪里，都是鲜明的城市符号和城市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