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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产生上大学念头的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一个有双女人般温柔眼睛的小帅哥。他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阁楼上，常常见我书不离手，就有些好奇，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断定我有“出类拔萃的科研能力”。

“您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边说，边帅气地甩着鬃毛一样的长发。

我那时还不明白，其实一个家兔就可以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向我打包票：各个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棒小伙儿。当然，还说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2]。叶夫列伊诺夫跟我说，到喀山可以住他家，过一个秋季、一个冬季，读完中学课程，“随便”（他说“随便”。）考几次，我就可以领到大学奖学金了，再过个五年，我就成为一名“学者”啦。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因为当时叶夫列伊诺夫也不过十九岁，还有颗善良仁慈的心。

中学期考结束后，他就回家了。过了大约两周，我也随他而去。

送我走的时候，外婆劝我：

“你呀，别老生人家的气，你老在生气，变得又挑剔又傲气！这些啊，都是跟你外公学的，你看你外公现在成啥样儿？日子过着过着就成了傻瓜，苦命的老头。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会老说人不是的，这事只有魔鬼愿意干！再见，走吧……”

她从松弛的褐色脸颊上擦掉几滴难得一见的眼泪，说：

“你这一出远门，我们就算永别了，你这坐不住的孩子，我嘛，日子也不多了……”

这几年，我时常离开亲爱的外婆，很少见到她，那一刻忽然预感到再也见不到这个如此亲近、如此尽心照顾我的亲人，心里很难受。

我站在船尾一直望着她，她站在那里，在码头边缘，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旧披肩的一角擦着脸颊，擦着那满是仁爱之光的黑眼睛。

我到了喀山——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幢平房的小套间里。这幢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僻静小街尽头的小山岗上，与之一墙之隔的是个荒废的焚烧场，长着密密麻麻的荒草；在长着苦艾、牛蒡和马蓼的草丛和长着接骨木的灌木丛里，隆起一堆砖瓦房的废墟，废墟下有个宽敞的地窖，一些流浪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地窖令我难忘，这是我上的几所大学中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刚来他们家的那些日子，我常常看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寡妇从集市上回来，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桌子上一摊，愁容满面地解决一个眼前的难题：不考虑她自己，咋个用这么一小块劣等肉来给三个壮小伙儿做一顿美味大餐呢？

她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一双灰色的眼睛里凝结着一种绝望而温和的倔强，就像一头拼尽全力的母马在拉车上坡，明知道拉不上去了，但还是在拼命拉！

到她家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她的孩子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到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到这里来干吗？”

“读书，上大学。”

她眉毛扯着额头的黄皮肤往上一扬，菜刀切破了自己一个手指头，她吸吮着鲜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然后又立马跳起来，说道：

“哎哟，真是见鬼……”

用手绢包扎好被切的手指后，她夸奖我：

“您倒是挺会削土豆的！”

哼，当然啦，这个还能不会！我顺便跟她讲了我在船上干过的差事。她问我：

“您以为就凭这个就可以上大学啦？”

那时我还不知道啥叫幽默，就把她的问题当真了，跟她讲了我的行动步骤，经过这些一步步的努力，最后，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在我面前打开。

她叹了一口气：

“哎，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走进厨房洗脸，睡眼惺忪、一头乱发，还是那么快活：

“妈妈，要是能做一顿饺子吃就好了！”

“是啊，好吧。”妈妈同意了。

我想趁机炫耀一下我的厨艺知识，就说要包饺子的话，这肉不好，分量也不够。

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大妈（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母亲）一下子就生气了，她狠狠回敬了我几句，弄得我耳朵充血，直往上竖。她把几根胡萝卜扔到桌子上，转身出去了。尼古拉先向我递了个眼色，然后用话语解释妈妈的举动：

“她状态不好！……”

他坐到板凳上，对我说，女人都比男人要神经质些，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关于这点，好像有个瑞士大学者做过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3]也提到过这个。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向我灌输生活中必须知道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他讲，后来，竟然把佛克^[4]、拉罗士佛克^[5]和拉罗士查克林^[6]这三个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7]砍了杜莫力^[8]的头呢，还是相反呢？这位可爱的年轻人诚心诚意地想把我“塑造成人才”，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这么做，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更好的条件来认真教我。他那种年轻人的自私、浮躁和轻佻使他看不到他妈妈是在如何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地操持家务，他那个弟弟就更看不到这点了，这是个迟钝而寡言的中学生。我倒是早就洞察了这个主妇的那套化学戏法和厨房经济学，亲眼所见她那套令人脑洞大开的办法，天天都能瞒天过海地喂饱自家孩子和我这个其貌不扬、不拘小节的寄宿小伙子。自然，每一块分给我的面包都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的心头，沉甸甸的。我开始找活儿干了。每天一大早，我就出门，为的是不在他家吃午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在荒野里，躲在那个地窖里。在那里，伴着风声雨声和猫狗的尸臭，我很快就醒悟过来：大学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要是我聪明点儿，怕早就去波斯了。我幻想自己成了一个白胡子巫师，能让每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能让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9]重，总之，为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受苦受难的大地，我想出了不少造福社会的好办法。

我已经学会了天马行空地想象各种奇幻历险和丰功伟绩。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这对我很有益处，这样的日子可真不少啊——我就更耽于幻想了。我不期待外界的帮助，也不奢望有啥幸运落到我头上，我的意志愈发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了。我很早就明白，人是在同周遭环境的抗衡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干活儿，那里能轻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在那里，在装卸工、流浪汉和无赖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铁，被塞到一堆烧得红红的炭火中，每天都给我留下灼热而强烈的印象。那些贪婪露骨、生性粗野的人在我眼前旋风似的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的愤世嫉俗，喜欢他们对世上的一切嬉笑怒骂、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潇洒态度。由于经历过这些，我就很容易跟他们近乎起来，希望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刺激的圈子里。我所读过的勃莱特·哈特^[10]的作品和大量的“庸俗低级”小说更唤起了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是个备受虐待、患了肺病的人，他巧言令色地鼓动我：

“瞧你，咋像个姑娘似的，畏畏缩缩，难道怕人说你不守贞洁吗？对于姑娘来说，贞洁就是她的财富，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桎梏。公牛倒挺厚道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的头发是棕红色的，一张脸刮得跟演员似的，小身材灵活、柔软得像只猫，他对我就像我的老师和监护人似的，我也看出他确实是衷心希望我成功、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度山伯爵》^[11]。

“这书里有目的，也有激情。”他说道。

他喜欢女人，一说起她们，总是咂巴着嘴，兴致勃勃，孱弱的身子抽搐着，这抽搐有点病态，让我感到很恶心，但我还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觉得他说的话很美。

“娘们儿，娘们儿啊！”他哼起调子来，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娘们儿，我啥都可以干。女人就跟魔鬼似的从来不晓得啥是罪孽！活着爱着，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啦！”

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常常信手就为妓女们编些歌唱不幸爱情的凄婉小调来。他编的小调在所有伏尔加河沿岸城市里传唱，下面这首流行小调就出自他的手笔：

有个神秘人物，叫特鲁索夫，待我挺好，此人仪表堂堂，穿着考究，有着音乐家一般的纤细手指。他在造船厂区有一家小铺子，挂着“钟表匠”的招牌，实际上却在倒卖盗窃来的贼货。

“你呀，马克西莫维奇^[12]，可别沾上偷盗的习气啊！”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威风凛凛地抚摸着稍显花白的大胡子，眯起那双狡猾、放肆的眼睛，“我看出来了，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是个看重精神的人。”

“什么叫看重精神的人？”

“看重精神的人没有嫉妒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不大合适，因为我嫉妒好多人、好多事，像巴什金那种诗歌般奇特的腔调、出人意料的比拟和话语的转换，就很让我嫉妒。记得他讲一个离奇的恋爱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像一只树洞里的猫头鹰，待在贫困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一个客栈里。啊，正值十月，秋天，雨懒洋洋地下着，风声阵阵，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拉着长调唱歌，这调子没完没了：嗷——嗷——嗷——呜——呜——呜……这时，她来了，红扑扑的脸蛋，轻盈的体态，好似日出时的云霞，但清澈的眼神却是假装的。她诚恳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啊。’我明知她在撒谎，却把她的话当了真！我理智上很明白，可情感上总不相信她在撒谎！”

他讲话的时候，身子有节奏地摇晃着，眼睛眯缝着，不时用手轻轻触摸一下自己的心坎。

他嗓音虽然低沉、浑浊，但吐词清晰，就像夜莺在歌唱。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家伙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恶狠狠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谈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个沙皇当皇帝是个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属于那类“恶棍”，就是在小说的结尾，剧情逆转，出乎读者的意料，忽然浪子回头变成了豁达大度的英雄。

有时候，一到闷热的夜晚，这些人就游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上、灌木丛里，一边吃喝，一边谈着各自的心事，多半是些人生的复杂啦、奇怪的人际纠葛啦，尤其喜欢谈女人。一谈起女人来，他们就那么凶狠、那么忧伤，有时又是那么动人，差不多总是带着这样那样的情绪，仿佛他们一直看着那个充斥着各种可怕意外的暗处。在星光昏暗的黑夜，我跟他们躺在长满密密麻麻柳树丛的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闷热的夜晚。因为这儿临近伏尔加河，黑暗里透着湿气，船上的桅灯像一只只的金蜘蛛，往四面八方爬去；一团团火光、一根根火条往坡岸上黑黢黢的夜幕喷去——那是富裕的乌斯隆村的住宅和餐馆窗户发出的灯光。明轮船^[13]的明轮叶片轰隆隆地拍打着河水，驳船上的一些水手在声嘶力竭地狼啤，某个地方响起锤子敲打铁器的声音，凄凉地拖着长调，隐隐藏着谁的心事，忧愁随着歌声化为灰烬。

更让人烦恼的是听这些人的轻声絮语——他们思考着人生，聊着各自的心事，几乎没有相互倾听。他们在灌木林里或坐或卧，抽着烟卷，偶尔喝点伏特加或啤酒，回忆过去的某件事情。

“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件事。”黑夜里，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讲的故事，众人附和道：

“这种事常有啊，见惯不惊了……”

“见过”“常见”“有过好多次”——听着这些话，我觉得这个夜里，这些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啥都经历过了，今后再不会有令他们觉得离奇的事情了。

这种感觉让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逐渐疏远起来，但不论怎样，我还是喜欢他们，依照我的经历，要是我跟他们走一条路，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往上爬和上大学的期望破灭后，我就跟他们走得更近了。在饿肚子、受气和烦恼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仅完全有能力去冒犯“神圣的私有制”，还可以有些别的罪行。但是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不让我脱离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鼓吹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书及一些低级庸俗的长篇小说，我还读了不少严肃的书籍——它们激励我奔向某种不大清晰的、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事物。

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新的感触。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空地上，常有中学生来玩击木^[14]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黝黑的皮肤、瓦蓝的头发，像个日本人，脸上有很多小黑点，就像擦进去很多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来灵活，说起话来机智俏皮，全身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天才胚芽。而且，就像几乎所有有天才的俄罗斯人那样，他就靠着这些天分过日子，不去努力提高和开发这些才能。他喜欢音乐，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乐感，能像职业乐手那样弹奏古斯里琴^[15]、巴拉莱卡琴（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打算去掌握更高雅更难的乐器。他没钱，穿得很寒酸，不过，他那揉得皱巴巴的破衬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满是窟窿的破靴子跟他那粗犷豪放的性格、干净利落的身手、不拘小节的作风倒很是匹配。

他就像一个长期卧病在床、刚刚站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犯人——生活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有趣，激起了他内心的躁动和喜悦——他满地跳啊跑啊，就像一只节日里点燃的花炮。

得知我处境艰难且危险，他劝我跟他住一块儿，并劝我准备去做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一个怪异、快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杂院，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熟悉这个地方。这幢摇摇欲坠的大房子位于雷布诺利亚德街，就像是那些饿昏了头的大学生，妓女和油尽灯枯、形销骨立的穷鬼们从房东那里夺过来似的。古里·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里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尽头靠窗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有三个房门朝着走廊，两间房住着妓女，第三间房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这是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又高又瘦，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满头满脸都是棕红色的硬毛，脏兮兮的布片勉强遮着身子；透过布片的破洞，有些发青的皮肤和根根肋骨凄惨地露出来。

他似乎只是靠着吃自己的手指甲过日子，手指头已经几乎快要被咬出血了，他白天黑夜都在画着什么、计算着什么，不断低沉地喀喀咳嗽着。妓女们怕他，把他当成疯子，不过，出于同情，时不时会在他门前悄悄放些面包、茶和糖，他就一边像一匹疲惫的马那样打着响鼻，一边把这一包包的东西捡回房间里去。要是妓女们忘了或是因为什么缘故无法给他“布施”，他就会打开房门，对着走廊扯着破嗓子大叫：

他眼睛深陷在黑眼眶里，闪着狂躁者自命不凡的高傲目光。偶尔会有一个驼背小怪物来拜访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浮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那张阉割派教徒^[16]的黄脸上带着狡猾的微笑。他俩把房门紧闭，奇怪地一连几个钟头坐着，一言不发。只有那么一次，一个深夜，数学家一声沙哑着嗓门的怒吼把我吵醒：

“我说——就是监狱！几何学就是牢笼，嗯！就是老鼠笼子，嗯！监狱啊！”

驼背怪物尖声嘻嘻笑起来，反反复复说着什么奇怪的话，数学家猛地咆哮起来：

“见鬼！滚！”

他的这位客人滚到走廊里，一边尖声咒骂着，一边裹紧宽大的披风。身子瘦长的数学家站在门槛上，面色狰狞，把手指头往乱发里一插，嘶哑着嗓门：

“欧几里得^[17]——是个傻瓜！傻——瓜……我敢保证，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使劲把门一关，震得他房间里什么东西哐当一声掉了下来。很快，我就了解到此人打算从数学的角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工作就死了。

古里在一家印刷厂做夜班校字工，一晚上可以挣十一戈比，要是我没及时挣到钱，我们两个一天就只能吃上四俄磅^[18]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我没时间去打工——我还得学习。我正硬着头皮刻苦钻研各门学科，特别让我郁闷的是那些拘谨狭隘、僵化守旧的变态语法格式，我完全没法把生动而艰涩、俏皮而婉转的俄语嵌进去。好在很快我就明白，我学这些东西未免“太早了”。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资格考试，我也得不到教师职位——我的年龄太小了。

古里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他干活儿干了一个通宵，清早回来的时候脸色更加发黑，两眼红肿，我赶忙跑到小餐馆去打开水（当然，我们那里是没有茶炊的）。然后，我们就坐在窗边，就着面包喝茶。古里跟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那个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打趣诗，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让我很惊讶——我感觉他对生活的态度，跟对待那个倒卖旧女式衣裳并兼职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下楼梯下面的那个角落，可他没钱付房租，于是他就给她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这些动听的歌曲，眼里就闪着讥笑的光芒。胖头胖脑的加尔金娜年轻时做过各剧团的合唱演员，能听懂歌里的意思，常常一串串的泪珠从那老不害臊的眼里流淌到她这个酒鬼和吃货的青肿脸上，她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用脏兮兮的小手绢仔细擦她的手指头。

“哎呀，小古里啊，”她一边叹气，一边说，“你可真是个好演员啊！要是你模样再俊那么一丁点儿——我就可以给你找个好差事了！我介绍了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那些孤独的女人解闷呢！”

我们头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么一个“小伙子”。这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头，胸宽背阔，股骨奇窄，看上去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一个角被折断了一点儿。大学生脚板小巧，跟女人脚似的。

他的脑袋也很小，缩进了肩里头，上面盖着一层马鬃般的棕红头发，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鼓起来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不顾父亲的反对，像只丧家犬似的忍饥挨饿，想方设法，好不容易从中学毕业，考进了大学。然后，他发现自己有副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的好嗓子，就想去唱歌了。

加尔金娜看准了他这一点，给他介绍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阔太太，阔太太的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了，女儿中学毕业。阔太太身材瘦削、平胸、身板挺直，像个士兵，干冷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眼眶里，一身黑色连衣裙，戴老式绸缎头套；耳朵上，绿得刺眼的一对耳环不断抖动着。

她时不时地，要么夜里，要么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我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女人跳进大门，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院子。她面容恐怖，嘴唇抿得几乎看不见了，睁着大大的眼睛，绝望而忧伤地看着前方，活像一个睁眼瞎。不能说她长得丑，但从她身上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使她变得丑陋的紧张，仿佛把她的身子绷长了，把她的脸挤变形了。

“瞧啊，”古里说，“完全是个疯婆子！”

大学生不喜欢这个阔太太，老躲着她，而这位阔太太就像一个不讲情面的债主或密探，老是跟踪他。

“我可上不了台面，”大学生干完一杯酒，后悔地说道，“干吗要我去唱歌呢？我这副嘴脸和身材，大伙儿不会让我上台的，不会的！”

“你跟那个婆娘的荒唐事赶快了结吧！”古里劝他。

“嗯，可我还是挺可怜她！受不了她，但——可怜她！要是你知道她是多么……唉……”

我们当然知道，因为有天夜里，我们听到这个阔太太站在梯子上，压着颤抖的嗓音，哀求着：

“看在上帝的分上啊……亲爱的，唉——看在上帝的分上啊！”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有好些房子、马匹，向产科学校捐过几千上万卢布的巨款，但也像个乞丐，乞求男人温柔的抚爱。

喝过早茶，古里·普列特涅夫就躺下睡了，我出门找活儿干，直到天黑才回来，这时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能买些面包、香肠或者煮熟的“牛杂”回来，就分一半给他带走。

剩下我一人在家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贫民窟各处走廊和各个角落转悠，想仔细看看我的新邻居们是怎么生活的。这幢房子拥挤不堪，人们就像窝蚂蚁似的，弥漫着刺鼻难闻的酸腐气息，各处角落都有密密麻麻的黑影。从清早到深夜，这里总是闹哄哄的：缝纫机轧轧地响个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一个大学生在低沉地柔声哼着音阶；一个成了酒鬼、半疯半傻的男演员正在拿腔拿调地大声念着对白；宿醉未消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号叫——自然地，我眼前出现一个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

“干吗要这样呢？”

这群饥饿的年轻人中间，有个红头发、高颧骨、秃顶、大腹便便的细腿男人正在张着大嘴、露着马牙胡扯。因为这口牙齿，大伙儿叫他“红毛马”。他已经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了三年官司，逢人便说：

“我就算死，也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叫他们满世界去讨饭，去过三年叫花子的日子，然后，我再把打官司赢的所有财产还给他们，冲他们说一声：‘鬼东西们，咋样啊？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红毛马’，这就是你的人生目的吗？”人们问他。

“我这辈子就一心一意咬着这件事不放，别的啥事也不会干！”

他整天往州法院、参议院、自己的委托律师那里跑，常常晚上坐着马车带着大包小包、酒瓶回来，在自己那个中间天花板都快掉下来的、地板凹陷的、脏兮兮的房间里，把大学生、缝纫女工及所有愿意饱餐一顿并喝点儿的人都叫来，闹哄哄地开派对。“红毛马”自己只喝朗姆酒^[19]，这种酒一旦溅出来，会在桌布、衣裙，甚至地板上留下洗不掉的暗红色斑点。他干完一杯，叫喊起来：

“你们啊，我亲爱的小鸟们！我爱你们这些老实人！我是一个恶棍、一条鳄鱼，就想咬死那帮亲戚，一定要咬死他们！真的！我也不想活了，哎……”

“红毛马”委屈地眨着眼睛，那张丑陋的高颧骨脸上流淌着醉汉的眼泪，他用一只手掌把眼泪揩下来，在膝盖上乱抹一气——他那肥大的灯笼裤上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过得咋样啊？”他大喊起来，“饥寒交迫、破衣烂衫——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在这样的生活里能学到啥呢？哎，要是让沙皇知道你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说：

“谁需要钱？随便拿吧，兄弟们！”

歌女们、缝纫女工们忙不迭地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哈哈大笑，说：

“这个可不是给你们的！这个是给大学生们的。”

不过，那些大学生并不拿钱。

“让这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气呼呼地说。

有一次，他喝醉了，把一沓揉成纸团的十卢布钞票带来给古里，他把钞票往桌上一扔，说：

“这钱——要不？我是不要了……”

他往我们那张单人床上一躺，咆哮起来，号啕大哭，弄得我们不得不对他又是灌水，又是浇水，让他醒酒。等他睡着了，古里尝试着把钱一张一张摊平整，不过，看来还真没办法——钞票卷得太紧了，只有用水浸，才能把它们一张张揭开。

他那个氤氲、脏乱的房间窗户朝着邻居的石墙，又挤又闷，吵闹得乱作一团。“红毛马”叫得最响。我问他：

“您为啥放着大旅馆不住，要住这里呢？”

“就图个心里舒坦呗！跟你们在一起，心里暖和着呢……”

毛皮匠的儿子赞同道：

“确实如此，‘红毛马’！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要是在其他地方，我也许早完蛋了。”

“红毛马”请求古里：

“弹起来！唱起来吧……”

古里把古斯里琴往膝盖上一放，弹唱起来：

他的嗓音轻柔，直抵心房。

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大伙儿都在若有所思地听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和古斯里琴弦的丝丝细语。

“见鬼，唱得真好！”那个给阔太太姘居解闷的倒霉蛋叫嚷起来。

在这个老房子稀奇古怪的居民中，古里·普列特涅夫最有智慧，很会找乐子，就像奇幻童话故事里的喜神似的。他的心灵，涂上了各种青春的色彩，他那些妙趣横生的笑话、动听的歌曲，对世俗的辛辣嘲讽，敢于揭露生活里的粗俗虚伪——这些就像烟火一般让生活闪现出一些亮光。他不过刚满二十岁，看外表还是个孩子，但这幢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把他当作能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好帮手。好人喜欢他，坏人怕他，甚至连那个老警察尼基福内奇都常常对他露出狐狸般狡猾的微笑。

“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它连接着两条街：雷布诺利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在后一条街的拐角处，离我们院子大门不远的地方，就是尼基福内奇那舒适的岗亭。

他是我们这个街区的警长，一个高个子干瘦老头，胸前挂满了奖章，看起来还算聪明，满脸堆笑，眼神狡猾狡猾的。

他对我们这个新旧人员混杂的大杂院很是留意，一天里有好几次，他那瘦削挺拔的身姿出现在院子里，他不紧不慢地走着，望着每家的窗户，那目光就像动物园里的看守在检查笼子里的野兽似的。这年冬天^[20]，他从一套房子里抓走了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他俩都是圣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都参加过斯科别列夫将军^[21]率领的阿哈尔-捷金远征军；被捕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及其他一些人，罪名是企图建立秘密印刷厂。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在星期日的大白天到城里大街上克柳奇尼科夫印刷厂偷铅字。为这事，他们被抓了。有天深夜，宪兵来“马鲁索夫卡”抓走了一个高个子的阴着脸的男人，我平时叫他“移动的钟楼”。一大早，得知这事后，古里气得胡乱拨弄着黑头发，对我说：

“赶紧，马克西莫维奇，真他妈见鬼，快跑，老弟，快点……”

跟我说了该往哪里跑，他补了一句：

“可千万当心！那里可能有密探……”

这个秘密任务让我异常兴奋，我就像一只雨燕，飞快地飞到了船厂区。那里有一家黑黢黢的铜器作坊，我见到一个鬈发的年轻人，他有一双独特的蓝眼睛；他正在给一个平底锅镀锡，不过，不大像个工人。屋角的老虎钳旁，一个白头发用小皮带系起来的小个子老头正忙着打磨一只铜阀门。

我问这个铜匠：

“你们这里有活儿做吗？”

小老头气冲冲地回答：

“我们倒是都有活儿做，就是没活儿给你做！”

那个年轻人瞟了我一眼，然后又埋头弄平底锅。我悄悄用一只脚碰了他的脚一下，他吃了一惊，蓝眼睛恼怒地直盯着我，紧紧握着平底锅的手柄，仿佛要向我砸过来。可一看到我给他递眼色，就又平静地说道：

“走吧，走吧……”

我又向他递了个眼色，出了门，站在街上；鬈发年轻人伸直身子，也走了出来，默默地盯着我看，点上了一根烟卷。

“您是——吉鸿？”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气得皱起了眉头，眼睛打量着我：“哪个彼得啊？”

“高个子的，像教堂助祭的那个。”

“我说完了。”

“彼得、教堂助祭，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铜匠问，他提问的语气让我更确信他不是铜器作坊的工人。我跑回家，很得意自己完成任务了。这算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地下”活动。

古里·普列特涅夫跟他们很接近，但是对于要他把我拉进这个圈子的请求，他说：

“你嘛，老弟，还早啊！你还得学习……”

有一次，叶夫列伊诺夫安排我跟一个神秘人物^[22]见面，这次见面的预防措施安排得十分周密，让我隐隐感到某种很肃穆的气氛。叶夫列伊诺夫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耶波列旷野^[23]，路上叮嘱我，这次见面一定要格外小心，要严守秘密。然后，他指着远处旷野里一个正在踱步的不大的灰色人影，转头看了看，悄声说：

“就是他！快跟着他走，等他一站住，您就走上前，说：‘我是新来……’”

秘密活动总是刺激而愉快的，但这次，我觉得有些滑稽：晴朗的天气、火辣的阳光下，一个孤零零的人就像灰色的草茎，在旷野里摇摆着，再没什么别的了。在那个坟场的大门口，我追上了他，这是个年轻人，有张干瘦的小脸，目光犀利，眼睛圆圆的，像鸟的眼睛。他穿一件中学生的灰色大衣，原先那种亮晃晃的扣子已经脱落，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的骨质扣子，那顶已经破旧的学生帽上还能依稀看到帽徽的印迹——总之，有点儿稚气未脱，但他急于装出大人的样子。

我们坐在坟场中间的灌木林里。此人说话干瘪瘪的，一副就事论事的模样，整个人，从上到下，没一点儿让我喜欢的。他板着脸仔细问我读了些什么书，建议我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我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他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周边荒芜的旷野，先走一步。

这个小组还有另外三四个小伙子，我是最小的，而且完全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24]对它的评注。我们常常在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25]家里聚会——后来他用笔名叶列翁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写了五部书后，就自杀了。像这样任性草率地结束生命的人，我还真见过不少啊！

这个师范学院学生不爱说话，思路狭窄，说话谨慎，住在一栋脏兮兮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常常干些木工活来“平衡身心”。跟他在一起很无聊。读穆勒的书对我也没啥吸引力，很快，我就觉得我对那些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我在生活中直接掌握了它们，刻骨铭心、烂熟于胸，而且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写那么厚的一本书，用艰涩难懂的词语来说这个，这些道理，任何一个为他人的幸福和安逸而耗费过精力的人都很清楚。我极其难受地在这个充满了胶水味道的地下室坐了两三个小时，看着那些小潮虫在墙上爬来爬去。

有一次，小组的导师迟到了，我们估计他不会来了，就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搞了个小派对。忽然，窗边飞快闪过老师的灰色裤腿，还没等到我们把伏特加藏到桌子下面，他就来到我们中间，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深奥的结论。我们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跟木头人似的，心惊胆战地等着我们中的谁会一脚踢倒酒瓶。结果导师踢倒了酒瓶，踢倒后，他向桌子底下瞄了一眼，没说一句话。哎呀，要是他结结实实地骂我们一顿还好受些啊。

他那沉默、严厉的面容和气得眯缝起来的眼睛都让我尴尬万状。我悄悄看了看同学们那羞得紫红的脸，真心觉得惭愧，觉得自己冒犯了这位导师，尽管酒不是我提议买的。

在这里读书很是无聊，我就想去鞑靼区看看，那里仁慈、亲切的人们过着一种别致的“至清至真”的纯朴生活，他们那蹩脚的俄语听起来很好笑。每到傍晚，清真寺那高高的尖塔上就会响起阿訇报祈祷时刻的声音。我想，鞑靼人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对我来说很陌生，不像我所熟悉的那种令我不快的生活。

我向往着伏尔加河上那劳动生活的音乐，这种音乐直到现在都还在醉着我的心，我清楚地记得我头一次感受到劳动的英雄般诗意的那一天。

喀山附近，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坐”到礁石上搁浅了，擦破了船底。码头装卸组带上我去给驳船卸货。时值9月，从上游吹来阵阵北风，灰色的河面激起一浪接一浪的怒涛，风狂怒地把浪花扯下，寒雨飘洒在河面上。装卸组有五十来个人，裹着粗草席或者帆布，神色凝重地站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轮喘息着拖着驳船前进，烟囱在雨中喷出一团团红色的火星子。

夜色降临，铅色的潮湿的天空渐渐暗下来，渐渐低垂到河面上。装卸工们抱怨着、咒骂着，骂雨、骂风、骂生活，懒洋洋地在甲板上爬来爬去，想找个躲避寒湿的地方。我觉得这帮半梦半醒的人是没法干活儿的，没法拯救那一船正在沉没的货物。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那个货船触礁的浅滩，大伙儿把空驳船跟触礁搁浅的船，船舷挨着船舷系在一起，装卸组组长是个毒辣的小老头，一个小滑头，一脸麻子，嘴里污言秽语，有一双鹰眼和一个鹰钩鼻，他从秃顶上摘下湿漉漉的帽子，扯着女人似的尖嗓门喊：

“伙计们，祷告吧！”

黑暗里的甲板上，装卸工们聚成黑黢黢的一堆，开始像熊似的号叫，那个装卸组组长先做完祷告，尖声叫起来：

“点灯！小伙子们，该你们露一手了！孩子们，使点儿劲，上帝保佑，开干吧！”

于是，那些笨重的、懒洋洋的、湿漉漉的人们就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就像是投入战斗一样，扑向甲板、扑向正在沉下去的驳船的货舱——吆喝着，咆哮着，说着俏皮话。在我周围，一袋袋的大米、一包包的葡萄干、一捆捆的皮革和卡拉库尔羔羊皮，就像鸭绒枕头似的轻轻飞过，一个个敦实的人影跑来跑去，用号叫、呵斥、呼哨来互相激励、打气。简直难以置信，眼前这帮如此快活、轻松、吵闹着干活儿的人就是刚才那些笨拙、沉闷的人，刚才他们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下雨和寒冷的天气呢。雨越下越大，越来越冷，风力也增强了，撕开了人们的衬衣，把衣服下摆掀到了头上，露出肚子来。在潮湿的黑暗里，借着六盏桅灯微弱的光亮，黑黢黢的人影跑来跑去，脚沉重地、咣当咣当地踩踏着驳船甲板。人们就像是渴望劳动似的干着活，就像一直期待着把四普特重的袋子在手中扔来扔去、背着货包奔跑的感觉。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孩子气地玩耍着，这种醉人的欢乐，在世上也只有女人的拥抱可以与之媲美。

一个蓄着大胡子、穿哥萨克式紧腰碎皱外衣的大个子男人，浑身湿漉漉的，——这个该是货主或者货主的代理，忽然激情四射地号叫起来：

“小子们，我赏你们一桶酒！小强盗们，两桶也成！加油干啊！”

立刻，一些粗声粗气的声音从黑黢黢的四面八方传过来：

“好，就三桶！加油干啊！”

于是，大伙儿活儿轮转得更快了，干得更起劲了。

我也抓了一些袋子，拖过去，抛下去，又跑回来抓，我觉得我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像跳圆舞一样，疯狂地旋转起来，觉得这些人是多么可怕呀，他们不知疲倦地、快乐而不惜力地干活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干，好像他们能一把抓住城里的钟楼和宣礼塔^[26]，随心所欲地搬到任何地方。

这一晚上，我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欢乐中，真心希望一辈子都沐浴在这种半疯半傻的、源源不断的狂喜中。船舷外，浪涛汹涌，雨点打着甲板，风呼啸着掠过河面，在黎明的灰色薄雾里，这些半裸的、湿漉漉的人们不知疲倦地拼命跑着，嚷嚷着，笑着，自恋地欣赏着自己的力量和劳动成果。这个时候，风撕开了厚重的云层，一小块蔚蓝的晴空中透出一缕淡红色的阳光，引得这群快乐的粗人们发出异口同声地咆哮。真想拥抱和亲吻这群两脚野兽，他们干起活儿来是多么聪明、灵巧，又是多么忘我而投入啊。

好像还没有什么能抗拒这股快乐而狂怒的力量所带来的冲击，这力量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奇迹，能够在一夜之间用精美的宫殿和城市覆盖整个大地，就像童话里说的那样。阳光对着劳动的人们只照了一两分钟，扛不住厚厚的云层，沉了进去，就像一个孩子沉入了大海，此时，大雨如注。

“收工吧。”谁喊了一声，迎接他的是一阵劈头盖脸的骂声：

“我看你敢收工！”

这群半裸的人们冒着倾盆大雨和凛冽的大风，不停歇地干着活儿，直到中午两点钟卸货完毕。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人类世界竟蕴含着这么强大的力量。

随后，人们转到小火轮上，大伙儿一个个就像醉鬼似的睡着了。船一到喀山码头，人们就像灰色的泥流一样，涌上沙岸，去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小偷巴什金向我走过来，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我，问：

“你这是咋啦？”

我兴奋地跟他讲了这次干的活儿，他听我讲完，叹口气，轻蔑地说：

“傻瓜！甚至连傻瓜都不如，你这白痴！”

他轻轻吹着口哨，像鱼似的摇晃着身体，从挤得密密麻麻的桌子中游走了。装卸工们围坐在这些桌子旁闹哄哄地大吃大喝，屋角有人用男高音唱起猥亵的小调：

几十个嗓门震耳欲聋地吼起来，手掌有节奏地拍打着桌子：

大伙儿打着呼哨，哈哈大笑着，闹哄哄地说着大概在人世间都少有的难以启齿的粗话。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安德烈·杰连科夫——一家小食品杂货店的老板，这家店铺藏在一条偏僻、狭窄小街的尽头，临着一条堆满垃圾的山沟。

杰连科夫的一只胳膊患有肌肉萎缩症，银色的络腮胡子里是一张善良的脸庞，有双聪慧的眼睛的他拥有全城最好的禁书和珍本书籍图书馆，吸引着喀山许多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式各样怀揣革命抱负的人们。

杰连科夫的铺子在一个低矮的偏房里，紧挨着一个靠兑换钱币吃利息的阉割派教徒的房子。店铺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房间有个向着院子开的窗户，透进来微弱的光，从这房间穿过去就是一间拥挤的小厨房，过了厨房，在偏房和阉割派教徒的正房之间是条黑暗的过道，过道角落里有个储藏室，里面就隐着那个“邪恶”的图书馆，它的一部分图书是用鹅羽笔抄写在厚厚的本子上的手抄本，比如拉夫罗夫的《历史信札》^[2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28]的一些文章、《沙皇就是饥饿》^[29]、《狡猾的圈套》^[30]等，所有的这些手稿都被人认真读过，揉得皱皱的。

我头一次去店铺的时候，杰连科夫还在忙着接待买主，他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房门的位置；我进去一看：昏暗的角落里，一个小老头正跪着虔诚地祈祷，他长得就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31]。看着这个小老头，我觉得有些不妥、有点儿自相矛盾。

人们告诉我说，杰连科夫是个“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必信仰上帝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信仰上帝的小老头出现在这个房子里有些多余。

祷告完毕，他仔细捋了捋白头发和大胡子，打量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哦，我想起来了，化了装的大学生。”

“为啥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

“哦，是啊，”老头淡定地回答，“就算你化了装，上帝也能认出你来！”

他去厨房了，我坐在窗边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原来他是这个样子啊！”

在通向厨房的门框里站着一个姑娘，一身白衣，蓝眼睛，浅黄色的短发，苍白的圆脸微笑着，放着光。她很像一位天使，人们常用廉价的石印油墨来画这些天使。

“您干吗害怕？我有那么可怕吗？”她声音细细地、颤抖着小心翼翼地说道，扶着墙壁慢慢靠近我，好像她不是走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架在空中的晃动的缆绳上。这种不会走路的姿态更容易让人把她归为另类。她浑身哆嗦着，就像她的腿被打进了钢针，而墙壁灼烧了她那胖乎乎的孩童般的小手，她的手指头奇怪地不能动弹。

我静静地站在她面前，感觉有种奇怪的慌乱和极度的怜悯。这间黑屋子里的一切都不寻常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就像害怕这个椅子从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才下地行走五天，这之前，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躺在床上，手脚都麻痹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萎缩症。”她笑着说道。

记得当时我很希望她的身体病态还能有另一番解释。神经性疾病——对于这样一个身处这么奇怪的一间房子里的姑娘，显得过于简单了。这间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怯生生地贴着墙壁，墙角一隅，圣像面前，点着一盏刺眼的小长明灯，大饭桌的白色桌布上，莫名其妙地爬着长明灯铜链的黑影子。

“很多人跟我说起您，因此我就想看看您长啥样。”一阵细细的童声传到我耳朵里。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眼神仔细打量着我，蓝蓝的眼睛似乎看穿了什么。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说话，也不会说话。我一声不吭地看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达尔文和加里波第^[32]的肖像画。

从铺子里冲进来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少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眼睛。他进了厨房，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

“你咋爬出来了，玛丽亚？”

“这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道，“我在产科学校读书，现在生病了。您干吗不说话？您觉得不好意思？”

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那只萎缩的干手插在怀里，默默地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妹妹那柔软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揉散，并问我要找啥样儿的工作。

随后出现了一个红鬈发的、眼睛微绿的窈窕女孩，她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一把抓住白衣姑娘的手，说了句：

“够了，玛丽亚！”

这女孩竟对这个姑娘直呼其名，让人觉得多少有点粗野和无理。

我也走了，有种莫名其妙的激动。第二天晚上，我又坐在这个房间里了，想弄明白他们是咋个生活、靠啥生活的，这日子过得有些稀奇古怪。

那个亲切、和蔼的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坐在角落里看着，偷偷微笑着，翕动着黑色的嘴唇，像是在请求：

他有个兔子胆，能够忐忑不安地预知祸事——这点我看得很清楚。

干缩了一只手的安德烈·杰连科夫穿着件灰色的夹克衫，胸前沾上的黄油和面粉硬得结成了树皮痴。他侧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露出内疚的微笑，像一个因为淘气而刚被宽恕的小孩。弟弟阿列克谢在铺子里给他打下手，这是个又懒又笨的小伙子；三弟叫伊万，还在师范学院读书，就住在师范学院，只有节假日才回家。这个三弟是个小个头儿，穿着整洁，头发梳得溜光，像个老官吏。病中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楼，她一下来，我就觉得自己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像被无形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杰连科夫家的家务活由跟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打理，这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有张木偶般的脸和一双恶狠狠的修女眼。她有个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她的绿眼睛一看到男人，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断地翕动。

不过，杰连科夫家的真正主人却是那些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一大群闹哄哄的人，成天就知道指点江山、忧国忧民、壮怀激烈。这帮人总是被报纸上的什么文章、刚读到的书里的某些论点、城里和大学里发生的新闻弄得不能自已，每晚都从喀山城的各个街道到杰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聚会，参加激烈的辩论或是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随身带着厚厚的书籍，指头戳进书页中，相互呛声，得理不让人。

当然，我是搞不懂这些争论的，我觉得，话一多，真理就会变得稀少，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肥油星子。一些大学生令我想起伏尔加河沿岸那些博学的分离教派老头子，不过，我明白，我所看到的这些人，他们的初衷是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尽管他们的本意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时隐时现，但总算没有被完全湮没。我很清楚他们想解决的问题，我自己也希望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大学生们的话语中有我无法表达的思想，这令我对这些人喜欢到近乎疯狂，就像一个被承诺将获得释放的囚徒。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木头，可以从中看出某种不寻常的东西来。

“这是个天才！”他们彼此这样介绍我，得意扬扬地，就像街娃们把捡到的五戈比铜板给别人看似的。我并不喜欢别人叫我“天才”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就是个生活的弃儿，有时候，真受够了那种给我开悟的沉重压力。我在一个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书——《箴言与格言》^[33]，不解书名的含义，很想读这书，就请求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借我看看。

“您可真行！”这位脑袋像黑人、鬈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大主教大声奚落我，“这个，老弟，可真是胡扯！给你啥，你就读啥呗，别爬到不属于你的地方去！”

这个“教师”的粗暴腔调深深刺伤了我。书嘛，当然，我还是买了，书钱一部分是在码头打工挣的，一部分是找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头一次买正经书，到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总的说来，人们对我都相当严厉：我读完《社会学入门》^[34]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创造人类文化的作用，而精明强干的流浪汉和猎人却遭到贬低。我把困惑跟一个文科生说了，他那女人似的脸极力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跟我讲了整整一个钟头的“批评权”。

“要拥有批评的权利，就必须信仰某个真理，您信仰啥呢？”他问我。

他甚至常常在街上看书，他沿着人行道走，书遮住了他的脸，于是就常常撞到人。他患上斑疹伤寒，躺在自己阁楼上的时候，还在喊：

“道德应该是自由因素和强制因素的和谐统一——和谐，和——谐啊，和……”

这个柔弱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而病秧秧的，加上固执地寻找永恒的真理，身体更是疲惫不堪。读书是他此生唯一的乐趣，当他觉得他让两种强大的思想和谐相处的时候，他那可爱的黑眼睛就露出孩童般幸福的微笑。离开喀山大约十年后，我在哈尔科夫城又遇见了他，那时他刚刚结束凯姆的五年流放，重新回到大学读书。我觉得他整天生活在一堆矛盾的思想中，甚至得了肺结核，临死之前，他还在尽力协调尼采^[35]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一面用冰冷、粘连的手指握住我的手，一面咯着血，声音嘶哑地说：

“没有和谐统一，就没有生活！”

他在去大学途中，死在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殉道者，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约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人常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人，是个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潘捷雷蒙^[36]。有时会出现一个个子高大、宽胸阔背的人，此人^[37]生着又宽又密的络腮胡子，剃着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哥萨克式紧身灰色外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的领钩。通常，他会坐在角落里的某个地方，叼着一个短烟斗，灰色的眼睛静静地审视着大家。他常常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我感觉到这个一本正经的人在暗暗掂量着我的分量，不禁有些莫名地害怕他。他的沉默不语让我很惊讶。周围的人都在大声地、滔滔不绝地、斩钉截铁地说着话，他们的话越是刺耳，我就越喜欢听。我过了很久才看出这些刺耳的话语里藏着的虚伪和令人惋惜的想法。那这位大胡子壮士在默默想啥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38]，似乎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不久，我得知这个人最近才从雅库特州流放回来，他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让我对他很好奇，但还无法让我鼓起勇气去跟他套近乎，尽管我现在既不害羞，也不胆怯，相反，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渴望尽可能快地了解一切。这种性格特征害得我一生都没法只专注于一件事情。

一谈到人民，我对自己既惊讶又怀疑，因为对于这种话题我没法跟这些人想得一样。对他们来说，人民就是智慧、心灵美和仁慈的化身，是近乎神灵的、包含了所有美好、公正和伟大事物雏形的统一体。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粗木匠、装卸工和泥瓦匠，认识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39]，而他们谈论的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他们把自己放得比人民还要低贱得多，服从人民的意志。我觉得，正是他们这些人体现了美好和思想的力量，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善良的仁爱意志，这种意志向往美好的生活以及按照某些新的仁爱法则创造美好生活的自由。

正是这种仁爱，我在此前的那些人群里并没见到，而这里，它贯穿在每句话里，闪烁在每一个目光中。

这些人民的粉丝说的话就像一颗颗亮晶晶的雨点，落在我心上，还有那些描写黯淡的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集，也给了我不少启发。我觉得只要踏踏实实地、疯狂地爱人，就能在这种爱中吸取必不可少的力量，从而找到并领会生命的意义。我不再只想着自己，开始更在意别人。

安德烈·杰连科夫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他做生意赚的那点收入都拿去帮助那些视“人民福祉高于一切”的人了。他周旋其中，就像一个教堂助祭在帮着大主教做弥撒似的，在这些睿智的读书人面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干手插进怀中，另一只手扯起大胡子向四方捋着，问我：

“你觉得这样可好？很好吧！”

但是有个兽医拉夫罗夫跳出来标新立异地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他那个奇怪的鹅嗓子一开腔，杰连科夫就吃惊地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来了个捣蛋鬼！”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致，但民粹派大学生对他的态度，在我看来，就有些粗野无礼了，就像老爷们对待堂倌、服务生的态度。他自己倒没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是，送走客人后，他就留我下来在杂货铺里过夜，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往地板上铺上毛毡子，躺下来，就着长明灯那微弱的光亮聊个没完。带着信徒的暗喜，他对我说：

“一旦将来凑上几百、几千个这样优秀的人，占据俄国全部显要的职位，那马上就能让生活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比我大十来岁，我看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发姑娘娜斯佳，当着众人的面，他对她说话严厉，尽量不去看她那气鼓鼓的眼睛，完全是一副老板式的命令口气，但常用爱怜的眼神目送她离去；单独面对她的时候，他就尴尬而胆怯地傻笑，不断地捋着胡须。

他那个小妹妹也常常站在角落里看着大家打嘴仗，她那张稚气的脸滑稽地鼓起，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听到特别刺耳的话语，她就大声地抽口气，就像被溅了一身冰水似的。她旁边有个棕红头发的学医的学生，威风凛凛地，像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时而悄悄地、神秘莫测地跟她耳语，时而不满地皱起眉头。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不过，秋天来了，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周遭发生的这些事让我着迷，因此我越干越少，只有靠吃“别人的面包”来度日，但这样的面包不好下咽啊。必须得找个过冬的“工作”，于是，我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花式面包作坊找到份工作。

这段时期的生活被我写进了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这是段压抑而痛苦的时期！但也是颇为受教的时期。

物质上的压抑痛苦就不消说了，更压抑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我一下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在我和那些我已经习以为常见到和听到的人们之间就隔起了一堵“遗忘的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来作坊看我，而我，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工作日不可能到杰连科夫那里去；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跟工友们待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见到我的那天起就把我当成搞笑的小丑，一些人带着孩子似的天真来对待会讲精彩童话故事的人，鬼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啥，不过，自然，所讲的一切都激起了他们对另一种更为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向往。有时候，我讲得不错，看到他们那浮肿的脸上露出人性的悲伤，眼睛射出冤屈和愤怒的火光——我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得意地想，我在“做群众工作”了，在“启发”他们了。

但是，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知识不够，不会应对哪怕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我就像被扔进了一个黑黢黢的坑里，周围的人就像没有眼睛的虫子在蠕动着，他们极力想忘记现实，在小酒馆和妓女那冷冰冰的怀抱中消愁解闷。

每个月发工钱的那天是一定要去逛妓院的，大伙儿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的前一周就开始躁动了，这天过后，就久久地相互交流、分享各自找的乐子。他们各自恬不知耻地吹嘘着自己的性能力，极力挖苦嘲笑那些妓女，边说她们边像有洁癖似的、厌恶地往一旁吐口水。

不过，真是奇怪！我一听到这些，就感到羞耻和难过。我看见，在“烟花柳巷”里，花一个卢布就能买一个女人一整夜，我的同伴们又尴尬又内疚，我感觉这很正常；而其中一些人却相当放得开，相当肆无忌惮，我觉得这就是故意为之和装腔作势了。两性关系让我特别好奇，因此我观察得也就特别犀利。我自己还没有体会过女人的柔情，这让我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妓女们、伙伴们都在戏弄我。不久，就没人邀我去“烟花柳巷”了，他们直截了当地说：

“你呀，老弟，别跟我们一起去了。”

“这还用问！跟你一起不爽呗。”

我钻这些话的字眼，觉得其中有某种对我很重要的东西，但并没得到更为清晰的解释。

“瞧你这人！叫你走，你还不走！跟你一起真没趣……”

只有阿尔乔姆笑着说：

“就像跟一个牧师或者神父在一起似的。”

起初，妓女们只是笑我放不开，继而就生气地问：

“你有洁癖吗？”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博鲁塔是个丰满、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鸨母，她那双良种母狗似的眼睛看着我，说：

“放过他吧，姑娘们，他一定是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小伙子一定是被未婚妻缠住了，没别的了！”

她是个酒鬼，一喝起来就没完没了，醉了就丑态百出，但她清醒的时候，她那对人的洞察和深思熟虑、冷静地琢磨人们行动的动机，都令我分外惊讶。

“最搞不懂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的，”她跟我的小伙伴们说，“他们是这样跟我的姑娘们玩的：吩咐姑娘们用肥皂抹地板，要姑娘一丝不挂地、手脚都支撑在餐盘上，然后朝她的屁股猛地一推——看她在地板上能滑上多远？这姑娘完了，下一个接上。你看看，干吗要这样呢？”

“你撒谎！”我说道。

“哎呀，没啊！”捷列扎叫了起来，没有生气，很镇定，在这种镇定中有某种令人压抑的东西。

“这是你自己瞎编的！”

“一个姑娘家咋会编出这个来呢？难道我疯了吗？”她鼓起眼睛问道。

人们都全神贯注地聆听我们的争吵，捷列扎仍然用平静的语调讲述嫖客们玩的鬼花样，她只想弄明白一点：他们干吗要这样呢？

听众们都厌恶地吐着唾沫，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大学生，我看出捷列扎是在故意激起人们厌恶那些我所喜欢的大学生，于是我就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的，是为人民谋福祉的。

“原来如此，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大街上那所大学的普通大学生，我说的是从郊外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神学院学生！他们都是教会的人，全是孤儿，孤儿长大了不是小偷就是无赖、捣蛋鬼！他们无牵无挂，这些孤儿啊！”

“鸨母”的娓娓讲述以及妓女们对大学生、官吏和“正经嫖客”恶狠狠的抱怨，在我的同伴中不仅唤起了厌恶和敌意，甚至还有欢乐，他们说：

“原来，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呢！”

听着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看到这些人汇聚到这些昏暗的小屋子里来，就像城市的污水流到了垃圾坑里，在这乌烟瘴气、充斥着仇恨和怨气的烈火中烧得沸腾起来，又流回到城里各处。我看到性欲和无聊驱使着人们钻到这些缝隙里，用荒唐的歌词编造出歌唱爱情苦涩和不安的情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八卦丑闻在流传，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嘲笑和敌视在不断涌现。我觉得这些“烟花柳巷”就像是一个个大学，从那里，我的伙伴们获得了恶毒的知识。

我看到，那些“卖笑的姑娘”在脏兮兮的地板上，懒洋洋地拖着脚走来走去，看到她们松弛的躯体伴着手风琴那死乞白赖的尖叫和破钢琴那颤抖的音符令人作呕地不断摇摆。看着这一切，我不禁冒出一些模糊的、不安的念头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无聊，想逃离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人非常郁闷。

在面包作坊里，我一提起现在有人正在大公无私地寻求自由之路，寻求人民的福祉，立刻就有人反驳：

“那些姑娘可不这样看他们呢！”

然后，他们就劈头盖脸、厚颜无耻地狠狠嘲笑了我一番，我就像一只好斗的小狗，觉得自己并不比大狗愚蠢，甚至比大狗还勇敢——我也发起狠来了。我开始明白，思考生活跟生活本身都是一样的痛苦。有时候，我心里会冒出一些对这些工友的憎恨，哀其不争。特别让我气愤的是他们的忍耐能力和令人无语的顺从，他们心甘情愿地受那个醉鬼老板疯疯癫癫的作弄。

真是凑巧，正是在这些痛苦压抑的日子里，有一种十分新奇的思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虽说本质上跟我是敌对的，但还是深深扰乱了我的心境。

一个暴风雪之夜，似乎呼啸的狂风正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飘落到地上，把大地盖在一个个的雪堆下面；又像世界末日，太阳落下去了，再也不会升起来。就在这样一个谢肉节^[40]之夜，我从杰连科夫家回面包作坊。我眯缝着眼睛，顶着大风，穿过漫天飞舞的灰白色雪花，往前走着，忽然，摔了一跤，扑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身上。我们两个对骂起来，我说俄语，他说法语：

“哇，魔鬼……”

这倒让我很好奇，我扶他起来站稳，他是个小个子，身体很轻。他推开我，气得直嚷嚷：

“我的帽子呢，见你的鬼！快给我帽子！我快冻僵了！”

我在雪里找到帽子，抖了抖，戴到他那毛发直竖的头上，但他一把摘下帽子，嘴里用俄法两种语言叫骂着，要赶我走：

他猛地往前冲去，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我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了他：他站在那里，抱着根路灯杆子，那路灯已经被风吹熄了。他十分肯定地说：

“列娜，我快死啦……哎，列娜……”

看来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扔下不管，那他八成会被冻死。我问他住哪里。

“这是哪条街啊？”他带着哭腔叫起来，“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啊。”

我拦腰抱住他，拖着他走，边走边问他住哪里。

“在布拉克街，”他哆嗦着，嘟囔着，“在布拉克街……那里有个澡堂，有幢房子……”

他东倒西歪，左右摇晃，弄得我没法好好走路。我听到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

“要是你知道……”他推开我，喃喃说道。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吐词清晰，我觉得他是在炫耀：

“要是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他把手指插进嘴里哈气御寒，摇摇晃晃，差点摔倒。我蹲下来，把他背在背上，继续往前走，他的下巴靠在我的脑袋上，一路抱怨着：

“Situsavais^[41]……我快冻死啦，哎，上帝呀……”

在布拉克街，我好不容易问清楚他是住哪一幢房子，最后我们进了一个小厢房的门廊，这间小厢房隐在漫天大雪的院子深处。他摸索着房门，小心翼翼地敲门，对我嘘了一声：

“嘘！轻点……”

一个穿着红色长睡衣的女人开了门，她端着燃着的烛台，让我们进门后，就默默地退到一旁，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个长柄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对她说，这个男人的双手好像冻僵了，应该给他脱掉衣服，让他躺到床上去。

“是吗？”她声音清脆而年轻。

“应该把他双手放到冷水里泡……”

她默默地用长柄眼镜往屋角一指，那里有一个画架，上面放着一幅画，画的是一条河和一些树。我惊讶地瞟了一眼那女人，她的脸有点怪异，毫无表情，她转身朝墙角的桌子走去，桌上点着一盏带粉红灯罩的灯，她在桌边坐下来，从桌上拿起一张“红心J”扑克牌，仔细查看起来。

“你们家里有伏特加酒吗？”我大声问。她不回答，在桌子上摊着扑克牌。那个我背回来的男人坐在椅子上，低低地耷拉着脑袋，两只红红的手贴身垂着。我把他放到沙发上，给他解开衣服，真搞不懂，一切就像是在梦里。我对面沙发上方的墙面上，挂满了照片，相片中间，隐隐闪现着一个带白丝带蝴蝶结的金色花圈，白丝带的末端印着一行金字：

“见鬼，轻点！”我一开始给他按摩手，他就呻唤起来。

那女人还是一声不吭，心事重重地摊着扑克牌。她鼻子很尖，像鸟嘴，瞪着一双呆滞的大眼睛。她那少女般的双手挠着灰白色的头发，那头发蓬松得跟假发似的。她轻声而清脆地问：

“乔治，你看见米沙了吗？”

乔治一把推开我，急忙坐起来回答：

“他不是去基辅了……”

“是啊，他去基辅了，”女人复述了一遍，眼睛仍然不离扑克牌，我发现她的嗓音单调而呆板。

“他快回来了……”

“是的！快了。”

“是吗？”女人又问。

半裸的乔治滑到地板上，两步跳过去，跪倒在女人脚边，对她说了几句法语。

“我才不会在乎呢。”女人用俄语答道。

“我啊，迷路了，你知道吗？暴风雪啊，好可怕的风啊，我都以为我要冻死了。”乔治一边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面的一只手，一边慌慌张张地说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厚嘴唇的红脸配上黑色的小胡子，显得有些诚惶诚恐。他使劲揉着圆脑袋上鬃毛一般的灰白头发，说话慢慢清晰起来。

“我们明天就去基辅。”女人开口说道，似问似答。

“好吧，明天就去！你该休息了，干吗不躺下休息？已经很晚了……”

“米沙今夜不会回来吧？”

“哦，不会回了！这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吧，去睡觉……”

他从桌子上拿起灯，领着她进了书橱后面的那个小门。我一个人久久地坐着，啥都不想，听着他那轻轻的、略带嘶哑的声音。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在玻璃窗上爬来爬去，融雪化成的水洼怯生生地反射着蜡烛的火苗。屋子里堆满了东西，一种怪怪的、暖暖的气味充斥其间，让人晕乎乎的。

乔治总算出来了，摇摇晃晃地，双手捧着灯，灯罩不时碰着灯泡子。

“她睡下了。”

他把灯放到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房子中央，也不看着我，说：

“呵，该说啥好呢？要是没有你，也许我就冻死了……谢谢你！你是谁啊？”

他侧耳倾听隔壁屋子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浑身哆嗦着。

“这是您的妻子？”我轻声问。

“嗯，我妻子。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他看着地板，声音不大，一字一顿地说道。然后双手又狠狠地挠起脑袋来。

“喝点茶吧，啊？”

他心不在焉地往门口走去，但又站住了，忽然想起他的女用人吃多了鱼肉，被送到了医院。

我提议我自己去烧茶炊，他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他显然已经忘记他的衣服已经脱去了一半，就半裸着身子，赤着脚啪嗒啪嗒走在湿漉漉的地板上，把我引进一间小厨房。他背靠着炉子，又对我说：

“要不是你，我早冻死了，谢谢你！”

忽然，他哆嗦了一下，睁大眼睛盯着我：

“要是我真死了，那她该咋办呢？天啊……”

他一边看着那个黑黢黢的门洞，一边飞快地悄声说：

“你看，她是个有病的女人，她有个儿子，音乐家，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可她还在等他回来，都差不多等了两年了……”

后来，我们一起喝茶的时候，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讲了一些不寻常的话，他说这个女人是个地主，他本是个历史教师，给她儿子做家庭补习教师，后来爱上了她，于是她就离开了她丈夫（一个德国人，男爵）到歌剧院唱歌，尽管她的前任千方百计来破坏她的生活，可他们的同居日子还是过得很幸福。

他讲着讲着，眯缝起眼睛，紧张地打量着那个昏暗、脏兮兮的厨房里的某样东西，那里，炉子旁边的地板都已经烂穿了。他喝着茶，嘴巴不时被烫一下，脸皮也皱缩起来，眼睛直眨巴。

“你——是谁？”他又问我，“哦，面包师，工人。真奇怪，不像。这是咋回事？”

他话音显得有些不安，他疑惑地看着我，是那种受害人的眼神。

我简单说了下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的啊？”他轻轻叹了一声，“哦，原来如此啊……”

他突然兴奋起来，问：

“你知道《丑小鸭》^[43]的故事吧？读过吗？”

他的脸扭曲了，开始义愤填膺地扯着他那嘶哑的、不自然的让我吃惊的尖嗓门叫起来。

“这个童话故事挺能诱惑人的！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想过，为啥我不是天鹅呢？但是，你看……我本来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父亲是个神父，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学习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对，还写过文章，哎，这一切是咋个搞的呢……”

他一下子跳到椅子上，听了一下周围的动静，接着说：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想出来的词汇！生活——没有理性，没有意义。没有奴隶制就没有进化，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就不会有进步。本想让劳动轻松、生活愉快，结果却适得其反，弄得生活更艰难、劳动更沉重。工厂和机器就是为了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这个——真是愚不可及！工人越来越多，可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必须得有的。粮食——这才是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切。一个人需求得越少，他就越幸福，想法越多，那自由就越少。”

或许，这些并不是原话，但这种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而且说得是那么一针见血。那人激动地尖叫一声，惊恐地盯着通往内室的门，听了一会儿动静，又愤愤不平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要的其实并不多：一块面包、一个女人……”

一谈起女人，他的语气就变得神秘起来，那些用词我没见过，那些诗我也没读过——我忽然觉得他很像小偷巴什金。

“贝亚德^[44]、菲娅米塔^[45]、劳拉^[46]、妮农^[47]。”他悄声说出一串名字，都是我不熟悉的，然后，谈到了一些多情的国王、诗人，一边用裸着的半截纤细胳膊打着拍子，一边朗读法语诗。

“这世界是爱情与饥饿的世界，”这是我所听到的一段热烈的耳语，我想起来了，这段话就印在《沙皇就是饥饿》那本小册子的标题下面^[48]，因此这段话在我头脑里有了特殊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慰藉，而不是知识！”

这种观点彻底把我震住了。

我早上离开厨房的时候，墙上的小钟已经六点过几分了。我在灰色的晨雾中踩着雪堆回家，暴风雪仍在呼啸，我想起那个备受欺凌的人愤怒的尖叫，觉得他的话就好像堵在我喉咙的某个地方，很憋气。我不想回面包作坊，不想见人，就披着一身的积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一直晃荡到天蒙蒙亮、大雪里隐约出现行人身影的时候。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历史教师，也不想再遇见他了。可是后来我不止一次听人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毫无益处，说这话的有目不识丁的云游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49]和其他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有教堂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50]的生物学家等许多人。不过，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已经不像初次听到时那样令我震惊了。

就在大约两年前——也就是在我跟历史教师谈过这个话题的三十多年之后，我无意中又听到了相同的思想，我从我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工人口中听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词句。

有一次，我跟这位工人“促膝谈心”，此人苦笑着嘲讽自己是“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似乎只有俄国人才有的简单直率的口吻告诉我：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姆，其实我啥都不需要，什么研究院啊、科学啊、飞机啦，这一切都没必要，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僻静的角落，和一个能随时亲吻的女人，她身心都能忠实于我，这就足够了！您呀，是在照着知识分子的方式评判一切，您已经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了，已经中毒了，对您来说，思想比人高贵，您是否也像犹太人那样认为：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51]

“犹太人可不那样想……”

“鬼知道他们咋个想，这个愚昧的民族！”他答道，把烟头往河里一扔，看着它落下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畔的花岗石长凳子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夜。白天里，我俩都在无谓地劳碌奔波，总想做点有益的善事，但总是徒劳无功。

“您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不是一路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轻声说，“知识分子老是喜欢折腾，他们老早就爱结党造反。就像基督那个空想家，为了让大家上天堂而瞎胡闹一样，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也都是为着乌托邦在瞎胡闹。只要有一个空想家出来造反，那所有的废物、坏蛋、地痞流氓都会跟着他瞎胡闹——因为他们气急败坏，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地位。工人们为了革命而起义，他们要求公平地分得工具和劳动产品。就算他们最终夺取了政权，您以为他们是想建立国家吗？不会的！他们会各自散去，因为害怕，都各自去找安静的小窝了……”

“您说机器吗？它会把我们脖子上的套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手脚捆得更牢实。我们并不需要机器，不要没事找事，我们要从多余的、不必要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人都想平静地过日子，但是，工厂与科学不能给人带来平静，一个人要的并不多，我只需要一个小房子，干吗要去给城市添堵？城里人打堆住在一起，那里又是自来水管道，又是下水道，还有电气设备。不要这些你试试看，那生活可就轻松多了！唉，我们有太多多余的、没用的东西，这都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真是害人精！”

我曾说过，世上没有谁像我们俄国人这样深入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我们俄国人在精神上是最自由的，”这个工人笑了笑，“不过，您别生气，我敢说我们有成百上千万人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应该简单点儿，那样，人们的日子才会过得称心……”

我很了解这个工人的思想履历，他从来都不是什么“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

跟他谈了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成百上千万俄国人只是因为想摆脱劳动、追求安逸，才来忍受革命的艰难困苦吗？干最少的活，享最大的福，这种口号就像所有那些超现实的事物，比如各种乌托邦一样，相当有诱惑力。

于是，我想起了易卜生^[52]的一首诗：

杰连科夫的铺子只能贡献自己的微薄收入，而需要资助的人和“琐事”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儿法子了。”安德烈·杰连科夫摸着胡须，忧心忡忡地说道，内疚地微笑着，心情沉重地叹着气。

我觉得此人认为自己被判了要一辈子帮助别人的“无期徒刑”，虽说甘心接受这种惩罚，但有时还是会觉得很难受。

我好几次用不同的话来问他：

“您为啥要这样做呢？”

他显然没搞懂我提问的用意，回答“为啥”这个问题时，他书生气十足地、令人费解地谈起人民的苦难生活，谈到教育民众、启发民智、普及知识的必要性。

“哦，你是说人们想获得知识、寻求知识，是吧？”

“对，是啊！那是当然！您不是也这样想吗？”

是的，我也想获得知识。不过，我又想起了那个历史教师的一段话：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慰藉，而不是知识！”

这类尖锐、振聋发聩的思想观点对刚满十七岁的人是有害的，随着人们多次接触这种思想，它会渐渐变得没有那么尖锐，而人们也渐渐不会有什么收益了。

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人们总是喜欢听有趣的故事，因为这能使他们暂时忘却沉重但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中“虚构”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喜欢听。特别有趣的书里都有很多美丽的“虚构”情节。简言之，我完全是在“腾云驾雾”。

杰连科夫打算开个面包店^[54]。记得当时精算过，这种行当每投一个卢布至少可以赚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作为老板的“亲信”，我义不容辞地成了面包师的“助手”，负责监视面包师，让他不敢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好的面包。

于是，我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转到一个小小的但干净一些的地下室，打扫这个地下室也是我的职责。我面对的不再是四十个人的班组，而是一个人。此人两鬓花白，尖尖的山羊胡子，干瘦蜡黄得像熏过的脸，一双若有所思的黑眼睛和一张奇怪的嘴巴：小小的，像鲈鱼的嘴，肥厚的嘴唇嘟起来，一副随时想接吻的架势；眼睛深处闪着一丝嘲弄人的神情。

这个面包师当然要偷东西——开工的头一天晚上，他就“顺手”把十个鸡蛋、约三俄磅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挪到一边。

“这个，这是要给谁？”

“这些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和和气气地说道，皱起鼻梁补了一句，“一个很——很可爱的小姑娘！”

我本想让他明白偷盗是种犯罪行为。可是，不知道是因为我不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还是连我自己都没说服自己——我的话没有发挥啥效力。

面包师躺在装生面团的大木箱子上，望着窗外的繁星，吃惊地喃喃道：

“他还教训起我来了！头次见面就训人！论岁数，我比他大三倍呢，真是滑稽……”

他眺望着星星，问我：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在哪家干过？在谢苗诺夫那里？就是闹过暴动的那家吧？^[55]哦，看来，我梦见过你……”

几天后，我发现此人能随时进入梦乡，而且什么姿势都可以，甚至站着靠在铁锹上就能睡着。睡觉的时候，他的眉毛微微抬起，脸盘子是一副怪相，露出带讽刺意味的惊讶表情。他喜欢听关于宝藏和梦境的故事。他很有把握地说：

“我能一眼看穿大地，它就像一个大馅饼，里面填满了各种宝藏：一罐罐的钱、一箱箱的财宝、到处都是生铁，都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不止一次梦见熟悉的地方，比如那个澡堂，在澡堂角落里严严实实埋着一整箱银盘银碗。我睡醒后就趁着夜色去挖，挖了一俄尺半。^[56]，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些煤炭渣和一个死狗脑袋。这就算是找到了！忽然，哗啦一声！窗户玻璃碎了，有个婆娘声嘶力竭地狂叫：‘门卫，有贼啊！’我当然跑掉了，要不，准要挨顿毒打。真好笑。”

我常常听他说这个词“真好笑”，可这个名叫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的面包师自己并不笑，只是带着笑意眯缝起眼睛，皱起鼻梁，撑大鼻孔罢了。

他的梦其实并不稀奇古怪，只是跟现实生活一样无聊而荒唐而已。我不明白：他为啥对自己的梦境津津乐道，而关于他周围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却总不喜欢提起？^[57]

有件事轰动了全城：一个茶叶富商的女儿因为被强迫出嫁，刚从教堂婚礼下来就开枪自杀了。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跟在她的灵柩后面，有好几千人呢，大学生们在她的坟墓前发表演说，警察驱散了他们。面包作坊隔壁的小店铺里，大家都在大声说着这个悲剧。店铺里面的那个房间挤满了大学生，愤怒、刺耳的话语传到了我们这边的地下室。

“这个姑娘，是因为出嫁前挨打挨少了吧！”卢托宁说道，紧接着又对我说：

“就像我在池塘抓鲫鱼，突然，警察来了：‘不准动！你好大的胆子！’我无处可逃，就往水里一钻，然后——就醒了……”

不过，虽说他不大留意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就觉得这个面包店有点不大寻常，铺子里做生意的竟然是两个喜欢读书的不懂行的姑娘——面包店老板杰连科夫的妹妹杰连科娃和她的女友，这个女友是个大个子，白里透红的脸蛋儿，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大学生们常常来面包店，在铺子里屋一坐下来就是好一阵子，他们时而嚷嚷，时而耳语着什么。店老板很少出现，而我这个“打下手”的，俨然就是这家面包店的掌柜。

“你是老板的亲戚吗？”卢托宁问，“或许，他要招你做妹夫吧？是吧？真好笑。那些大学生干吗老来这里溜达呢？是来找姑娘吧……就是啦。嗯，有这个可能……尽管这两个姑娘还算不上十分标致……这帮大学生啊，比起追女孩，大概更想来这里吃白面包吧。”

几乎每天清晨五六点钟的时候，面包作坊临街的一个窗口前，总会出现一个短腿姑娘，她的全身是由各种尺寸的半圆球组成的，就像一个装满西瓜的布袋子，她那双赤裸的脚一放进我们地下室窗前的凹坑，就打着呵欠嚷嚷开了：

“瓦尼亚！^[58]”

她戴着花头巾，下面露出几绺卷曲的淡黄色头发，就像一个个小圆圈儿、小圆球似的挂在她红通通圆鼓鼓的脸蛋和低低的额头上，挠着她那还没睡醒的眼睛。她慵懒地用一双小手把头发从脸上拂开，手指头像婴儿似的好笑地揸开着。真有趣——跟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能谈些啥呢？我叫醒面包师，他问她：

“你看看吧。”

“睡得咋样？”

“嗯，干吗问这个？”

“梦见啥啦？”

“不记得了……”

城里一片寂静。其实也不尽然——某处传来清道夫扫帚的沙沙声，刚刚睡醒的麻雀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初升太阳的温暖光线射在地下室的窗玻璃上。我很喜欢这样深沉的早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毛茸茸的手，去抚摸那小姑娘的光脚。她木然地随他摸，没有一丝笑容，眨着绵羊般的眼睛。

“佩斯科夫，把奶油面包取出来吧，是时候了！”

我从炉子里取出铁烤盘，面包师从上面抓了十来个奶油面包、千层面包、梭形面包，扔到小姑娘张起的裙摆上，小姑娘把滚烫的奶油面包在两手间抛来抛去，用黄色的羊牙齿咬着吃，被烫了嘴，气得哞哞地呻吟起来。

面包师得意地看着她，说：

“把裙摆放下来，不害臊的姑娘……”

等她走后，他在我面前炫耀道：

“看到没？像个小母羊，满头鬈发。我嘛，老弟，有洁癖，不跟娘们儿混，只跟小姑娘玩。这是我的第十三个了！她是尼基福内奇的教女。”

听着他那得意扬扬的话，我暗想：

“难道，我也要这样生活吗？”

我从炉子里取出论重量卖的白面包，捡了十到十二个大圆面包放到一个长板子上，急忙送到杰连科夫的铺子去，然后回来给盛两普特重东西的篮子装满小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跑着送到神学院，以便赶上大学生们的早茶。我站在大食堂的门口，把白面包卖给大学生们，有的赊账，有的给现钱，一边卖，一边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神学院有个教授古谢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死敌。有时，在我篮子里的面包下面放着几本小书，我得悄悄把它们塞到某个大学生手里，有时，大学生们也会把书和字条藏到我的篮子里。

每周一次，我得跑趟远门——去“疯人院”，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在那里用病人做实例给大学生们讲课。有一次，他给学生们看一个患狂躁症的病人，此人出现在教室门口，个子高高的，穿一身白色的病号服，戴顶尖帽子，像一只袜子，我忍不住笑了一声，他在我身边停留了片刻，瞟了我一眼，我后退了一步，仿佛他那黑黢黢的、火辣辣的犀利目光直接打到我心坎上似的。当别赫捷列夫揪着胡子一本正经地跟病人谈话的时候，我悄悄用一个手掌抚摸着脸颊，就像被热灰烫着了似的。

病人说着一口浑厚的男低音，他像是在要求着什么，气势汹汹地从病号服的袖筒里伸出一只长长的手，手指甲也是长长的，我觉得他的整个身子都奇怪地拉长了，越来越长，凭着这只乌黑的手，他无须挪动位置就能够到我，并一把抓住我的喉咙。他那瘦骨嶙峋的脸上，深陷的黑眼眶里，一对黑眼睛闪着又凶又恶的犀利目光。大约二十来个大学生仔细打量着这个戴着一顶古怪尖顶帽的人，有几个学生在微笑，大多数人在凝神思索，面容悲伤，他们的眼神跟他那灼热的眼神相比，就显得太寻常了。这个疯子很可怕，身上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确实有那个气势！

大学生们像不会说话的鱼似的沉默着，只听见教授那清晰的话音，他的每个问题都招来病人一阵低沉嗓音的厉声呵斥，这声音就像是从地板下，从死气沉沉的白墙里发出来似的，这病人的举止就像大主教似的迟缓而威严。

深夜，我写了一首关于狂躁病人的诗，给他取名“众王之王，上帝的朋友和顾问”，这人的形象在我心里驻留了很长时间，弄得我心神不宁。

我每天要从晚上六点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中午睡觉，所以只有在工作的空当，也就是揉好一个面团，而另一个面团还没发酵，以及把面包放进炉子烘烤的时候，才有时间读书。随着我渐渐摸到了手艺窍门，面包师要干的活也越来越少，于是他带着亲切的惊讶语气“教导”我：

“你呀，很能干，过个一两年，你就是一名面包师啦。真好笑。你还年轻，人们不会听你的，不会把你当回事……”

他不赞成我一门心思读书：

“你最好别读书了，睡觉去吧。”他常常关心地说，但从没问过我读的是些什么书。

各式各样的梦、关于宝藏的各种幻想和那个圆滚滚的短腿小姑娘，让他忙得不亦乐乎。那个小姑娘常常深夜才来，他要么带她到过道中堆着的面粉袋子上去，要么，如果天冷的话，就鼻梁一皱，对我说：

“你出去半个小时吧！”

我边往外走，边想：“这种恋爱怎么跟书上写的大不一样啊……”

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常给她烧茶炊，但尽可能避免见到她——跟她在一起有些不大自在。她那双孩童般的眼睛老是直勾勾地看着我，简直让人受不了，头几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这双眼睛深处在微笑，我感觉那是一种嘲笑。

我力气太大，因此显得很笨拙，面包师看我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袋，不无遗憾地说：

“你的气力抵得上三个人，可就是不灵活！就算你个子高，那还是——一头公牛……”

尽管我读了不少书，喜欢读诗，而且还开始写诗，但我仍然说着“自己的话”。我觉得“自己的话”虽然沉重、尖刻、刺耳，但只有它们才能表达我内心最深处的复杂思想。有时，为了抗议那些跟我格格不入的、令我愤愤不平的事情，我会故意说粗话。

我的老师之一，一位数学系的大学生，就常常说我：

“鬼知道您说的啥，那不是话，是秤砣！……”

总的说来，我对自己也不满意，这种情形时常出现在少男少女身上；我觉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脸盘颧骨较高，像个卡尔梅克人^[59]的脸，嗓音也不中听。

老板的妹妹动作灵活、迅速，像只空中飞舞的燕子，我觉得她那灵巧的动作跟她那圆滚滚、软绵绵的身段不大协调。她的姿势和步态有点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快活，她常常大笑，听着这爽朗的笑声，我想：“她想要我忘记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吧？”我可不想忘记这个，我看重不寻常的事情，我得知道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

有时，她问我：

“您在读啥书？”

我简短回答了她，很想问她：

“您干吗想知道这个？”

有一次，面包师爱抚着短腿小姑娘，带着醉意对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唉，最好去老板妹妹那里，干吗要放过这机会呢？要知道那些大学生……”

我向他保证，要是他再说这样的话，就用秤砣敲碎他的脑袋，然后就去了过道，到堆放的面粉袋那里去了。透过没有关严实的门缝，我听到卢托宁说：

“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他饱读诗书，整天像个疯子似的过日子……”

门洞里，老鼠们在吱吱叫着乱窜，面包作坊里，小姑娘在哞哞地呻吟。我走到院子里，小雨正懒洋洋地、几乎悄无声息地飘洒着，不过还是有些闷，空气中满是烧过的炉渣味——有树林烧起来了。已经过去大半夜了，面包店对面有房间开着窗户，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有人哼起了歌：

我设想着玛丽亚·杰连科娃躺在我的一双膝盖上，就像那个躺在面包师卢托宁双膝上的小姑娘，但整个觉得这完全不靠谱，甚至有点可怕，简直匪夷所思。

和声中那个浑厚的男低音“喔”显得特别突出。我弯下身子，双手支在膝盖上，望着一个窗户；透过窗帘的镂空花边，我看到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淡蓝色灯罩下，一盏小灯照着灰色的墙壁，灯前，一个姑娘面朝窗户坐着，正在写着什么。她抬起头，用红笔套把鬓角的一绺头发捋了一下。她眯缝着双眼，露出了微笑，慢慢把信叠起来，装入信封，用舌头沿着封边舔了一下，就算封好了，然后，把信封扔到桌子上，伸出比我小指头还要小的食指朝信封狠狠点了几下，然后，又拿起信封，皱着眉头拆开信封，看了一阵，又塞进另一个信封，粘好，伏到桌子上写地址，然后拿着信封在空中挥舞，就像拿着一面白色的旗帜。她旋转着，拍着手，朝屋角走去，那里有一张她的床，随后从那里走出来，脱掉短褂子，露出像酥油饼一般圆润的肩膀，她从桌上拿起灯，消失在屋角里。当你观察一个人如何独自面对自己时，你会觉得他就是个疯子。我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一个姑娘家独自住在那个狭小房间里，这该是多么奇怪的生活啊。

然而，当那个棕红头发的大学男生来看她，压低嗓门，近乎耳语地跟她说了什么，她整个身子蜷缩起来，变得更小了，她怯怯地看着他，双手藏到背后或者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发大学生，很不喜欢。

短腿小姑娘裹着头巾，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咕哝着：

“快进作坊吧……”

面包师一边从大箱子里掏面团，一边跟我说起他的这个小情人是如何温柔体贴、如何孜孜不倦，而我则暗想：

“这样下去，我该如何是好？”

我感觉就在近处，某个角落里，一场灾难正等着我。

面包店的生意很兴隆，杰连科夫在找一个面积更大的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帮手。这太好了，我的活儿实在太多，忙都忙不过来，累得头昏脑涨。

“到了新作坊，你就该是高级助理了，”面包师给我打了包票，“我要跟老板说，叫他每月给你十个卢布。就这么定了。”

我心里明白，有我这个“高级助理”，他会很省心，他不爱干活儿，而我则喜欢干活儿，疲倦对我有好处，能够消除内心的恐惧，抑制性本能的旺盛需求。只是没法读书了。

“真太好啦，你把读书给戒了，老鼠会吃了它们的！”面包师说道，“难道你没做过梦吗？也许，还是做过，只是不愿说出来吧！真好笑。要知道，把梦说出来是最没害处的事啦，没啥好担心的……”

他对我很亲切，甚至对我还有那么几分尊重。要么，就是害怕我这个老板的“眼线”，虽说这并没妨碍他天天不露痕迹地偷面包。

外婆过世了^[61]。下葬后七周，我才从表哥的来信中得知了她的死讯。这封简短的、没有逗号的信里说，外婆在教堂台阶上收施舍，摔了一跤，折了一条腿，到第八天，突发坏疽病去世了。后来我才打听到，我的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以及表姐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这些年轻人就靠着老太婆过日子，吃她讨来的施舍，他们就没想到叫大夫来给她治病。

信里是这样说的：

她安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公墓我们大家给她送葬还有那些叫花子他们都爱她都哭了。外公也哭了把我们都赶走一个人留在墓地我们从远处灌木林看着他哭他也快死了。

我没有哭，只记得像有一股刺骨的寒风袭来。夜里，坐在劈柴垛上，我很想跟某人讲讲外婆，讲她是多么真诚、聪明，是所有人的母亲。这个沉重的念头压在我的心头很久，但是无人可讲，就一直没说出去，渐渐地，就淡漠了。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这段日子，是在读了契诃夫的那篇真实得令人吃惊的讲一个马车夫跟马儿谈自己儿子之死的短篇小说^[62]之后。很遗憾，在那段极度悲伤的日子里，我身边既没有马儿，也没有狗儿，更没有想到去跟耗子谈自己的悲苦——面包作坊里倒是有不少耗子，我跟它们处得还不错。

警察尼基福内奇开始像老鹰似的在我附近转悠。他体态匀称、健壮，头发像银色的鬃毛，有一把精心剪过的又宽又密的胡子。他津津有味地咂巴着嘴，看着我，就像看着一只圣诞节前宰杀的鹅似的。

“听说你喜欢读书，对吧？”他问我，“都读些啥样的书呢？举个例子吧，比如，是圣徒传，还是《圣经》呢？”

“我平时读《圣经》，也读圣徒传，”这让尼基福内奇吃了一惊，看来，是把他给弄糊涂了。

“哦，真的吗？读书可是件合法的好事啊！那——托尔斯泰伯爵的文章你也偶尔读一些吧？”

我也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不过，好像不是那些让警察感兴趣的文章。

“这些，都是那些大家都在写的普普通通的书，不过，听说其中一些是反对神父的，那倒是可以读读！”

我读过他几本胶印版的书^[63]，但觉得太枯燥乏味。我明白，关于这些书没必要跟警察较劲。

经过几次在街上的边走边谈，老警察就邀我去他家做客了：

“到我岗亭来喝茶吧。”

我嘛，当然明白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我还是想去他那里看看。我找一些聪明人商量此事，都认为若是我回避这个岗警的一番好意，那恐怕会引起他对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我就到尼基福内奇的岗亭做客去了。这个小陋室的三分之一是俄式炉子，三分之一是一个挂着印花布帐子的双人床，床上有好些个带大红布枕套的枕头，剩下的空地放着碗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窗前的一个长凳子。尼基福内奇坐在长凳子上，解开了制服扣子，他的身躯挡住了这个小房间的唯一一个小窗户，我旁边坐着他的老婆，这是个胸脯丰满、二十岁左右的女人，红红的脸蛋上，那双狡猾而凶狠的眼睛呈奇怪的瓦灰色，她那鲜红的嘴唇任性地鼓着，嗓音有些干涩，带着怒气。

“听人讲，”警察说道，“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常去你们的面包作坊，这个淫荡下流的小婊子，我看所有的娘们儿都是这个德行。”

“都是？”他老婆问。

“没一个不是！”尼基福内奇坚决地肯定道，胸前的奖章晃得直响，就像马晃着身上的马具似的。他仰头喝掉一小碟茶，又兴致勃勃地讲起来：

“从最下等的站街妓女……到最高等的女皇，没一个不荒淫不下流的！示巴女王^[64]穿过两千俄里^[65]荒漠去找所罗门王，也是为了荒淫。叶卡捷琳娜女皇虽号称大帝，还不是这样……”

他将一个锅炉工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个锅炉工跟女皇过了一夜，然后就飞黄腾达起来，从军士一直升到将军。他老婆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舔舔嘴唇，在桌子下面用腿碰我的腿。尼基福内奇口齿伶俐，爱讲荤话，而且，不知不觉地，话题就变了：

“比如，那个一年级大学生普列特涅夫。”

他老婆叹口气，插了一句：

“他人长得不咋样，可还算不错吧！”

“普列特涅夫先生。”

“首先，他还不是先生，要等毕业后，才能叫他先生，他暂时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这样的大学生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第二，你说他还算不错，这是啥意思？”

“他年轻、快乐呗。”

“首先，草台戏班子里的小丑也是快乐的……”

“那些小丑是因为钱才快乐。”

“闭嘴！其二，老狗也曾经是小狗，姜还是老的辣……”

“小丑就跟猴子一个样……”

“我再说一遍，叫你闭嘴！听到没？”

“哦，听到了。”

“那就好……”

尼基福内奇驯服了老婆，转来劝我：

“嘿，你该跟普列特涅夫认识一下，他可真有趣！”

他八成在街上看到过我和普列特涅夫一起，或许，还不止一次，我说：

“我们认识。”

“是吗？这样啊……”

他的话音里有些懊丧，接着猛地晃动身子，胸前的奖章又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我一下子警惕起来：我知道普列特涅夫正在用胶版印某种传单。

他老婆一边用腿碰我的腿，一边调皮地挑逗老头子，而他，就像孔雀开屏似的，炫耀着他的花言巧语。他老婆的恶作剧搅得我心神不宁，无法专心听他说话，稍一走神，他的嗓音又变了，变得更轻更郑重其事了：

“有条看不见的线，明白吗？”他问我，睁着圆圆的眼睛盯着我的脸，像是在害怕着什么，“你姑且把沙皇陛下看成一个蜘蛛……”

“喔呀，瞧你！”那女人惊叫起来。

“你，住嘴！蠢货，这么说是为了浅显易懂，不是有意诽谤，母狗！快去收拾茶炊……”

他眉头往上一挑，眯缝起眼睛，继续煞有介事地往下讲：

“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像一个蜘蛛网，以亚历山大三世沙皇陛下皇室及其他人为中心，穿过各个内阁大臣，再穿过各个省长大人、各级官僚，一直到我，甚至到最下等的士兵。这条线无所不通，无所不连，像一座无形的城堡，维持着沙皇统治的万世永固。但是，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却想方设法要扯断这条线，好像他们是为了人民似的！”

他身子朝着我探过桌面，恶狠狠地悄声说：

“你明白没？明白就好。我干吗跟你说这些？你的面包师老夸你，说你这小伙子聪明、老实，还打着光棍。可是，那些大学生老往你们面包店钻，整晚整晚地待在杰连科娃那房里。要是只有一个大学生，那还清楚，但要是很多大学生呢？嗯？我不好说大学生坏话，今天他是大学生，明天他就可能是检察官的同事呢。大学生们都是好样的，只是他们太急于出人头地了，而沙皇的敌人们在不断挑唆他们！明白不？我还要跟你说……”

还没等他说出口，房门忽然大开，进来一个红鼻子小老头，头上的鬈发扎着一个小皮扣，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已经喝醉了。

“我们来杀盘跳棋吧？”他高兴地说，浑身洋溢着一股子俏皮劲儿。

“我的老丈人，老婆的父亲。”尼基福内奇垂头丧气，很不爽地说道。

过了几分钟，我就告辞走了。那个调皮捣蛋的少妇在我身后关上门，顺手拧了我一把，说：

“多红的云彩啊，像火焰一样！”

天上有一块小小的金黄色云朵，正在慢慢散去。

虽然不想得罪我的那些老师们，但我还是得说，这个老岗警比他们更透彻更直白地跟我讲清楚了国家的政权架构。上面某个地方坐着一只蜘蛛，从它那里伸出许多“看不见的线”，牢牢地连接和束缚着全部的生活。很快，我就学会了随处察觉这种线结成的各种结结实实的圈套了。

天黑尽后，关了店门，女老板玛丽亚·杰连科娃把我叫到身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受人委托来打听岗警跟我说了些什么。

“啊，我的上帝！”她听完我的汇报后，惊得大叫一声，然后就像只耗子似的从屋子这个角落窜到那个角落，连连摇头，“对了，面包师没问你啥吧？他的情人原来是尼基福内奇的亲戚啊，是吧？得把他赶走。”

我靠着门框站着，皱着眉头看着她。她咋能如此随意地说出“情人”这个词呢？这让我很不爽。她要赶走面包师的决定也让我郁闷。

“您可得当心。”她说道，像往常一样，她那直勾勾的眼睛让我局促不安——仿佛在问我那些我搞不明白的事情。她一下子站在我面前，背着双手：

“您干吗老是这么不开心呢？”

“我外婆不久前才去世。”

这似乎让她觉得有些好玩，她微笑着问：

“您很爱她？”

“是的。您还需要了解些啥呢？”

“不需要了。”

我走了。那天夜里，我写了一首诗，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倔强的话：

“您啊，总在装腔作势！”

这件事后，就决定让大学生们尽量少到面包店来。见不到他们，我读书时遇到搞不懂的地方，就找不到人问了，于是我就把感兴趣的问题记在本子上。但有一次，我实在太累，就趴在本子上睡着了，面包师看到了我做的笔记，叫醒我，问：

“你这是写的啥啊？‘为什么加里波第没有赶走国王……’^[66]谁是加里波第？咦，难道连国王都可以赶走吗？”

他气得把笔记本一下扔到面团箱子上，钻到地坑去烘面包去了，还不住地抱怨：

“你倒是讲讲，他凭啥赶走国王？真好笑。这些念头你都该戒掉，书呆子！大约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就像抓老鼠似的抓了好些个你这样的书呆子，嗯。哼，就算没这些，尼基福内奇也盯上你啦，你呀，就别再赶走国王啦，这可不像赶走一只鸽子！”

他好心好意地跟我说了一通话，而我却没法随心所欲地回应他——他们禁止我跟面包师说“危险的话题”。

城里流传着一本很轰动的小书，人们读着，争论着。我请求兽医拉夫罗夫给我弄一本，可他悲观地说：

“这个啊，老弟，你就别指望啦！不过，这几天有人要在一个地方读这本书，或许，我可以带你去那里……”

圣母升天节^[67]的深夜，我走在阿尔斯科耶波列旷野上，穿过黑暗的夜幕，紧紧跟着兽医拉夫罗夫的背影，他离我有五十俄丈^[68]的距离。旷野里十分荒凉，空无一人，但我还是按照拉夫罗夫的嘱托：“要有备无患”，边走边吹着口哨，哼着小曲，扮成“喝醉了的作坊工人”。我头顶上，懒懒地飘过片片乌云，云缝中，月亮像一个金球似的滚动着，云影掠过大地，水洼泛着白银和钢铁般的亮光。背后，是城市轰隆隆的喧嚣。

我的带路人在神学院后面的一个果园栅栏旁停了下来，我快步赶上他。我们悄悄爬过栅栏，穿过茂密的果园，一路碰着果树枝，大滴大滴的水珠不断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在一处房子的墙脚停下来，轻轻敲着一个紧闭着的护窗板，一个大胡子打开窗板，我看到他身后漆黑一片，听不到一点声响。

“从雅科夫那里来的。”

“爬进来吧。”

一片漆黑中，隐约感觉里面有不少人，不时听到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和耳语。有人划燃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脸，我看到墙根地板上有好些黑黢黢的人影。

“都到齐了？”

“拉上窗帘，别让光从窗板缝透出去。”

一个义愤填膺的声音吼起来：

“是哪个聪明人把我们召集到这死屋里来的？”

屋角燃起了一盏灯。屋子里很空旷，没有家具，只有两个箱子，箱子上搭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像寒鸦坐在篱笆墙上似的，坐了五个人。那盏灯也放在一个竖起的箱子上。靠墙脚的地板上坐着三个人，窗台上坐着一个长发小伙子，他有一张苍白的瘦脸。除了他和大胡子，其余人我都认识。大胡子用浑厚的男低音说他要读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是“前民意党人”^[69]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写的。

黑暗里的地板上有人一声怒吼：

“我们早就知道啦！”

这种神秘的气氛令我既兴奋又愉快；神秘的诗，是最高级的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教堂里做早祷的信徒，不禁想起古罗马时期第一批基督徒的地下祈祷室^[70]。屋子里满是浑厚的男低音，但吐词还是很清晰。

“胡——胡扯！”角落里又有人吼起来。

那边一个暗处，一个铜器神秘而模糊地闪着光，就像古罗马武士的头盔。我猜这是炉子的通风口。

屋子里嗡嗡响着低沉的嗓音，黑暗中混着一些嘈杂的激烈言辞，完全搞不清楚谁在说话，说的是什么。在我头顶窗台上，有人嘲笑着大声质问：

“我们究竟读不读啊？”

说这话的是那个长发白脸小伙子。大家一下子沉默下来，只听见朗读者的男低音。人们划燃火柴，烟卷的红光一闪一闪的，照亮了沉思的人们，他们有的眯缝起双眼，有的睁大双眼。

朗读的时间长得实在有些疲沓，我都听累了，尽管我喜欢尖锐而激烈的言辞，这类言辞常常能浅显直白地表达出具有说服力的思想。

不知咋的，朗读一下子中断了，霎时间，屋子里满是愤怒的吼声：

“铜币响叮当……”

“这是向英雄的鲜血吐唾沫。”

“这是在格涅拉洛夫^[71]、乌里扬诺夫^[72]被处死之后……”

从窗台上又传来小伙子的声音：

“先生们，能不能就事论事，认真地提出反对意见，不要这样谩骂、指责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不大听得懂他们的争论，要盯住他们那不断跳跃的思想是有些难度的，而且那些争论者显露出来的自负常常让我怒不可遏。

那个窗台上的小伙子俯下身子问我：

“您是那个面包工佩斯科夫吗？我是费多谢耶夫。我们该认识一下了。说实话，这里啥事儿也做不了，一闹起来就没个完，没啥收获。我们走吧？”

我曾经听人说起过这个费多谢耶夫^[73]，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我喜欢他那神经质的苍白面容和深邃的目光。

我们一起在旷野上走着，他问我在工人里有没有熟人，读些什么书，闲暇时间多不多，而且还说：

“我听说过你们这家面包店，很奇怪您在干这种无聊的事，您干吗要这样呢？”

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该干这些事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很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开朗地微笑着，他告诉我，他后天要离开此地三周时间，回来的时候再告诉我，我们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会面。

面包店的生意十分兴旺，我手头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自从搬到新的面包作坊，我的活儿就增加了不少，我不仅要在作坊里干活儿，还要给私人住宅、神学院、“贵族女子中学”送小白面包。那些女学生们在从我的篮子里挑奶油面包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些小便条，于是，我常常在这些漂亮的纸条上惊讶地看到那些用半孩子体的字迹写的下流话。我总是有种怪异的感觉，每当这一大群快乐、纯洁、眼睛明亮的贵族小姐围着篮子，搞笑地做鬼脸，用粉红的小爪子翻捡一堆小白面包时，我一边看着她们，一边竭力猜测是谁给我写了那些厚颜无耻的字条，莫非，她们不知道羞耻的含义？我不禁想起那些个肮脏的“烟花柳巷”来：

“难道那个‘看不见的线’从‘烟花柳巷’延伸到这个女子中学来了？”

其中一个胸脯丰满、留着一条粗辫子的黑发小姑娘在走廊里拦住我，着急地低声跟我说：

“如果你能把这个纸条按地址送到，我给你十个戈比。”

那温柔的黑眼睛噙着泪水看着我，她紧紧抿着嘴唇，脸颊和耳朵泛着红晕。我大大方方地拒绝了她的十个戈比，拿了纸条，交给了一个高等法院法官的儿子，这是个脸上有肺病红晕的高个子大学生。他接过纸条，要给我五十戈比，默默地心事重重地数着一个个铜币，当我告诉他我不要钱时，就把铜币塞回裤兜里，但没放进去，铜币稀里哗啦撒在了地板上。

他惊慌地看着那些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四下滚去，使劲揉搓着双手，搓得指关节咔咔作响，难受地喘着气，喃喃说道：

“现在该咋办呢？好吧，再会！我需要好好想想……”

我不知道他想出些啥办法没有，但我很为那位贵族女孩惋惜。不久，她就从贵族女子中学消失了，过了大约十五年，我们再度相遇时，她正在克里米亚半岛一个中学当教师，其时，她已经得了肺结核，一谈到人间的事情，总带着失意人愤世嫉俗的神情。

送完面包后，我才躺下睡觉，晚上还要上夜班，半夜要把烤好的奶油面包送到面包店，面包店就在市剧院旁边，晚场散场后，观众就顺便到我们店里来狂吃热腾腾的千层面包。这之后，就去揉论重量卖的大面包和法式小面包的生面团，双手揉十五到二十普特重的面团——这活儿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我又睡两三个钟头，接着又去给各个地方送面包。如此周而复始，一天又一天。

可我老是想传播“合理、善良和永恒的事物”^[74]。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善于讲生动的故事，丰富的阅历和博览群书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精彩的故事，然后在此基础上随意延伸那条“看不见的线”。我认识一些克列斯托夫尼克夫工厂和阿拉夫佐夫工厂的工人，跟我走得特别近的是老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此人几乎干遍了俄国的所有织布厂，心眼灵活，不安分。

“我行走江湖五十七年啦，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75]，我的小强盗，我的新小梭子啊！”他瓮声瓮气地说着，一双患病的灰色眼睛在墨镜后微笑着，这副墨镜是他自己用一根铜丝连接起来的，因此在他的鼻梁和耳朵上看得到一些铜氧化后留下的绿色斑点。织布工们叫他“德国佬”，因为他每次刮胡子的时候，总要在上嘴唇留一撮紧凑的小胡子，下嘴唇下方留一绺浓密的灰白胡子。他中等身材，宽胸阔背，快活中带些伤感。

“我喜欢去马戏团看马戏，”他把那光秃秃的生着小疙瘩的脑袋往左肩一歪，说道，“那马儿本来是个家畜，怎么训练出来的，啊？真让人高兴。我怀着崇敬看着那畜生，心想：这么说来，人也可以这样通过训练变得聪明一些。马戏演员给畜生吃糖就把它给驯服了，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小卖铺买些糖来，我们的心灵需要糖，这会是一种关爱！所以啊，小伙子，平时待人要有爱啊，我们之间不要用一块劈柴来解决问题，对吧？”

他自己待人却并没有什么关爱，跟人说话老是半带蔑视半带嘲笑，争论中总是一个劲儿地用简单的大吼大叫来极力压制对手。我是在啤酒馆认识他的，当时大伙儿正要揍他，而且已经打了他两下了，我冲进去拖走了他。

“他们把您打痛了吧？”我问，我们冒着秋天的细雨，走在黑夜里。

“哦，这能算挨打吗？”他冷冷地说道，“等等，你干吗称呼我‘您’？”

从此我们就熟悉了。起初，他老是俏皮地变着法子嘲笑我，但当我告诉他，“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里所起的作用时，他若有所思地惊叹道：

“看来，你并不笨，一点儿也不笨！对吧？……”然后对我像慈父般地关怀，甚至叫我名字的时候加上了父称^[76]。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的可爱的小锥子，你的想法是对的，只不过没人会信你，这没好处啊……”

“那您信我不？”

“我啊，是条短尾巴的丧家犬，而人们大都是些名贵狗，每只狗的尾巴拉拉杂杂地挂上了各种刺草：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每只狗都恋着自己的狗窝，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那里，在莫罗佐夫工厂就是这样的！谁冲向前面，谁的脑门就会被打破，脑门可不是屁股，打破了可要痛很久的啊。”

但自从他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克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后，说话方式就有些不同了。雅科夫患有肺病，是个吉他手，熟读《圣经》，却又极力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常常一边四下吐着烂肺里带血的浓痰，一边拼命狂热地证明：

“第一，我完全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77]，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同时，我并不是个善良的人，不是，绝对不是！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者虽然知道，但要帮我却力不从心，或者虽然能够帮我，但却不愿意。第三，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并不仁慈，其实，他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编造出来的，这都骗不了我。”

鲁布佐夫惊得哑口无言，气得面色暗淡，破口大骂起来，但雅科夫引用了《圣经》上的一段圣词，让他消了气，弄得他无话可说，呆呆地蜷缩起来。

一开口说话，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就变得可怕起来。他面孔黝黑、瘦削，头发卷曲而乌黑，就跟茨冈人似的，瓦蓝色的嘴唇里，一排狼牙闪着光；一双黑眼睛一动不动地直勾勾地盯着对手的脸，让对手完全受不了这种压抑而变态的眼神——它令我想起那个狂躁症患者。

我们从雅科夫那里出来，鲁布佐夫愁眉苦脸地说：

“还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反对过上帝，这种话我还从来没听到过，啥都听过，就这种还没听过。显然，这个人活不长了。哎，真是遗憾！他已经把自个儿给烧化了……真有意思，老弟，真是太有意思了。”

他很快就跟雅科夫混熟了，整个人兴奋得像开水沸腾了似的，不时用手指揉擦着那双患病的眼睛。

“这样的话，”他冷笑着说，“是要叫上帝下台吗？哼！至于沙皇，我的小钉子啊，我看沙皇并不碍事。问题不在沙皇身上，而在老板们身上。我无论跟哪个沙皇，就算跟伊万雷帝都能和平相处：来吧，请坐下来，随你怎么统治吧，只是有一点——你得授权我对付那些老板们，就这样！就让我用几条金链子把他们拴在沙皇的御座上吧，我会向你祈祷……”

读完《沙皇就是饥饿》这本书后，他说：

“书里写的都对啊！”

他头一次看到石印的小册子，便问我：

“谁给你写的这本书？写得真棒。你告诉他，就说我谢谢他。^[78]”

鲁布佐夫有着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沙波什尼科夫令人心惊肉跳地亵渎上帝，连续几个小时听我讲那些书籍的故事，高兴地抬头哈哈大笑，赞叹道：

“聪明人的脑袋瓜就是灵活，真是灵光啊！”

他自己读书是有困难的，他那双患病的眼睛不给力，但他还是知道不少事情，这常常让我很吃惊：

“德国有个极为聪明的木匠，连国王都常常请他到宫里献计献策呢。”

经过我的仔细盘问，才搞清楚他说的是倍倍尔^[79]。

“这个，您是咋个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他简短答道，用小手指挠着满是疙瘩的光头。

沙波什尼科夫并不看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苦难，他热衷于消灭上帝、嘲笑神父，特别憎恨那些修士。

有一次，鲁布佐夫平心静气地问他：

“瞧你，雅科夫，你咋就只知道骂上帝呀？”

他恶狠狠地号叫起来：

“可是除了上帝还有啥能妨碍我呢，嗯？我信上帝差不多信了二十年，在他面前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啥都得忍，不许争辩，一切都是上帝定好了的。活得缩手缩脚。我认真读了《圣经》，才发现：天啊，都是编造出来的！确实是编出来的，尼基塔！”

然后，他挥动着一只胳膊，仿佛在扯断那条“看不见的线”，带着哭腔说道：

“看着吧，就因为这个，我就要短命了！”

我还有几个有趣的熟人，我常常跑到谢苗诺夫面包作坊去看看我的老同事，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喜欢听我说话。可是鲁布佐夫住在船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鞑靼区，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地方，彼此相距大约五俄里，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到我这里来也不行，因为我没地方接待客人，况且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役士兵，跟宪兵很熟；宪兵司令部的后院跟我们院子仅仅一墙之隔，那些威风八面的“蓝制服”们常常翻过篱笆墙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同时给自己买黑面包。还有，有人提醒我不要太“出风头”，以免引来对面包店过多的注意。

我发现我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有些人不管生意好坏，大手大脚地从柜台拿钱，弄得有时连面粉钱都付不起了。杰连科夫揪着胡子，苦笑着说：

“我们要破产了。”

他自己过得也不好，红头发的娜斯佳已经身怀六甲，常常像猫一样打着响鼻，总是瞪着一双愤愤不平的绿眼睛看所有事、所有人。

她径直向安德烈·杰连科夫走过去，就像没看见他似的；而他呢，抱歉地微笑着，给她让出路来，叹着气。

有时候，他跟我抱怨：

“一切都乱套了。大家啥都在拿，不成体统。我给自己买的半打袜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真太好笑了，还袜子呢，不过我没有笑，眼睁睁看着这么一个谦逊无私、热心公益的人受着折磨，而周围所有的人都对这项事业吊儿郎当、漠不关心，还拆他的台。杰连科夫并不指望那些他帮助过的人感恩戴德，他只是理应得到更关心、更友好的对待，而不是遭遇这样的冷遇。而且他的家庭也很快崩溃了，父亲患上了一种宗教性质的抑郁症，弟弟开始酗酒、跟姑娘们乱搞；妹妹也像变成了外人，显然，她正跟一个大学生陷入一段并不快乐的罗曼史，我常常看到她哭肿了眼睛，于是憎恨起那个大学生来。

我似乎爱上了玛丽亚·杰连科娃。同时，我也爱上了我们店铺的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这是个身材粗壮、脸蛋红红的姑娘，红红的嘴唇总是带着温柔的笑意。总之，我是在爱了。我的年龄、个性和生活的迷茫、混沌都要求我跟女人有交集，这事儿与其说来太早，不如说已经晚太多了，但总比没有好。我需要女人的抚慰或者哪怕是女人朋友般的关怀，需要毫无顾忌地谈谈自己，在一团乱麻的感受中理清楚毫无头绪的思想。

我没有朋友，那些看我就像看一块“需要打磨的材料”的人，引不起我丝毫的好感，不值得对他们坦诚以待。当我跟他们讲起那些他们不会感兴趣的事时，他们总是劝我说：

“打住，别扯这些！”

古里·普列特涅夫^[80]被捕了，被押往彼得堡，进了“克列斯特”监狱。第一个告诉我此事的是尼基福内奇，他一大早就在街上碰到了我。他朝我迎面走来，心事重重而且穿戴隆重，挂满了奖章，像是才从阅兵式上下来，一只手抬起来扶着警帽，一声不吭地跟我擦肩而过，然后，又站住了，冲着我的后脑勺气呼呼地说：

“古里·普列特涅夫今天深夜被捕了……”

随后摆了一下手，一边环顾四周，一边低声补了一句：

“这小子算是完蛋了。”

我觉得他那双狡黠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涅夫料到自己会被捕，他亲口跟我说起过，并叮嘱不管是我还是鲁布佐夫都不要去找他，他跟鲁布佐夫也很要好。

尼基福内奇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有些落寞地问我：

“你干吗不来看我呢？……”

晚上，我去找他，他刚刚醒来，坐在床沿喝格瓦斯，他老婆在窗户前弯腰缝裤子。

“事情是这样，”岗警开了口，一边捋着浣熊般的胸毛，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捕了，在他家搜出一个平底锅，他用这口锅来煮涂料，印反对沙皇的传单。”

他接着往地上吐了口痰，冲着老婆怒吼：

“把裤子给我！”

“马上。”她答道，头也不抬。

“她惋惜着呢，哭着呢，”老头子说着，眼神往老婆那里示意了一下，“我也是惋惜啊。但是，谁叫这个大学生跟沙皇对着干呢？”

他开始穿衣，说道：

“我，出去一会儿……你把茶炊烧好。”

他老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他刚关门出去，她就立刻转过身来，朝着门伸出紧紧握着的拳头，咬牙切齿地狠狠说了句：

“哼，这个老不死的！”

她的脸都被泪水泡肿了，左眼几乎被一个大大的瘀青盖住了。她猛地跳起来，走到炉子跟前，弯腰拾掇茶炊，恶狠狠地压低声音说：

“我得骗骗他，要骗得他号叫！像狼那样号叫。你可别信他的话，没一句真话！他在套你呢。他撒谎，他是谁也不会惋惜的。他就像个钓鱼的，对你们可了解了。他就是吃这碗饭的。他的爱好就是——抓人……”

她直接走到我跟前，乞求道：

“你爱抚我一下好吗，嗯？”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可她那只眼睛如此愤恨、忧郁地看着我，我只得拥抱了她，并抚摸起她那散乱的、硬硬的、油腻腻的头发。

“他现在盯上了谁？”

“雷布诺利亚德街上，那个旅馆里的什么人。”

“你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吧？……”

“那我要告诉他，你找我打听啥了！他回来啦……古罗奇卡^[81]就是他查出来的……”

她一下跳回到炉子跟前去了。

尼基福内奇带回来一瓶伏特加、一罐果酱和面包。大家坐下来喝茶。他老婆马琳娜挨着我坐着，故意特别亲切地款待我，她那只完好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她老公又开始教训我了：

“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在大家的心里、骨头里，那你能扯断它、拔出它吗？沙皇对人民来说，那就是上帝啊！”

“你读过不少书，那福音书读过吧？嗯，那好，照你看，那里面写得都对吧？”

“照我看，有些写得有些多余，还真不少呢。比如，说到穷人：穷人们都非常幸福——他们又哪里幸福了呢？^[82]这就有些胡说八道了。反正一说起穷人，就有很多莫名其妙、搞不懂的地方。应该把本来就穷的人和后来变穷的人区分开来，本来就穷的人，那就是坏人！那些后来变穷的人，只能说他不走运，很不幸。就应该这样来评判这个事情，这样要好些。”

他试探地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清晰而分量十足地开口说出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想法：

“福音书上有很多要怜悯人的话，但是怜悯是有害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怜悯会把庞大的开支花在那些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人身上，要兴办养老院、监狱、疯人院等。应当帮助那些健壮的、健康的人，让他们把力气花在该花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去帮助那些弱者，难道你能让弱者变成强者吗？这种荒谬的做法只会使强者越来越弱，而那些弱者就骑在强者的脖子上作威作福。这问题应该好好探讨，这就是症结所在！要重新好好思考一下。必须搞清楚，生活老早就背离了福音书，生活有自己轨迹。你看，普列特涅夫是咋个完蛋的？还不是因为怜悯呗。我们给穷人、叫花子施舍，而大学生们却在倒霉。这是什么逻辑，啊？”

虽然以前遇到过这类思想观点，但还是头次听到这么尖锐的阐述，这类思想如此富有生命力，传播如此广泛，超出我的想象。大约七年后，我读到尼采的著作，就非常清晰地回忆起这个喀山警察的哲学观点。顺便插一句：我在书里读到的思想基本上都在我以前的生活里听人说过。

这个以“捕人”^[83]为生的老头子就这么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边说还边和着语速用手指敲着茶盘边沿，打着节拍。他那干瘦的脸冷冷地绷着，但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那擦得跟铜镜一样亮晃晃的铜茶炊。

“你该走啦。”他老婆已经两次提醒他了。他不睬她，仍旧顺着自己的思路一句一句往下说，忽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思路又不同了。

“你这小子啊，又不笨，又有文化，难道一辈子就当个做面包的吗？你只要为沙皇陛下工作，完全可以挣不少钱啊。”

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在想怎么通知那些雷布诺利亚德街上的陌生人，让他们知道尼基福内奇已经盯上他们了。那里的一个旅馆里住着不久前才从亚卢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人们跟我讲过他的许多趣事。

“聪明人应该打堆过日子，就像蜜蜂在蜂房，黄蜂在蜂窝里一样，沙皇帝国……”

“看呐，都九点钟啦。”他女人叫起来。

尼基福内奇站起身，整理了下制服：

“不过，也没啥大不了，我坐马车去。再会，老弟！有空尽管过来，别客气……”

离开岗亭后，我叮嘱自己，以后再也不要到尼基福内奇家“做客”了，这个老头子已经让我倒胃口了，尽管他挺有趣。他那些讲怜悯坏处的话很有煽动性，而且牢牢印在我记忆里。我觉得其中还是有几分道理，但让人不爽的是，这些话竟出自一个沙俄警察之口。

常常有人争论这类话题，其中一次争论深深触动了我。

城里来了位“托尔斯泰主义者”，这种人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高高的个子，骨瘦如柴，黝黑的脸盘，黑色的山羊胡子和黑人似的厚嘴唇。他总是驼着背看着地面，可偶尔也会猛地把秃头抬起，湿漉漉的黑眼睛燃着激情的光芒，他那锐利的目光中似乎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座谈会在一个教授家里进行，来了很多年轻人，其中还有一位瘦削、优雅的小神父，是个神学硕士，穿一件黑丝绸教袍，这件教袍恰到好处地衬托了他那俊俏、苍白的脸，一双冷冷的灰眼睛露出干瘪的微笑。

“托尔斯泰主义者”说了很久，谈了福音书永恒的伟大真理；他的嗓音低沉，语句简短，但话语刺耳，能感觉到其中有一种虔诚的力量，他讲话的时候总是一种姿势——毛茸茸的左手老是在做砍切的手势，右手则揣在衣兜里。

“一个演员。”我身旁角落里有人嘀咕道。

“真是太像演戏了，真的……”

这之前不久，我才读到一本书，好像是德雷波尔^[84]的，讲天主教对科学的抵制，我觉得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就跟那些信徒很相似，他们狂热地相信爱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出于对人类的爱，要把人类全砍死，然后扔进火里焚烧。

此人里面穿一件宽袖口的白衬衣，外面披了件有些发灰的旧大衣，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布道”结束时，他高呼：

“那么，你们是跟基督，还是达尔文呢？”

他把这个问题像扔石子一样扔向那个屋角，那里密密麻麻坐着一大群年轻人，小伙子们、姑娘们又惊恐又兴奋地看着他。他的话显然震住了所有人，人们低下头，沉默着，思索着。他用热辣辣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严厉地补了一句：

“只有法利赛人^[85]能够把这两种势不两立的因素连接起来，连接的同时，他们又无耻地自欺欺人，教人们撒谎、虚伪……”

那个小神父站起来，讲究地把教袍袖子一掀，带着不怀好意的客气和显得宽容的微笑，开始娓娓道来：

“你们啊，显然对法利赛人有庸俗的成见，这种成见不仅粗暴，而且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说法利赛人才是犹太人遗训的真正忠实的保护者，还说人民总是跟随法利赛人去反抗他们的敌人。

“你们都快去读读约瑟夫斯^[86]的书吧……”

“托尔斯泰主义者”跳起来，做了一个大幅度的砍人手势，仿佛要把约瑟夫斯腰斩似的，大叫起来：

“人民现在还在跟自己的敌人一起来反对朋友呢，人民并没有遵照自己的意愿前进，他们是被驱使、被强迫的。你的约瑟夫斯能给我什么？”

小神父和其他一些人把争论的主题扯得一地鸡毛，已经没了主题。

“真理，其实就是爱呀。”“托尔斯泰主义者”激动地叫起来，他的双眼闪着仇恨和蔑视的目光。

我觉得自己被这些话弄得云里雾里的，总抓不住话里的意思，我脚下的地面似乎在话语的涡流中摇摆，我常常绝望地想，这世上再没有比我更笨更没出息的人了。

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着紫红脸上的汗水，一边凶残地叫着：

“你们把福音书扔掉吧，忘掉它，免得造谣生事！把基督耶稣重新钉上十字架吧，这样要更虔诚一些！”

我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怎么办呢？如果生活就是为了世间的幸福不断地斗来斗去，那仁慈和爱情只会妨碍斗争的成功吧？

我打听到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名叫克洛普斯基，还打听到他的住址，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去拜访他了。他寄住在一个地主家里，去的时候，看见他跟地主的两个姑娘正在花园里一棵古老大椴树树荫下的桌子旁边，他穿着白裤子和白衬衫，衬衫扣子解开了，露出毛茸茸的胸脯，他高高的个子，脸庞干瘦而棱角分明，简直跟我想象中的流浪使徒、福音传教士一模一样。

他用银勺子舀着盘子里的牛奶浸马林果，津津有味地大口吞咽着，厚厚的嘴唇不断地咂巴着，每吞一口，就要吹一下稀疏的猫胡子上的牛奶沫子。一个姑娘站在桌子旁边伺候他，另一个靠着椴树的树干，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满怀憧憬地望着灰扑扑的炎热的天空。她们两人都穿着轻薄的紫丁香色的连衣裙，看上去简直一模一样，像是一个人。

他亲切地跟我交谈，乐意跟我谈爱的创造力，认为应该在内心开发这种情感，只有它才能“把人和世界的灵魂联系起来”，才能让人在一生中处处播撒爱。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联系起来！不会爱，那就不可能懂得生活，那些说生活的法则就是斗争的人，是注定要死翘翘的傻瓜蛋。火不能用火去灭，同样，邪恶也不能用邪恶的力量去铲除！”

但是，当两个姑娘互相搂着，往花园深处的一幢房子走去后，此人眯缝着眼睛望着她们的背影，问道：

“你，是谁？”

听完我的回答，他一边用手指敲着桌子，一边说，人啊，不管到哪里都是人，因此人需要的不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尽量在爱人的过程中提高精神素养。

“人站得越低，就越接近生活的真相，就越接近生活的神灵……”

我有点怀疑他是否熟悉这种“神灵”，但没说出口，感觉他跟我在一起有些无聊；他用生疏的目光看着我，打了个呵欠，把双手举到脖子后面，双腿往前伸直，伸了个懒腰，疲倦地闭上眼睛，嘴里嘟囔着，仿佛在梦呓：

“顺从爱……生活的法则……”

他哆嗦了一下，挥了一下双手，像是在空中抓什么，惊恐地盯着我：

“咋回事？我累了，请原谅！”

他又闭上眼睛，像是痛得咬紧了牙关，咬得龇牙咧嘴的；下嘴唇耷拉着，上嘴唇微微上翘，稀稀拉拉的几根瓦蓝色胡子也立起来了。

我厌恶地离开了他，有点怀疑他的诚意。

几天后，我一大早送面包到一位熟悉的副教授——一个酒鬼单身汉家里时，又见到了这个克洛普斯基。他应该是一晚没睡，黄褐色的脸，双眼红肿着，我觉得他是喝醉了。微胖的副教授醉得眼泪滴答的，穿一件内衣，手里端着个吉他坐在地板上，四周一片狼藉：移了位的家具、啤酒瓶子、脱掉的上衣，他坐着，摇晃着，号叫着：

“慈……慈爱呀……”

克洛普斯基气得尖声叫起来：

“没有慈爱！我们不是因爱而死，就是在争取爱的斗争中被击溃，反正都一回事：我们注定会死……”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头，带我进了房间，对副教授说：

“来，你来问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他需要人类的爱吗？”

副教授泪眼婆娑地看了我一下，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这就是个卖面包的，我还欠他面包钱呢。”

他身子一晃，手伸到衣兜里，掏出一个钥匙，递给我：

“嘿，都拿去吧！”

但“托尔斯泰主义者”一把抢过钥匙，朝我一挥手：

“走吧！回头再来拿钱。”

然后从我手里接过面包，扔到墙角沙发上。

他没认出我来，这令我松了口气。出门的时候，我回想起他那句因爱而死的话，心里一阵厌恶。

不久，有人跟我说，他向寄住那家的一个姑娘求爱，但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个姑娘求爱。两姐妹分享各自的喜悦，她们都对这个“情种”深恶痛绝，吩咐管家叫这个爱情传教士立即从家里滚蛋。从此，他就从城里消失了。

爱和慈悲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何在？这是个我早就面临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起初，它还没成形，只是心里觉得一团乱麻、毫无头绪，后来，我才用一句话清晰表明了这个问题：

“爱的作用何在呢？”

我所读过的书都充斥着基督教的思想、人道主义的观点，呼吁对人们报以同情，那个时期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们都在热情洋溢、娓娓动听地谈着这些。

我亲眼所见的一切几乎完全不是对人们的同情。生活在我面前展开的是无休无止、一连串的敌意和残忍，人们为了一些琐碎小事而不断肮脏地争斗。我个人只需要书，其他所有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毫无意义。

你不妨出门到街上去一趟，然后在大门口坐上一个钟头，就会明白：所有的那些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买卖人过的日子，跟我和我喜欢的那些人、那些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些想法，走的道路、方向也不一样。那些我所敬重、信赖的知识分子总是显得怪异、孤独、另类，而且，在大多数人中间，在这尔虞我诈、像卑鄙的蚂蚁般勤恳堆砌生活的工作中，他们是多余的；眼前的生活在我看来，真是彻头彻尾的愚不可及、无聊透顶。而且，我常常看到那些所谓倡导慈悲和博爱的人们总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他们已经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屈从了普遍的社会生活习俗。

我真的很为难。

有一天，那个因为得了水肿病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罗夫叹着气对我说：

“让残暴来得更猛烈些吧，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早，多雨，冷飕飕的，多瘟疫和各种自杀事件。拉夫罗夫不愿意被水肿病折磨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治了一辈子牲口，到头来也跟牲口一样一命呜呼了！”拉夫罗夫的房东梅德尼科夫抬着他的遗体说道。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面容瘦削，笃信宗教，能把全部的圣母赞美诗背下来。他常常用三股皮条做的皮鞭抽打自己的孩子——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用竹竿打老婆的腿肚子，边打边抱怨：

“民事调解法官老是责怪我，说我好像是从中国人那里照搬来这一套，可我除了在招牌和图画上看到过中国人，这辈子还真没见过中国人。”

他手下有个工人，是个罗圈儿腿，整天愁眉不展的，绰号顿卡老公，他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这样说：

“我挺害怕那种温和的信教的人！性子火暴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总还有时间躲避他，可是温和的人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你面前，就像草丛里趴着的蛇一样，冷不防猛地在你最暴露的心窝上咬上一口。我怕温和的人……”

顿卡老公其实说的是实话，尽管他是一个温和、狡猾、爱“打小报告”的人，是梅德尼科夫的心腹。

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温和的人就像苔藓，能够软化人岩石一般坚硬的心，使之更柔软、更能结出果实来，但更多时候，我常常看到他们那如鱼得水、同流合污的适应能力、难以捉摸的变化无常和能屈能伸、见风使舵的心态，他们那蚊子般的嗡嗡呻吟，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匹被绊了一下的马儿，落到一大群马蝇的围攻中。

从警察那里出来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想过。

风儿不断喘着气，街灯也不断摇晃着，甚至深灰色的天空也在摇晃，往大地播撒着十月的丝丝细雨。一个浑身湿透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在街上走，一边拽着他的手，一边往前推，醉汉嘴里喃喃嘀咕着什么，哽咽着。那女人疲惫不堪、沙哑着嗓子说：

“这都是你的命啊……”

还真是，我想，我也像是有某个人拖拽着我，一边给我看各种肮脏卑鄙、悲伤的事情和五花八门的人们，一边把我推向一个个讨厌的角落。我真是受够了。

也许，我当时想的并不是这样的话语，但是这种念头确实出现在脑海里。正是在这个悲哀的夜晚，我头一次感觉到精神的疲惫、心灵的极端颓废。从这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糟糕，开始用旁人冷冷的、陌生而敌视的眼光审视自己。

我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零零散散地融合着各种矛盾，不仅体现在言语和行动上，也体现在情感上，这些矛盾的变幻莫测弄得让我倍感压抑。事实上，我发现这样的变幻莫测也在捉弄我。我的兴趣面太广，忽而女人和书籍，忽而工人和快乐的大学生，弄得我无法每个方面都兼顾到，整天“忽东忽西”地忙得像个陀螺似的团团转，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有力的手拿着一条看不见的鞭子疯狂地抽打着我。

听说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住进了医院，我赶过去探望他，在那里遇到一个歪嘴胖女人，戴着眼镜，裹着白头巾，头巾下面耷拉下来两只红得像煮熟了的耳朵，她冷冷地说：

她看我还没打算走，还默默地站在她面前，就怒吼道：

“咋啦？还要干吗？”

我也怒吼着回敬一句：

“您这个蠢货！”

“尼古拉，快赶走他！”

那个尼古拉正在用抹布擦拭着一些铜棒，他吼了一声，操起铜棒给了我背上一下。我一下子抱住他，拖到街上，按到医院台阶旁边的水洼里。

他很淡定，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朝我瞪了一眼，站起身，说：

“呸，狗崽子！”

我去了杰尔查文^[87]花园，在诗人纪念塑像前的长凳子上坐下来，特别想干点儿啥坏事，惹上一群人朝我扑过来，我就可以趁机揍他们一顿。尽管是周日，花园里还是空荡荡的，周围空无一人，只有风在呼呼吹着，吹赶着枯叶，路灯柱子上的广告单在沙沙作响。

花园上空，湛蓝的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冷飕飕的黄昏来临了。我站在诗人巨大的青铜像前，看着他，想：雅科夫这个光棍活着的时候，曾经那么义无反顾地要灭掉上帝，到头来还不是死得平平淡淡的。就那么平平静静地死了。这真让人遗憾、难过。

“那个尼古拉真是个白痴，他本该跟我打一架，或者叫警察把我送进局子里……”

我去找鲁布佐夫，他正坐在自己小屋里的桌子跟前，就着一盏小灯缝补着一件夹克衫。

“雅科夫死了。”

老头子举起握着针线的手，看上去是想画十字，不过只挥了一下手，针线就像是钩住了什么东西，他轻轻骂了一声。

然后，他吐起了苦水：

“不瞒你说，我们大家都得死，这就是我们愚蠢的宿命啊，就这样了，老弟！他算是死了，我这里有个铜匠，也是个光棍，也滚蛋了，上个星期天被宪兵带走了！古里介绍我跟他认识的。一个聪明的铜匠！据说跟大学生们有些交集。你听说没，大学生们在闹学潮，是真的吗？嘿，来帮我缝缝夹克，我的眼神不好使了……”

他把那件破衣和针线塞给我，自己背着双手，在屋子里来回踱起步来，一边咳嗽，一边抱怨：

“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刚冒出一点火星，魔鬼就把它吹灭了，然后又是百无聊赖！这座城市真是倒霉。我得趁河面还没封冻、轮船还没封航，赶紧离开这里。”

他停下来，挠着头问道：

“那，你还能去哪里呢？到处都去过了。嗯，哪里都去过了，最后落得个精疲力竭。”

他吐了口痰，继续说：

“哎，生活真不是个东西！活着活着，结果，啥好处都没赚到，无论身体还是心灵……”

他站在门边角落里，沉默了一会儿，像在倾听什么，然后健步走到我跟前，在桌旁坐下：

“我跟你讲，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雅科夫一辈子在反对上帝的事情上空耗了大量心血。不管是反对上帝，还是沙皇，都不会变得更好，要是我反对他们，那得先让人们自己恨自己，抛弃自己卑鄙龌龊的生活，必须这样干！哎，我是老了，赶不上了，就快全瞎了，真是郁闷啊，老弟！缝好了？谢谢啦……走，我们去小饭馆喝茶去……”

去小饭馆的路上，他抓住我的肩膀，在黑暗中踉跄走着，念叨着：

“记住我的话：人们再也不会忍下去了，说不准啥时候就会爆发，毁掉一切，让一切琐事都化为尘埃！他们真的是受够了……”

还没走到小饭馆，就撞见一帮水手在围攻妓院，阿拉夫佐夫织布厂的工人们在守着妓院大门。

“这里每到节假日就要打架！”鲁布佐夫赞赏地说道。他摘下眼镜，看清楚这群保卫妓院的人里有他厂里的同事，于是立即投入“战斗”，还一边煽风点火：

“挺住啊，工厂伙计们！压死这帮蛤蟆！灭掉这帮小鲤鱼！啊哈—哈！”

看上去又怪异又好玩，这个聪明的老头是多么灵活多么投入啊，他冲进水手人堆里，冒着他们雨点般的拳头，用肩头把他们顶得双脚离地。这样的打架没有啥恶意，很快活，纯粹为了显示勇气，释放多余的精力；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拥到大门旁，把工人们压在门板上，木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人们亢奋地大声叫喊着：

“揍那个领头的秃子！”

有两个人爬上了房顶，齐声高唱起来：

一阵警笛响起，黑暗中，警察制服的铜扣子一闪一闪的，脚底下啪嗒啪嗒不断溅起泥泞，房顶上又传来了歌声：

“站住！不会打趴下的人……”

“老头子，护住脸！”

后来，鲁布佐夫、我和另外五个人，其中有对手也有朋友，被带往警察局，秋夜寂静的黑暗中，一阵欢快的歌声为我们送行：

“伏尔加河上的人真是好样的呢！”鲁布佐夫一边感慨，一边不断擤鼻涕、吐唾沫，然后悄声对我说：“你啊，快跑啊！看准时机就跑！干吗要往局子里钻呢？”

于是，我就溜进了一个胡同，后面还有个高个子的水手紧紧跟着，我们跳过了一道又一道篱笆墙。这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可爱的聪明老头尼基塔·鲁布佐夫了。

我周围变得越来越空虚。大学生开始闹学潮了，可我不大明白他们为啥要闹学潮，动机也不清不楚的。我只看到人们快活地忙来忙去，没觉得这是场悲剧，我想，要是能有上大学的福分，我甘愿忍受严刑拷打。要是谁跟我说：“走，上学去，但是为此我们每个星期天要在尼古拉耶夫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会接受的。

有次，我顺道去了谢苗诺夫的花式面包作坊，得知面包工们打算去大学里揍学生：

“我们要用秤砣揍他们！”他们幸灾乐祸地说。

我立马跟他们吵起来、打起来了，但是忽然转念一想，我其实本来无心为大学生辩护的，因为理屈词穷。

记得我离开面包作坊的地下室时，像个被打残了的人，心里是难以名状的悲哀，想死的心都有了。

深夜，我坐在卡班河岸上，一边往黑漆漆的河水里扔石子，一边不断地反复想着这三个字：

为了排解苦闷，我开始学拉小提琴，每晚都在铺子里拉琴，搅得更夫和耗子不得安宁。我很喜欢音乐，学得十分投入，不过，我那个在剧院乐队担任提琴手的老师在课间，趁我离开店铺的时候，打开了我没有上锁的钱柜，我回来正好撞见他把几个衣兜都塞满了钱。一见我出现在门口，他把脖子一伸，凑过来一张刚刚刮过胡子的苦脸，悄悄说：

“嘿，来打我呀！”

他的嘴唇哆嗦着，从他那淡得近乎无色的眼睛里滚出些油腻腻的泪珠，大得有些出奇。

我很想揍提琴手一顿，为了不这样做，我坐到地板上，把一双拳头塞到屁股底下压住，叫他把钱放回钱柜。他把几个衣兜都倒空，走到门口，站住，白痴似的用大得吓人的嗓门说：

“快给我十个卢布！”

我给了他钱，但学拉小提琴这事儿就算是放弃了。

这年十二月，我下决心自杀^[89]。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片段》中曾尝试描述做这个决定的动机，可我没成功，这个短篇小说写得不好、手法拙劣，而且内容缺乏真实。它值得注意的优点，在我看来，正是它的内容完全缺乏这种真实。事件本身是真实的，但阐述这些真实事件好像就不是我的事，这个短篇也不是在写我自己了。抛开这个短篇的文学价值不谈，其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儿让我感到惬意的：好像我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我在集市上买了一支军队鼓手用的左轮手枪，里面装填了四颗子弹，我照着自己胸口打了一枪，以为能打中心脏，结果只打中肺部，过了一个月，觉得自己简直愚不可及，羞愧难当，就又在面包店干活儿了。

可是没干多久，三月末的一个晚上，从面包作坊去面包店的时候，我在女店员的房间里看到了霍霍尔（罗马斯），他坐在窗户前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抽着一根粗大的香烟，聚精会神地看着腾起的一团团烟云。

“您现在有空吗？”他招呼也不打，直接问我。

“有二十分钟。”

“您坐下，我们谈谈。”

像以往一样，霍霍尔裹着那件扣得紧紧的哥萨克式“鬼皮”上衣，宽宽的胸膛上散落着淡黄色的胸毛，倔强的脑门上立着剪得很短的鬃毛般的硬发，脚蹬一双沉甸甸的男式皮靴，散发着浓浓的焦油味道。

“是这样，”他声音不大、语气淡定地说道，“您想不想来我那里干？我住在红景村，沿着伏尔加河往下游走四十五俄里就到，我在那里开了个小铺子^[90]，您帮我做买卖，这占不了您多少时间，我有很好的书，我可以帮您学习，同意吗？”

“那您星期五早晨六点钟就到库尔巴托夫码头去，打听一个红景村来的舢板船，船老大叫瓦西里·潘科夫。其实也用不着，那时我已经在那里了，我会看见您的。再会！”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大手掌，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沉甸甸的银质凸形怀表，说：

“我们谈了六分钟！对了，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91]，姓罗马斯。就这样。”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迈着坚定的步伐，轻松挪动着他那沉甸甸的勇士般强悍的身躯。

两天后，我坐船前往红景村。

伏尔加河刚开始解冻，从上游，顺着浑浊的河水，灰色的易碎的冰块摇摆着漂下来，舢板船从中穿过的时候，冰块擦着船舷，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冰块被碰散成一个个尖锐的结晶体。上游吹来的风，把波浪往岸边吹去，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从冰块淡蓝色玻璃似的侧面反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白光。舢板船满载沉甸甸的木桶、麻袋和箱子，张帆前进，掌舵的是个年轻的庄稼汉潘科夫，穿一件考究的鞣制过的羊皮夹克，胸前用彩线缝着图案。

他面容镇定、目光冷峻，沉默寡言，不大像个庄稼汉。船头，潘科夫的雇工库库什金手握篙竿叉开双腿站着，这是个蓬头垢面的小个子庄稼汉，穿一件粗呢子外衣，腰间系着一条麻绳，头戴一顶揉得皱兮兮的神父帽子，脸上有青紫斑和抓破的痕迹。他一边用篙竿撑开冰块，一边轻蔑地骂道：

“一边去……看你往哪里爬？”

我跟罗马斯坐在船帆下的箱子堆上，他轻声对我说：

“农民们都不喜欢我，尤其是那些富农！您迟早也会亲身体会到这种敌意的。”

库库什金把篙竿横放在脚下两边船舷上，转过那张破脸对我们感慨地说：

“特别是你，安东内奇，就不讨神父喜欢……”

“是的。”潘科夫承认了。

“你就像是神父这条花斑狗喉咙里的一块骨头！”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朋友的，您也会有的。”霍霍尔说道。

天气还是很冷，三月的阳光一点也不温暖。岸上，一棵棵光秃秃的树不断摇晃着那黑黢黢的树枝，在一些岩缝里、坡岸上的灌木林下面还有一块块天鹅绒般的白雪。河面上到处都漂浮着冰块，就像一群群放牧的绵羊。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

库库什金一边往烟斗里塞烟丝，一边高谈阔论：

“就算你不是神父的老婆，但是按照职责，他就该爱所有生灵才对呀，就像书里说的那样。”

“这是谁给你破的相？”罗马斯笑着问道。

“嗯，就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呗，就是些混混，”库库什金轻蔑地说道，然后，又得意起来：“也不全是，有一次是炮兵揍了我一顿，那才真是打得惨！简直难以置信，我怎么就活下来了。”

“他们干吗要揍你？”潘科夫问。

“你是说昨天那拨人？还是——炮兵？”

“嗯，昨天咋回事？”

“哦，难道还能搞明白为啥揍人吗？我们那地方的人就跟山羊似的，惹不得，一丁点儿事就要用羊角顶人。那里人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

“我觉得，”罗马斯说，“人家揍你还不是因为你多嘴多舌……”

“就算是吧，确实！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老在问这问那。对于我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听到啥新鲜事。”

船头猛地一下撞到一块浮冰，冰块沿着船舷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库库什金身子一晃，一把抓住篙竿，潘科夫责怪他：

“留神你的正事，斯捷潘！”

“那你就别跟我说话！”库库什金撑开冰块，嘀咕道，“我可没能耐又干活儿又跟你说话……”

他们两个善意地争吵着，罗马斯转过来对我说：

“这里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要差些，但是这里的人比乌克兰好，全都很能干！”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说，相信他说的话。喜欢他的镇定和平缓流畅、抑扬顿挫的话语，简单，但有分量。觉得这个人知道很多事，有他自己看人的尺度。特别令我宽慰的是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自杀。换其他任何一个人，在他那位置上，怕是早就问了，而我对这种问题简直深恶痛绝，很难回答。鬼知道我怎么会想要自杀。要是面对霍霍尔的提问，也许，我会回答得啰里啰唆、愚不可及。是的，我根本就不想提起这件事。在这伏尔加河上是多么美好、多么自由、多么通透啊！

舢板船贴着右岸航行，左面突然展开一大片宽阔的水域，波浪不断涌上长出青草的沙岸。你看，那些水波不断涌来，激起泡沫般的水花，晃动着岸边的灌木林，迎面而来的，是闹哄哄地顺着洼地和地缝滚滚而来的一股股亮晃晃的春汛。太阳在微笑，几只黄嘴鸦在阳光中闪着黑钢般的羽毛，嘎嘎地叫着，忙着搭建新巢。在阳光晒热的地方，鲜绿的青草向着太阳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身上冷飕飕的，心里却是恬淡的喜悦，也在不断长出憧憬美好的嫩芽。春天里，大地真是太舒服了。

近中午，我们到了红景村；在一个高高的陡峭的山上，有个蓝色圆顶的教堂，从那里，顺着山坡，延伸下来一幢幢漂亮结实的木房子。屋顶的黄色木板和锦缎般的草屋顶闪着亮光。简朴而漂亮！

有好几次我乘船路过此处，总要好好饱览这个村庄的美景。

我和库库什金开始从舢板船上卸货，罗马斯不断递给我麻袋，说：

“您还挺有劲呢！”

接着，也不看我，问：

“胸口咋样，还痛吗？”

“一点儿也不痛。”

我很感动，他的问题多么委婉啊——我可真不想让那些农民知道我曾经自杀的事。

“你那劲儿，可以说，用过头了，”库库什金打趣道，“年轻人，哪个省的？下戈罗德^[92]的？大家都笑你们是靠水吃饭的，还有句话：‘反正，你得留神河鸥是从哪里飞过来的。’^[93]这个也是说你们那里人的。”

从山上，沿着山坡，在众多闪着银光的小溪中，一个瘦高的庄稼汉赤着脚，踩着湿滑软绵的黏土，晃晃悠悠、跌跌撞撞，大步流星地走下来，他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衬裤，卷胡子，一头浓密的棕红色头发。

走到岸边，他声音洪亮而亲切地说：

“欢迎你们到来。”

他往四下看了看，捡起一根粗木棍，又捡了一根，把它们一端搭在船舷上，然后轻轻一下，纵身跳到了舢板船上，吩咐道：

“用脚踩住木棍尽头，别让它从船舷上滑脱，然后再去接木桶。小伙子，过来帮下忙。”

他英俊得像个画中人，看上去也挺有劲。他那泛着红晕的脸上，有个直挺挺的大鼻子，淡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伊佐特，别感冒了。”罗马斯说道。

“我吗？别担心。”

把一个煤油桶滚到岸上后，伊佐特打量着我，问：

“你是掌柜？”

“你跟他打一架试试。”库库什金怂恿道。

“你又破相啦？”

“拿他们有啥办法？”

“这是跟谁打的？”

“啊。就是那些人打的呗……”

“哎呀，你呀！”伊佐特叹口气，说道，转身对罗马斯说：“大车马上就下来。我老远就看到你们的船划过来了，划得还不错。你先回去吧，安东内奇，我在这里看着。”

看上去此人对罗马斯很友善，很关心他，甚至就是他的保护人，尽管罗马斯的年纪比他要大上十来岁。

半个小时后，我已经坐在了一幢崭新木房子的整洁而舒适的房间里，四周墙壁还散发着松香和麻屑的味道。一位手脚利索、目光锐利的女人正忙着为午餐铺桌布。霍霍尔从皮箱里拿出几本书，放到炉子旁边的架子上。

“您的房间在阁楼上。”他说道。

从阁楼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村庄的一部分，木房子面前是一道山沟，沟里的灌木林中，一些澡堂的屋顶露了出来。过了山沟，就是一片片的果园和黑色的田野，绵延起伏着延伸到山脊上森林的蓝色边缘，延伸到天边。一个澡堂屋顶上骑着一个一身蓝衣的庄稼汉，一手握着斧子，一只手遮在眼上，往下面的伏尔加河张望。大车吱嘎吱嘎地响着，拉车的牛累得哞哞叫着，小溪哗啦啦地响着。从一个木房子的大门里出来个老太婆，一身黑，转过头来对着大门就是一句狠话：

“你们这群该死的！”

那附近，两个小男孩正在像模像样地用石头和着稀泥砌个堤坝来阻断小溪，听到老太婆的声音，就一溜烟从她面前跑了。老太婆从地上捡起一块木片，往上面吐了口唾沫，扔到小溪里，然后，用那只穿着男式皮靴的脚，踩毁了孩子们的“工程”，往河边走了去。

这地方我咋待得下去啊？

他们叫我去吃饭了。楼下，伊佐特已经坐在桌旁，他伸出那双长腿，露出紫红色的脚板，正在说着什么，一看到我下来，就打住不说了。

“你咋啦？”罗马斯皱起眉头，“往下说啊。”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了，都说完了。也就这么定了：我们自己多保重，照顾好自己。你出门带把手枪，要不，带根粗一些的棍子。在巴里诺夫面前不要说太多，他和库库什金的舌头都跟娘们儿舌头似的。小伙子，喜欢捕鱼吗？”

罗马斯谈到有必要把农民、个体小果园主组织起来，使他们摆脱那些收购商的控制。伊佐特凝神听完了他的话，说：

“那些吸血鬼绝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

“我们走着瞧吧。”

“呵，已经是这样的了！”

我看着伊佐特，心想：

“大概，卡罗宁^[94]和兹拉托夫拉茨基^[95]的短篇小说写的就是这样的庄稼汉吧……”

莫非我已经参与了某个重大的行动，现在我就将同这些真正干大事的人一起工作了？

吃过午饭，伊佐特对罗马斯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别性急，好事不在忙上啊。得慢慢来！”

他走后，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一个挺聪明的人，也诚实。可惜文化程度不够，勉强能读书。不过，他学习还是挺刻苦的，您这方面多帮帮他！”

他带我熟悉铺子里各种货物的价格，一直忙到晚上，他说：

“我的定价比村子里另外两家铺子要便宜，这当然让他们不爽。他们对我恶言恶语，还打算狠狠揍我一顿。我住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里，或者，这里能赚钱，而是因为其他缘由，这个想法类似你们那个面包店……”

我说我已经猜到是那么回事了。

“嗯，是啊……应该启发人们的智慧，破除愚昧，是吧？”

小铺子关门打烊了。我们端着一盏灯在铺子里四处走走，街上有人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啪嗒啪嗒蹚着泥水，有时沉重地偷偷踩到门口台阶上。

“您听！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光棍汉，一头凶恶的野兽，喜欢干坏事，就像漂亮姑娘爱卖弄风骚一样。您跟他说话可要当心，不只是他，跟所有人都一样……”

接着，他在房里点燃烟斗，把宽宽的背靠在炉子上，眯缝起眼睛，对着胡子吹出一缕缕的烟，慢吞吞地斟酌字句，然后简单明了地说，他其实早就发现我在虚度青春年华。

“您很有才，天性执着、顽强，看上去有美好的愿望。您需要学习，只是不要让书本代替了人，既要读书，也要阅人。有个教派的信徒，是个老头，说得很有道理：‘任何学识都来源于人。’人们教训你的时候会让你痛苦，比读书痛苦，他们粗暴地教训你，但是这些训诫你会记得很牢。”

他说的这些我已经听过，反正就是要首先启发村子里农民的民智。不过，在这些熟悉的话语中，我还是捕捉到一种对我来说更深奥、更新颖的观点。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老在空谈什么爱人民，我要对他们讲：不要爱人民。爱人民只是一句空话……”

他胡子一抖，冷笑了一下，眼睛审视着我，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继续坚定而感人地说：

“爱，就是赞同、包容、不指摘、多原谅。这些适合对付女人。但是，难道我们不用去指摘农民们的无知，要赞同他们那糊涂混沌的思想，包容他们的任何卑鄙下流的行为吗？一味原谅、迁就他们的兽性吗？不能吧？”

“您看！你们城里人都在读涅克拉索夫^[96]的诗，还唱他的诗，哼，您也知道，只靠他是走不远的！要这样唤醒农民：‘你们啊，兄弟们啊，你们本身都是不错的人啊，但是日子过得那么糟，就是不会想办法让日子过得轻松些、美好些。说不定，野兽都比你们会照顾自己一些，比你们更会保护自己呢。其实呢，农民也能成长为各种人：贵族、神职人员、学者、沙皇——这些人原来都曾经是农民。看到没？明白了吧？嗯，那就学会生活吧，别让人家欺负你……’”

他往厨房走去，吩咐厨娘烧茶炊，然后给我看他的书，大都是科学一类的：比如巴克尔^[97]、莱伊尔^[98]、哈特波尔·勒启^[99]、拉布克^[100]、泰罗^[101]、穆勒、斯宾塞^[102]、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俄国的有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103]、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冈察洛夫^[104]的《战船帕拉达号》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歌。

他用那大手掌抚摸着书籍，很温柔，就像抚摸着小猫咪，含情脉脉地喃喃说道：

“全是些好书啊！这本是最稀有的，是禁书，书刊检查机构要烧的。您要是想知道什么是国家，那就读读这本书吧。”

他给了我一本霍布斯^[105]的《利维坦》。

“这本也是讲国家的，但是轻松易读，好玩一些！”

这本好玩的书是马基亚维利^[106]的《君主论》。

喝茶的时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他是切尔尼戈夫省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火车站当过加油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过工人自学小组，后来被捕，蹲了两年监狱，又被流放雅库茨克州十年。

“起初，我跟雅库特人住在一个乡里，心想，这下完蛋了。那里的冬天，真是活见鬼，真他妈冷，连人的脑子都冻蒙了，所以在那里有点脑子也没啥用。然后，我慢慢发现，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虽说不多，但总算有了俄罗斯人！像是为了不让这里的俄罗斯人太寂寞，不时有新的俄罗斯人补充进来。全都是些好人。其中有一个叫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07]的大学生，现在也回来了。我曾经跟他相处得很不错，然后就分道扬镳了。我们有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相似并不代表能成为朋友。不过，这位认真、执着的人对任何工作都能上手，甚至画过圣像，这点我可不喜欢。据说他在给杂志写稿，干得还不错。”

他谈了很久，一直讲到半夜，看来，他是想一下子就把我变成自己的亲信。我还头一次真正舒服地跟一个人待在一起。自杀未遂后，我非常自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像是对某人有罪，没脸活下去。罗马斯应该是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就很人性、直白地给我打开了一扇生活之门，让我挺直了身板。这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礼拜天，村里教堂做完午前弥撒后，我们的铺子开了门，农民们纷纷拥到我们店铺门口。打头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披头散发，一身脏兮兮的，甩着两条猿猴般的长胳膊，无精打采地闪着一双女人般妩媚的眼睛。

“城里有啥消息没？”打过招呼，他劈头就问，没等回答，对着走过来的库库什金迎头问道：

“斯捷潘！你那几只猫又吃掉了一只公鸡呢！”

他接着说起省长从喀山赶去彼得堡觐见沙皇，忙着请沙皇下令将所有鞑靼人迁出喀山，迁到土尔克斯坦去的事。他夸了省长一番：

“聪明人！识时务……”

“这全是你自己编出来的。”罗马斯平静地说。

“我吗？啥时候？”

“不知道……”

“安东内奇，你咋这样不相信人呢？”巴里诺夫责备道，遗憾地摇着头，“不过，我倒是挺可怜那些鞑靼人，要在高加索住习惯可不容易。”

这时，一个干瘦的小个子轻手轻脚地走过来，穿一件别人的破旧哥萨克式束腰外衣，不断地抽搐扭曲了他那张灰色的脸，撕开了黑黑的嘴唇，露出病态的微笑；锐利的左眼不停地眨着，上面那个被刀疤扯破了的斑白眉毛一颤一颤的。

“向米贡先生致敬！”巴里诺夫嘲笑着说道，“晚上偷了些啥呢？”

“偷了你的钱财。”米贡用男高音答道，脱下帽子向罗马斯问好。

我们这幢木房子的房东兼邻居潘科夫从院子里走出来，他穿一件夹克，脖子上系着个红围巾，脚穿胶皮套鞋，胸前挂着一条银链子，像条缰绳，眼里冒着怒火，细细打量着米贡：

“要是你这老鬼再钻到我的菜园子里来，看我不用棍子打断你的腿！”

“瞧，又开始了，”米贡边叹气边平静地说道，补了一句：“要是不打人，你这日子咋过呢？”

潘科夫立马开口骂他，他又加了一句：

“我算老吗？才四十有六而已……”

“可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你都五十三了啊，”巴里诺夫尖声叫起来，“你自己亲口说的——五十三！干吗要撒谎？”

大胡子老头苏斯洛夫^[108]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同行的还有渔夫帅哥伊佐特，这样，十来个人凑在了一起。霍霍尔坐在铺子门口台阶上抽着烟斗，默默听着庄稼汉们闲扯。他们有的坐在门口台阶上，有的坐在铺子两边的凳子上。

天气寒冷，天色变幻无常，被严冬冻住的蓝天上，云朵在快速飘动，光斑和云影在小溪和水洼中跳动着，一会儿明晃刺眼，一会儿像天鹅绒般柔和、顺眼。几个花枝招展的姑娘孔雀一般招摇过市，沿着街道走下去，走向伏尔加河畔，蹚过水洼的时候撩起裙摆，露出生铁似的矮皮靴。一群小孩扛着长长的鱼竿跑过去了，神气活现的农民回头斜眼看着我们店铺旁的这帮人，默默抬抬便帽和毡帽。

米贡和库库什金正一团和气地分析着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到底谁打架更厉害——商人还是地主老爷？库库什金说是商人，米贡认为是地主，而且他那高亢的男高音压过了库库什金的语无伦次。

“有次，芬格罗夫先生的爸爸揪住了拿破仑·波拿巴大帝的胡子。芬格罗夫先生就抓住两人后脑勺的羊皮领子，把两人分开，接着把两人的脑门啪地对撞一下——搞定！两人就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

“要是你挨那么一下，也得躺地上！”库库什金附和着说，接着补了一句：“不过，商人比地主老爷更能吃啊……”

一表人才的苏斯洛夫坐在门口最高一级台阶上，发着牢骚：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庄稼汉在土地上是越来越站不稳了！以前，在地主老爷们面前可不许吃闲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干……”

“那你就上一份请愿书，要求恢复农奴法算了。”伊佐特回了他一句。

罗马斯一声不响地看了他一眼，就着台阶栏杆磕起烟斗来。

我等着他开口说话，同时留意听着农民们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猜想着霍霍尔会说些啥呢？我觉得他其实已经错过了一连串有利的发言机会。但他还是漠然地沉默着，像个木偶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盯着风儿吹皱了一个个水洼，吹走了云朵，把它们挤压成一团浓厚的乌云。伏尔加河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下方河畔，伴着手风琴，飘来姑娘们尖声尖气的歌声。一个醉汉沿着街道往下走，边走边打嗝边吼叫，手舞足蹈，一双脚别扭地弯曲着，不时摔在水洼里。农民们语速越来越慢，话语里流露出沮丧，我也不由得悲从中来，因为此时寒冷的天空就要下雨，我想起城里那无休无止的喧嚣、各种各样的声音、匆匆而过的行人、他们那流利欢快的话语、让人脑洞大开的丰富用词。

傍晚喝茶的时候，我问霍霍尔啥时候才跟农民们对话。

“啊哈，”他凝神听完我的话，说：“嗯，您要知道，要是我跟他们谈这类问题，而且是在街上，我就又会被流放到雅库特去……”

他把烟丝压进烟斗，点燃，瞬间就被烟雾笼罩了，然后，平静地、令人印象深刻地谈到农民，说他们胆小而多疑。他们怕自己、怕邻居，尤其怕外来人。他们获得自由还不到三十年^[109]，每个四十岁的农民生下来就是农奴，也就记得这个，很难明白啥叫自由。他们简单地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的生活。可是，到处都是官家老爷，他们可都要干涉你的生活呀。沙皇把农民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的，现在沙皇成了所有农民唯一的地主老爷。若是再问他们什么叫自由？他们会说，总有一天，沙皇会解释什么叫自由的。农民们很相信沙皇，把他当成所有土地、所有财富的唯一主人。他既然能从地主那里解放农奴，也就能从商人手里夺下轮船和店铺。农民们拥护沙皇统治，他们认为地主老爷多了并不好，就一个最好。他们期待着那一天，沙皇会给他们宣布什么是自由。到那时，想抓什么就抓什么，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大家都期待这个日子的到来，每个人都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怕错过了这个“大家拿”的好日子，每个人都很担心：想要拿很多，问题是该拿什么，如何拿呢？大家都盯着同一种东西呢。何况到处都是数不清的官员，他们敌视农民，甚至沙皇。不过，没有这些当官的也不行，大家会互不相让、你争我夺，相互打起来的。

风在怒吼着，夹杂着如注的春雨打得窗玻璃噼里啪啦响。沿街弥漫着灰色的雾气。我自己心里也变得有些灰暗和茫然。罗马斯深思着镇定地轻声说：

“得把农民鼓动起来，让他们逐步学会把政权从沙皇手里夺到自己手里，要告诉他们人民有权从自己的圈子里选出官员，选举区警察局长、省长，直至沙皇……”

“这啊，还得一百年！”

“您打算在三一节^[110]前就搞定一切吗？”霍霍尔严肃地问道。

晚上，霍霍尔出门去了什么地方。大概十一点钟左右，我听到街上一声枪响，枪声似乎就在附近什么地方。我冒雨冲到门外，看见米哈伊洛·安东诺夫——这个高大漆黑的人影不慌不忙地、小心翼翼地绕过水流，往大门这边走过来。

“您出来干吗？这是我开的枪……”

“冲谁开枪？”

“有几个人提着棍子冲我扑过来，我喊：‘退后，要不我开枪了！’他们不听。于是我对空开了一枪，天可是打不坏的……”

他站在门廊里脱衣服，一只手拧干湿漉漉的胡子，像马儿那样打着响鼻。

“这双靴子真见鬼，都穿破了！该换一双了。您会擦手枪吗？帮我擦一下，要不会生锈的。得浸些煤油……”

他那临危不乱的镇定、那双灰色眼睛透出的隐忍目光，令我十分佩服。他在屋子里对着镜子梳理大胡子，警告我：

“您在村子里走要多加小心，尤其是节假日和晚上，他们大概也想揍您。不过您不要随身带棍子，这只会激怒那些好事者，而且会让他们觉得您害怕了。不要害怕！他们自己也是胆小鬼……”

我的日子过得还很不错，每天都让我觉得新奇和充实。我如饥似渴地读起各种自然科学书籍来，罗马斯教导我说：

“这个啊，马克西莫维奇，您最好首先熟悉一下，这种科学里注入了人类最优秀的智慧呢。”

一周三个晚上，伊佐特来我们铺子，我教他识字。起初，他不大相信我，总是带着些许冷笑，教了几次课后，他由衷地说：

“你讲得真好啊！你啊，小伙子，真该当个教师……”

接着，他话锋一转：

“你好像劲还挺大，这样吧，我们来拉拉棍子，咋样？”

于是，他从厨房里拖出一根棍子，我们两个坐到地板上，脚掌抵着脚掌，僵持着，使劲想把对方拉起来，霍霍尔笑着为我们加油打气：

“嘿，咋啦？加油啊！”

伊佐特把我拉了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就更铁了。

“没关系，你很棒！”他安慰我，“可惜，你不喜欢捕鱼，要不就跟我上伏尔加河了。夜里的伏尔加河——那可是天堂啊！”

他学习勤奋，进步也相当快，令人相当吃惊：有时，正上着课呢，他猛地站起来，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眉毛高高扬起，铆足劲读了两三行字，脸就红了，看着我，惊讶地说：

“我这就会读啦，真他娘的奇怪！”

接着，他闭上眼睛，背诵起来：

有那么几次，他小心翼翼地悄声问我：

“你给我讲讲，老弟，这个究竟是咋个弄出来的呢？人看着这些线条，就变成一句句的话了，我也明白这些话很生动，我们自己就这样说的！那我是咋个明白的呢？谁也没跟我说过悄悄话啊。若是一张张画片，那一下子就搞懂了。而这里好像是把思想印出来了，这个是咋弄的呢？”

我又能回答他啥呢？我的一句“不知道”就会让人不快。

“巫术吧！”他叹着气说道，借着灯光仔细翻看着书页。

他的率真、透明和童心令人愉悦和感动，总让我想起那些书里写的可爱的庄稼汉。跟几乎所有的渔夫一样，他也是个诗人，喜爱伏尔加河、静静的夜晚、孤独和无所事事的生活。

他望着繁星，问：

“霍霍尔说，或许，那上面住着跟我们一样的人，你觉得呢，这是真的吗？给他们发个信号，问问他们咋个生活的，或许，比我们过得好，比我们过得快乐……”

实际上，他挺满意自己的生活，他是个孤儿，单身汉，没有依靠任何人，自得其乐地、平静地干着捕鱼的营生。不过，他对农民们可不友好，他提醒我：

“你别看他们整天那么亲热和蔼，这些人其实全是猴精，虚伪得很，你可别被骗了！他们现在跟你称兄道弟，明天就会翻脸不认人。每个人只看到自己，至于公共事务，他们觉得那是苦役。”

这样一个软心肠的人，一谈起乡村“土豪”来，竟然是满腔的愤懑：

“他们呐，凭啥比其他人富裕呢？因为啊，他们确实脑瓜子好使。所以啊，你这个小浑蛋要是脑瓜子还好使的话，可要记住：农民们必须抱团，必须拧成一股绳，那样才会有力量！但是他们把整个村庄弄得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就像把一块劈柴劈成了木片，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自己跟自己作对，这些人真是无药可救了。你看霍霍尔被他们折腾得够呛。”

伊佐特英俊、健壮，深得女人们的宠爱，也让他十分烦恼。

“是啊，我这方面确实被女人们惯坏了，”他由衷地忏悔道，“对那些丈夫来说，这确实是难以接受的，我要是在他们那个位置，也会受不了。可是对那些娘们儿，又不能不同情，娘们儿就像是你的第二个心肝儿。她们过着没有欢乐、没有抚慰的苦日子，整天就知道像牛马一样地干活儿，除此没别的了。她们的男人们都没时间来爱她们，而我是个自由人。她们很多人在婚后头一年就饱尝了老公的老拳。当然，我这方面也做得不对，老跟她们乱来。为此，我有个请求：娘们儿，只要你们别相互吃醋，我一个人就能满足你们大家了！别再相互妒忌了，我对你们一视同仁，你们都值得我同情……”

接着，他在大胡子里不好意思地窃笑起来，然后说：

“我甚至差点跟一位贵族太太有一腿，她从城里来乡间别墅。这是个大美人，皮肤白白净净的，就像牛奶一样，头发是亚麻色，一双小眼睛是淡蓝色的，善良的。我卖了一条鱼给她，一直看着她。‘你要干吗？’她问。‘您自己明白。’我说。‘那，好吧，我晚上来找你，等着我！’咦，她还真来了！只是，她怕蚊虫，蚊子老是咬她，结果，我俩啥也没干成。‘我受不了啦，’她说，‘蚊子咬得太厉害。’她差点哭起来了。第二天，她丈夫来了，是个什么法官。嗯，你瞧这些贵族太太，”他带着自责和忧虑结束了讲话，“一只蚊子就能搅乱她们的生活……”

伊佐特盛赞库库什金：

“瞧啊，你看看这个庄稼汉，心肠是多么好啊！人们还不喜欢他，这简直不公平！不错，他话是有点多，可是，哪个牲畜身上没点儿杂毛呢？”

库库什金没有土地，娶了个整日醉醺醺的女用人做老婆，这个女人身材矮小，但特别机灵，力气大、心眼儿狠。他把木房子租给了一个铁匠，自己住在澡堂里，同时在潘科夫那里打工。他特别喜欢讲各种八卦、各种新闻，若是没有，就想当然地杜撰出各种故事来，不过情节始终是老一套。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听说过吧？京科夫区的警察，他辞职去当修士了，他说，不想再折磨农民们了，真是受够了！”

霍霍尔严肃地说：

“要真是那样，您就把全国的官府搞散架了。”

库库什金一边从乱蓬蓬的淡褐色头发里扯出麦秆、干草和鸡毛，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不会全部散架的，只是那些有良心的官员会走，他们呢，当然，在自己的位子上还是很难受的。我看你呀，安东内奇，是不相信良心的。可要是没有良心的话，就算聪明绝顶也活不下去！这样，我讲件事给你听听……”

接着，他讲了一个“最聪明”的女地主的故事：

“这个恶贯满盈的女人，连省长大人都屈尊来拜访她。‘太太啊，’省长说，‘您可得千万小心啊，您的那些龌龊事都传到彼得堡去了！’她呢，当然，用果子露酒款待他，说道：‘您还是老实回去吧，我可不想扭曲我的个性！’过了三年零一个月，她忽然把农民们召集起来，说：‘这样，我把所有的土地都给你们，再见了，请宽恕我的不是，我要……’”

“去修道院。”霍霍尔提示道。

库库什金盯着他，证实道：

“嗯，是的，去当修道院院长了！这么说来，你听说过她？”

“从来没听说过。”

“那你打哪里知道的？”

“我了解你。”

幻想家摇着头，嘀咕着：

“你真不相信人啊……”

他总是那个套路：他故事里的那些恶贯满盈的坏人厌倦了作恶，于是就“失联”了。不过，库库什金常常“安排”他们去修道院，就像把垃圾倒进“垃圾场”。

他时常冒出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猛地眉头一皱，宣布：

“我们战胜了鞑靼人又怎样？鞑靼人可比我们强着呢！”

可是，这时没人提到鞑靼人，大家都在谈组建果园主联合会的事呢。

罗马斯正谈着西伯利亚，谈着那里的富农，库库什金若有所思地喃喃说道：

“要是过个两三年不捕鲱鱼，那它就会繁殖得让海水从海岸上冒出来，变成洪水淹没人类。这是一种繁殖力超强的鱼！”

全村都认为库库什金没个正经，他的那些故事和离奇念头常常惹恼农民们，招来他们的呵斥、奚落和嘲笑，不过，他们总是饶有兴趣地、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仿佛期待在他的这些杜撰的故事中发现真相似的。

“空话大王，”那些有身份的人都这样叫他，只有那个好打扮的潘科夫意味深长地说：

“斯捷潘·库库什金真是个谜一样的人啊……”

库库什金是把干活儿的好手，他是桶匠、修炉匠，懂养蜂，教女人们饲养家禽，做得一手好木匠活。他干活儿慢吞吞地，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但样样事情总能搞定。他喜欢猫，他住的澡堂里，养着十来只这种吃撑得圆滚滚的小动物，他喂它们乌鸦肉、寒鸦肉，教猫吃鸟儿，这招来了负面的评价：他的猫常常咬死小鸡和母鸡，女主人们就去抓库库什金的猫，抓住就往死里打。库库什金的澡堂附近，经常能听到伤心欲绝的女主人愤怒的尖叫，但库库什金对此并不在意：

“一群蠢婆娘，猫嘛，本来就是用来猎捕动物的，它比狗灵活。瞧我教它们捕鸟，等我繁殖出成百上千的猫出来，我们卖掉它们，你们就有了收入，蠢婆娘们！”

他本来识字，可是，忘完了，也不想重新捡起来。他天性聪明，总是先于别人抓住霍霍尔讲话的要点。

“对，对啊，”他说道，皱起眉头，就像一个小孩吞了苦药似的，“这么说来，伊万雷帝对小老百姓没啥伤害……”

他、伊佐特和潘科夫常常傍晚到我们铺子上来，经常一坐就到半夜，听霍霍尔讲世界的构成，讲外国人的生活，讲各国人民的革命暴动。潘科夫喜欢听法国大革命。

“瞧，这才叫真正的天翻地覆啊。”他赞叹道。

两年前，他跟父亲——一个有双可怕的暴眼、得了“大脖子”病的富农分开过了，靠“自由恋爱”娶了伊佐特的侄女——一个孤女为妻。他对她严加管束，但把她打扮得像个城里人。父亲咒骂儿子任性固执，每次路过儿子的新房子，总要毫不留情地朝它吐唾沫。潘科夫把房子租给了罗马斯，在旁边开了家小铺子，这惹恼了全村的富农，他们因此对他怀恨在心。他表面上满不在乎，但一说起他们，就是一脸的不屑，跟他们相处总带着粗鲁和嘲弄。乡村生活让他感到很郁闷：

“我要是有门手艺，就住在城里了……”

他身材匀称，总是穿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又体面又自尊；他为人谨慎，多疑。

“你干这事是发自内心，还是出于自身利益？”他常常问罗马斯这个问题。

“那，您看是出于啥呢？”

“不，你自己说。”

“照您看，哪种好些？”

“不知道！那照你看呢？”

霍霍尔很执着，最后总算让这个农民开了口：

“我觉得呢，当然最好是出于理智！没有理智的话，是很难生活的。哪里有理智，哪里就有实实在在的事业。凡事听从内心，会误入歧途的。我要是发自内心去干事，那会倒霉的！我心里还想一把火烧了神父，好叫他少管闲事呢！”

村里有个神父，是个又凶又恶的小老头，有一副鼹鼠嘴脸，曾经介入潘科夫父子的争吵，因此深深伤到了潘科夫。

起初，潘科夫对我态度并不好，几乎是敌视，甚至拿出主人的架势对我呼来唤去，但很快，这一切都消失了，尽管我觉得他还是隐隐存着对我的疑心。其实，我也不大喜欢潘科夫。

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在一间圆木墙壁的清爽小屋子里度过的夜晚。窗户被窗板关得严严实实的，角落一个桌子上点着一盏灯，灯前，一位圆额头、脑袋剃得溜光的大胡子男人正在说话：

“生活的实质，就是让人离畜生越来越远……”

有三个农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他们都生得眉目清秀，有一张聪明的脸。伊佐特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在倾听一种只有他一个人才听得到的远方传来的声音。库库什金在不停转动，像是有蚊子在叮他。潘科夫捻着淡黄色的小胡子，暗自思忖着说：

“这样说来，还是有必要把人民分成几个阶级啊。”

我很欣赏潘科夫对自己的雇工库库什金从不说一句粗话，而且还聚精会神地听这个幻想家杜撰的各种搞笑故事。

谈话一结束，我就回到阁楼上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打开的窗户前，望着沉睡的村庄，望着死一般寂静的田野。星光穿过了夜雾，星星离地面越近，看起来就离我越远。寂静紧紧挤压着我的心，思绪却扩散至无边无际的旷野，我仿佛看见成千上万的村庄也像我们这个村庄这样，紧紧贴在平坦的大地上。一动不动，悄无声息。

一大团朦胧的夜雾温暖地拥抱了我，仿佛有成千上万条看不见的水蛭在吮吸着我的心灵。渐渐地，我感到一阵倦意袭来，一种莫名的恐惧令我感到不安。在这大地上，我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乡村生活让我觉得很不愉快。我很多次听人说，在书里也读到过，说住在乡村里的人们比城里人过得更健康、更称心。可我看到的农民终日劳作，有干不完的苦活累活，其中许多人并不健康，在劳动中落下一身伤病，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过得快活的人。城里的作坊工匠和工人活干得不比农民少，但是比农民快乐，不像这里的人那么苦闷，不像这些整天愁眉苦脸的人那样爱抱怨生活。我觉得农民的生活并不容易，这种生活要求他们特别专注地照管土地，还要不厌其烦地跟人打交道、耍心眼儿。这种缺乏理性的生活没法让人称心。很显然，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在摸索着过日子，就跟盲人一样，全都在担惊受怕，彼此不信任，相互猜疑，似乎有些狼性。

我就是搞不懂，他们为啥就不喜欢霍霍尔、潘科夫和所有“我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想理性地生活而已啊。

城里人的优点我看得很清楚，城里人渴望幸福，大胆地尝试理性生活，人生的目的和使命也各种各样。在这样的夜里，我总是想起两个城里人：

钟表技师，承接修理各种仪器、外科手术工具、缝纫机、音乐唱机等。

这块招牌挂在一间小钟表铺子的窄门上方，门两边是灰扑扑的窗户，其中一个窗户旁坐着弗·卡卢金，秃头，脑门上长着个肉瘤子，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他长得敦敦实实，一张圆脸老是挂着微笑，他用细细的小镊子拨弄着钟表里的机械结构，或者鼓起藏在灰白小胡子下的圆嘴巴，放声唱起什么来。另一个窗户旁坐着兹·涅别伊，他有一头鬈发，黑皮肤，长着一个大大的鹰钩鼻子，有一双大得像李子似的眼睛和一撮尖尖的山羊胡子。他身形干瘦，像个魔鬼。他也在拆装着一些精密的小零件，偶尔，猛地用男低音吼叫起来：

“特拉——达——达姆，达姆！”

他们的身后，各种唱机、机器、各种轮子、八音盒和地球仪堆得乱七八糟，货架上到处都是各种样式的金属玩意儿；几面墙上，许多挂钟的钟摆在来回摆动。我真愿意拿一整天时间来看他们两人如何工作。可我那高大的身材遮住了光线，他们朝我虎起脸，挥动着双手，要赶我走。我边走边想：

“啥都会做，可真幸福啊！”

我佩服这样的人，相信他们搞懂了各种机器、各种工具、仪器的窍门，会修理世上的任何东西，这个才叫作响当当的人啊！

但是乡村我就不大喜欢了，那些农民总是难以理喻。那些农妇特别爱向人抱怨病痛，像什么“胸口闷得慌”、“胸口有东西压着”啊，最常见的是“肚子绞痛”，每到节假日，她们就坐在自家木房子前或者伏尔加河边哼哼呀呀个不停，这些是她们最喜欢、最常谈到的话题。她们都很容易被激怒，脾气一上来就相互对骂。就为打破了一个价值十二戈比的黏土瓦罐，三家人提着棍棒打起来，把一个老太婆的手打断了，把一个小伙子的头打破了。这样的斗殴几乎每个星期都有。

有些小伙子公开调戏小姑娘，猥亵她们——他们在田野里抓住几个小姑娘，把裙子撩起来，然后用椴树皮^[112]把裙摆绑到头上，这叫作“让处女开花”。这些腰部以下都裸露出来的小姑娘尖声叫着，怒骂着，但是，好像她们还挺喜欢这样的游戏，很明显，她们慢吞吞地解开自己的裙子，似乎在故意拖延时间。在教堂里做彻夜祷告时，小伙子们就趁机揪姑娘们的屁股，似乎他们就是为这个才去教堂的。礼拜天，神父在讲道台上说：

“畜生们！难道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胡作非为吗？”

“乌克兰人在宗教方面似乎比这里的人更有诗意一些。”罗马斯说，“而这里，打着信仰上帝的旗号，我看到的只有最原始的恐惧和贪欲本能。您是知道的，像那种对上帝虔诚的爱，对上帝的美和力量的钦佩，这里的人是没有的。这样也许还好，人们更容易从宗教里解脱出来。我可提醒您，宗教其实是最有害的偏见！”

这里的小伙子都喜欢说大话、吹牛皮，但都是些胆小鬼。有那么三次，他们夜里在街上撞见我，就想揍我，但是没得手，只有一次，他们用棍子打中了我的一只腿。当然，我不会把这样的小冲突告诉罗马斯，不过，他发现我走路有点儿跛，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啊哈，总算收到一份礼物了吧？我可是早跟您说过！”

虽然他劝过我不要夜里出去溜达，但我有时还是会穿过菜园子来到伏尔加河边，坐在那里的白柳树下，穿过透明的夜幕往下望去，望着河对岸的草地。伏尔加河缓慢地、庄重地流淌着，暗淡的月亮反映着已经沉下去了的落日余晖，把河面镀得一片金黄。我不喜欢月亮，觉得它那上面有某种不吉利的东西，总是激起我无尽的哀伤，就像一只看见月亮的狗，总想悲伤地哀嚎。后来，当我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是个死一般寂静的星球，上面没有也不可能有生命时，我才变得异常高兴起来。这之前，我想象那上面住了很多小铜人，他们的身体都是由三角铁^[113]组成的，走起路来像圆规，趾高气扬，发出像大斋期教堂钟声那么洪亮的响声。月亮上面所有东西都是铜的，植物、动物全都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叫声，向地球示威，寻思着对地球干点儿坏事。得知月亮上啥都没有，我很高兴，不过，还是希望狠狠地落个流星上去，力量大到撞得月亮猛地发出火光，让它闪耀着自己的光芒，照亮地球。

伏尔加河的潺潺水流像一条摇动着的锦缎般的光带，从黑暗中什么地方漂出来，消失在坡岸黑黢黢的影子里，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的思维变得敏感和活跃起来。很容易就冒出某个言语无法表达的、跟白天经历的完全不同的想法。伏尔加河庞大的水体近乎无声地流动着。沿着这条黑黢黢的、宽广的“大道”，一艘轮船像一只长满火焰般羽毛的怪鸟，滑行着。船尾留下飒飒的声音，像是抖动着沉重的翅膀。长满青草的河岸下面，是一片浮动的灯火，沿着水面延伸出刺眼的红光——这是渔夫在用光来捕鱼，也可以这样想，这是天上无数孤独星星中的一颗掉到了河里，像一朵盛开的火花漂浮在水面上。

过去在书里读到的内容渐渐变成一些奇特的幻想，想象力不知疲倦地编织着一幅幅无与伦比的美丽图画，我仿佛在缠绵的夜空中跟着河水漂流。

伊佐特找到了我，夜里他显得更魁梧，更讨人喜欢。

“你又在这里啊？”他问道，挨着我坐下来，久久地一声不吭地沉思着，一边望着河水和天空，一边抚摸着细如蚕丝的金黄色的大胡子。

然后，他就开始幻想了：

“我将来学出来了，书读够了，我就要走遍所有的江河，然后懂得所有的道理！我要去教育别人！嗯，老弟，去跟别人交流心得是件很好的事啊！甚至有些乡下娘们儿，只要能跟她们推心置腹地谈话，她们也是会明白的。不久以前，有个娘们儿坐在我的小船上，问我：‘我们死后会咋样呢？我可不信地狱，也不信有天堂。’看到了吧？老弟，她们也这样……”

没找到合适的词语，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补了一句：

“都是些鲜活的灵魂啊……”

伊佐特喜欢夜里活动，有很好的审美能力，像个喜欢幻想的小孩子，善于轻言细语地谈论美妙的事物。他信上帝，但不害怕他，虽然依照教堂的风格，他把上帝想象成一个高大的慈眉善目的老头，一个善良、聪明的救世主，上帝之所以没有除恶务尽，是因为他“实在忙不过来，世上的人太能生了，太多了。不过，其实也没啥，他会铲除恶势力的，你就等着瞧吧！那个耶稣基督我可是怎么也搞不明白！他对我没啥用。有上帝，也就够了。结果，冒出来一个耶稣基督！说是他的儿子。这没关系，不就一个儿子吗？要知道上帝可是不会死的啊……”

不过，大多数时候，伊佐特老是坐着，一声不吭，在想什么心事，只是偶尔叹口气，说：

“嗯，原来如此啊……”

“我在说我自己……”

然后，又叹口气，望着朦胧的远方。

“这生活，多好啊！”

“是啊，真好！”

伏尔加河那黑色的河水像一条黑丝绒，浩浩荡荡地流淌着，河水上方，一道弯弯的银河横空而过，几颗大星星如同金云雀般闪着光芒，心儿悄悄地唱着生活的奥秘，唱着生活那荒诞的思绪。

远远的草地上方，从粉红色云层中射出些阳光，那是太阳在空中孔雀开屏呢。

“这太阳，简直令人惊叹！”伊佐特喃喃地说道，露出幸福的微笑。

苹果树开花了，整个村庄都花团锦簇的，苦涩的香味四处飘散，抵消了焦油和粪肥的味道。成百上千的开了花的果树，喜气洋洋地穿着花瓣做的粉红色的锦缎，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从村子直到田野。每到月夜，伴着轻风，花枝摇曳，隐约传来一阵飒飒声，仿佛整个村庄淹没在金蓝色的大浪里。夜莺不知疲倦地忘情歌唱，而在大白天，椋鸟则疯狂地嬉戏打闹，躲在云层的云雀不断地向大地撒下自己嘹亮的啼啭。

每到节日的傍晚，姑娘们和少妇们就来到街上，边走边小鸟似的张开小嘴放声歌唱，慵懒地媚笑着。伊佐特也笑了，像个醉汉似的微笑着，他瘦了，眼睛陷进了黑黑的眼眶，脸庞看上去更加冷峻、更加清隽、更神圣了。他整天整天地睡觉，只是在傍晚时分才出现在街上，一副心事重重、若有所思的样子。库库什金粗鲁而婉转地挖苦他，他只是尴尬地笑笑，说：

“你就闭嘴吧。这有啥法子呢？”

接着又开心地说道：

“啊，生活是多么甜蜜啊！要知道这日子可以过得多么温馨啊，多么甜蜜的话语在温暖心房啊！那些另类的事情，你到死也不会忘，你一复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些事情！”

“您可得当心，那些女人们的丈夫会打死您的啦。”霍霍尔提醒他，亲切地笑着。

“嗯，这个理所当然。”伊佐特附和道。

几乎每个夜晚，伴着夜莺的歌唱，果园里、田野里、河岸上，都飘荡着米贡那高亢嘹亮的歌声，他能把那些好歌唱得惊人地漂亮，就为这，农民们甚至原谅了他许多的不是。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店铺门口就会聚集一些人，这种场合，苏斯洛夫老头、巴里诺夫、铁匠克罗托夫、米贡都是必到的。他们坐在一起，若有所思地说着话。他们一走，另一拨人又来了，这样差不多要到半夜。有时会有醉汉闹场子，打头的是退伍兵科斯金，他是个“独眼龙”，左手上少了两个指头。他卷起袖子，挥舞着双拳，像个好斗的公鸡，一个箭步冲到铺子面前，拉开架势，嘶哑着嗓子吼道：

“霍霍尔，你这个劣等民族，信土耳其的宗教！你倒是说说，为啥不去教堂，啊？邪教徒！捣蛋鬼！快说，你究竟是什么人？”

“米什卡^[114]，你干吗开枪打掉自己的手指头？被土耳其当兵的吓坏了？”

他冲上来要打架，人们笑着抓住他，喊叫着把他往山沟里推，他一个倒栽葱沿着山坡滚下去，绝望地尖叫着：

“卫兵啊，这里杀人啦……”

然后，他爬了出来，一身的尘土，请求霍霍尔给他一杯伏特加。

“就凭我给你们取乐呗。”科斯金答道。农民们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节日的早晨，厨娘点燃了炉子里的劈柴，然后走到院子里，我正在店里，这时厨房里一声巨响，铺子抖了一下，装糖果的铁盒子从货架上噼里啪啦掉下来，震破了的玻璃稀里哗啦地响起来，有东西嘭嘭地掉在地板上。我向厨房冲去，从厨房门里蹿出一股股黑烟，黑烟后有东西在咝咝地、噼噼啪啪地响，霍霍尔抓住我的肩膀：

厨娘在门廊里放声大哭。

“哎，蠢娘们儿……”

罗马斯已经钻进了黑烟里，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倒下来，他狠狠骂了一句，叫起来：

“别哭啦！水！”

厨房的地板上，好几块木柴在冒烟，一根细长的木片还在燃烧，倒塌了几块炉砖，黑黢黢的炉膛里空荡荡的，像是被打扫干净了。黑烟中，我摸到了水桶，把地板上的火浇灭，然后把劈柴木块扔回炉膛。

“千万得小心啊！”霍霍尔说道，一边拽着厨娘的手，把她推到房间里，下了命令：

“把店门关了！小心一点，马克西莫维奇，可能还有爆炸……”然后，他蹲下来，仔细察看那些圆圆的松木块，接着，把我扔进炉膛的劈柴都拖了出来。

“您这是干吗？”

“嗯，瞧啊！”

他伸手递给我一块被炸得奇形怪状的圆木头，我看到圆木里面被手摇钻钻过洞，已经奇怪地熏黑了。

“明白了吧？这帮鬼东西，往木柴里塞了炸药。哼，一俄磅炸药能做啥呢？”

他把那块木柴放到一边，边洗手，边说：

“幸好厨娘阿克西尼娅出门了，不然的话，会伤到她的……”

带有酸味的黑烟已经消散，这才看清楚，货架上的杯盘碗盏都已经打碎，窗框上的玻璃都震碎了，炉口的砖头也震塌了好几块。

这个时候，霍霍尔的镇定就不讨我喜欢了，好像这种愚蠢的行为一点儿也没让他感到气愤。街上，孩子们跑来跑去，扯着嗓门喊着：

“霍霍尔家起火啦！我们村子燃起来啦！”

一个女人边骂边哭，从屋里传来阿克西尼娅的惊叫：

“他们闯进铺子里来啦，米哈伊尔·安东内奇！”

“嗯，嗯，别叫！”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胡须，一边说。

从房间打开的窗户，看到许多被恐惧和气愤扭曲了的毛茸茸的脸，被烟尘熏痛的眼睛眯缝着，有个人激动地尖叫起来：

“把他们赶出村子！他们捅的乱子够多了！这是些啥玩意儿啊？”

一个矮个头、棕红头发的庄稼汉，在胸前画着十字，嘴唇嚅动着，试图爬进窗户，却没法爬上去；他右手握着斧头，左手哆嗦着去抓窗台，但没抓住，掉了下去。

罗马斯手里握着那块劈柴，问他：

“您要上哪里？”

“老兄，我来救火啊……”

“这里都没起火啊……”

这个农民吓得张大嘴巴，溜了。罗马斯走到店铺门口台阶上，把那块劈柴给众人看，说道：

“你们中有人给这块圆木头装填了火药，然后把它塞进我们的柴火堆里。但是火药放少了，也就没啥破坏效力……”

我站在霍霍尔身后，看着众人，听到那个带斧头的农民胆战心惊地说：

“他干吗老往我这边摇晃那块劈柴啊？……”

那个退伍兵科斯金已经喝多了，嚷嚷起来：

“把他赶走，这个邪教徒！送到法院去……”

可是大部分人默不作声，都紧紧盯着罗马斯，将信将疑地听他说话：

“要炸毁这座木房子，得用不少炸药啊，大概得一普特吧！嗯，大家各自回家吧……”

“村长在哪里？”

“应该找村警^[115]啊！”

人们不紧不慢地、不大情愿地，像是没得到满足似的渐渐散去。

我们坐下来喝茶，阿克西尼娅给每个人斟茶倒水，显得前所未有的殷勤和亲热，同情地看着罗马斯，说：

“您不去告发他们，他们才这么放肆。”

“这事您不生气吗？”我问。

“我可没工夫对每件蠢事都来气。”

我心想：“要是所有人都这样淡定地、心平气和地做自己的事情该多好啊！”

他说过他很快要去喀山一趟，问我要带些啥书回来。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内心有个类似钟表里的机械装置，上一次发条，就能运转一辈子。我喜欢霍霍尔，十分敬佩他，不过，我真希望他能冲我或是别的什么人发一次火，跺着脚大声嚷嚷。可是他不能，也不想生气。每当他被愚蠢或是下流卑鄙的行径激怒时，他只是嘲笑地眯缝起那双灰色的眼睛，冷冰冰地简短地说些平淡无奇而毫不留情的话语就算了。

比如，他这样问苏斯洛夫：

“您都一把年纪了，干吗还这么昧着良心呢？”

苏斯洛夫老头子的黄脸颊和脑门慢慢变成了紫红色，好像他那斑白的大胡子也一下子红到了发际。

“要知道，这对您没一点儿好处，还会因此丢掉威信。”

苏斯洛夫低下头，赞同道：

“确实，没啥好处！”

后来，苏斯洛夫对伊佐特说：

“这是个心灵导师！要是能把这样的人选去当官就好了……”

罗马斯简明扼要地教导我，他不在的时候该做些什么和如何做，我觉得他已经完全忘了这次爆炸恐吓，就像忘掉一只苍蝇的叮咬。

潘科夫走过来，仔细看了看炉子，皱起眉头问：

“没吓坏吧？”

“嗯，有啥好怕的？”

“这可是在打仗啊！”

“坐下喝茶吧。”

“老婆在家里等着呢。”

“到哪里去了？”

“去捕鱼了。跟伊佐特一道。”

他走了，经过厨房时又说了一遍：

他跟霍霍尔说话总是三言两语就了事，好像老早就把所有重要复杂的事情谈妥了似的。记得有一次，听完罗马斯讲的关于伊凡雷帝^[116]统治的故事，伊佐特说：

“这个沙皇可真无聊！”

“而且是个刽子手。”库库什金补了一句，而潘科夫则坚决明确地表示意见说：

“他身上真看不出有啥特别聪明的地方。嗯，他是杀了王公贵族，提拔一些小贵族地主来取代他们的位置。甚至还引来了外人，引来了外国人，这招就不聪明了。小地主比大地主还要麻烦。苍蝇不是狼，用枪是打不死的，比狼还讨厌。”

库库什金提着一桶和好的稀泥走过来，一边把炉砖往炉子上砌，一边说：

“这帮魔鬼尽想好事！他们连自个儿的虱子都没法捡完，但是杀起人来，呵呵！你呀，安东内奇，不要一次采办很多货回来，最好每次少些，多跑几次。否则的话，你看着吧，又会来烧你的。现在啊，你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当心飞来横祸，祸不单行啊！”

“这件事情”指的是果园主联合会，这事让富农们很不满。霍霍尔在潘科夫、苏斯洛夫和另外几个识时务的农民的帮助下，已经几乎快搞定了。大多数农户开始对罗马斯有了好感，铺子的顾客也明显多了起来，甚至像巴里诺夫、米贡这样“一无是处”的农民也来想尽办法、力所能及地帮助霍霍尔了。

我挺喜欢米贡，喜欢听他那美妙忧伤的歌曲。他唱歌的时候，老是闭上双眼，那张饱经沧桑的苦脸也不再抽搐了。他常常在黑灯瞎火的夜里，没有月亮或是天空被云层遮得严严实实的时候出来歌唱。一到晚上，他就轻声呼唤我：

“走，去伏尔加河边。”

在那里，他高高地坐在自家独木舟的船尾上，一双罗圈腿放到黑黢黢的河水里，正在调整用来捕鲟鱼的违禁渔具。他轻声说：

“地主老爷折磨我，好吧，我还能忍受，那个狗日的，他有头有脸，比我知道的事情多。可是，自家农民兄弟也来挤对我，这我咋受得了？我们之间有区别吗？他算的是卢布，我算的是戈比，就这点不同罢了！”

米贡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眉毛跳动着，手指头飞快地穿梭着，拆开渔网，用锉子打磨着渔网上的小钩子。气愤地轻声说：

“都当我是小偷，确实，我是有罪！但是要知道大家都在趁火打劫啊，都在黑吃黑啊。是的，上帝不爱我们，我们有魔鬼宠着！”

黑色的河水在我们身边淌过，河面上，黑漆漆的乌云飘动着，那片绿油油的长满青草的河岸在黑暗里看不见了。波浪小心翼翼地拍打着岸边的河沙，冲刷着我的双脚，像是要引诱我跟着波浪去那无边无际的浮动着的暗处。

“应该活下去，对吧？”米贡叹着气问。

在高处，一个山上，有一只狗在悲哀地啤叫。像在梦里，我想：

“干吗要以你这种方式活下去呢？”

河面上很静，很黑，也很可怕。这种暖暖的黑暗真是无穷无尽。

“他们会打死霍霍尔的。你也一样，走着瞧，他们也会打死你。”米贡嘀咕着，然后，忽然轻声哼起歌来：

他闭上眼睛，嗓音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悲伤，正拆着网绳的手指头渐渐慢了下来：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大地被这黑黢黢的庞大水体冲走了一部分，在水里翻滚着，而我也随之滑下去，从地上滑向黑暗深处，滑向那个太阳永远沉没的地方。

米贡的歌声戛然而止，他默默地把独木舟推到水中，坐上去，几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里。我看着他的背影，心想：

“这样的人是为什么而活呢？”

我的朋友中还有个巴里诺夫，这是个没定性、不靠谱的家伙，喜欢说大话、吹牛皮、搬弄是非，是个又懒又坐不住的流浪汉，先前在莫斯科待过，一说起莫斯科，就直吐唾沫：

“那城市是个地狱啊！到处乱糟糟的，教堂呢，倒是有一万四千零六座，但是人呢，全是些骗子！那里所有的人都生了疥疮，像癞皮马似的，真的！商人、军人和市民都是边走边挠痒。的确，那里有个‘炮王’，那炮筒可真粗啊！是彼得大帝亲自浇铸的呢，用来打叛乱分子的。有个贵族娘们儿因为爱他而起来反叛他。彼得大帝跟她天天耳鬓厮磨，同居了整整七个年头，然后就丢下她和三个孩子不管了。这女人发飙了，于是就起来反叛！就这样，我的老弟，这个大炮就嘭嘭发射炮弹打叛乱分子，九千三百零八人就这样一命呜呼啦！甚至，连彼得大帝自己都吓坏了：‘不成，’他对菲拉列特大主教说，‘得把这个该死的大炮堵上，别让人随意放炮啦！’于是就堵上了……”

我说这全是胡扯，他一下子来了气：

“我的上帝啊！你这人可真龌龊！这故事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五一十讲给我听的，可你……”

他常去基辅“拜圣徒”，他说：

“这个城市，就像我们的村子，也在一个山上，也有一条河，嗯，我忘叫啥名了。跟伏尔加河一比，那就是一水洼子！坦率地说，这城市乱得很。所有的街道都弯弯曲曲的，都往山上伸着。人嘛，都是‘霍霍尔’（乌克兰人），可不是米哈伊洛·安东诺夫（罗马斯）那样的纯种‘霍霍尔’，他们是半波兰半鞑靼的混血。他们不会说话，只会瞎扯。那里的人都不修边幅，一身脏兮兮的，爱吃蛤蟆，那里一个蛤蟆足有十俄磅重呢。他们骑牛，也用牛耕地。他们的牛太大了，连最小的也比我们这里的大四倍，有八十三普特重啊。那里有五万七千个修士，主教有两百七十三个……哼，奇怪！你咋能跟我争论呢？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你去过那里吗？没有吧。呵呵，这不就结了！我这人啊，老弟，做事最讲究精确了……”

他喜欢数字，在我这里学会了加法和乘法，可就是没耐心学除法。他兴致勃勃地算多位乘法，就是老算错。他拿一根木棍在沙地上写出一长串数字，吃惊地瞪着一双孩子般的眼睛，赞叹道：

“这玩意儿谁也没法念出来吧！”

巴里诺夫是个邋里邋遢的人，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不过，脸却还算漂亮的，有卷曲、好玩的小胡子，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露出稚气的微笑。他和库库什金身上都有一种似乎共同的东西，因此他俩才老是彼此回避吧。

巴里诺夫有两次去里海捕鱼的经历，他喃喃说道：

“那个大海啊，我的老弟，啥东西都比不上啊。你在它面前，就是一个小虫子而已！你一看见它，就忘记你自个儿啦！那里的生活可真甜蜜啊。啥人都往那里跑，甚至有个修道院院长也一个人来了，还行，能干活儿！有个厨娘，也是一个人来的，她曾经做过检察长的情人，你瞧，还有比这更美的差事吗？但是，她一想到海也受不了啦，对检察长说：‘你呀，检察长啊，对我是不错，可我还是要跟你拜拜。’因为啊，无论是谁，哪怕只见过一次海，就会老想着再去看海。那里一望无际，跟在天上一样，没有你推我挤的人群！我也要到那里过一辈子啦。我不喜欢这里的人，的确这样！我要是能在荒郊野岭做个隐士就好了，可就是不知道哪里才算是像样的荒郊野岭……”

他像个丧家犬似的在村子里四处晃荡，人们都没把他当回事，不过，大伙儿倒是挺爱听他讲故事，就像听米贡唱歌一样。

“真会编！真有意思！”

他那些虚构的故事有时甚至把像潘科夫这样实在的人也给弄糊涂了。有一次，这个不那么容易轻信人的庄稼汉对霍霍尔说：

“巴里诺夫说，书里并没把伊凡雷帝的事情写全，有很多被隐瞒了。伊凡雷帝似乎会变形，常常变成老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钱币上铸造了一只老鹰。”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发现：凡是那些奇幻的、有时显然编得很离奇的故事常常比那些严肃地讲述生活真理的故事更受欢迎。

当我把这种现象告诉霍霍尔时，他笑了笑，说：

“这种现状会改变的！只要人们学会了思考，就会想到真理。至于巴里诺夫、库库什金这些怪人，您得理解他们。这类人，您是知道的，这是些艺术家、作家。或许，当初基督也是这样的怪人吧。您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有些事情他还真虚构得不错啊……”

让我惊讶的是，所有的这些人都很少，也不喜欢谈到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头常常肯定地说：

“这一切都是拜上帝所赐！”

不过，我总是从这些话里听出某种绝望的感觉。我跟这些人处得很愉快，从他们的夜谈中学到不少东西。我觉得罗马斯所提的每个问题，像一棵棵大树，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里，在土壤的深处，这些树根跟其他古树的树根交织在一起，在大树的每个枝条上开出了思想之花，枝繁叶茂地长出了响亮的话语的叶子。我感觉自己在成长、在进步，饱吸了书籍那丰润的蜜汁，我说话更自信了，霍霍尔已经不止一次笑着夸奖我：

“干得好，马克西莫维奇！”

要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他说出这样的话啊！

潘科夫有时带着他的老婆来，这是个小个子女人，一张温柔的脸上长着一对聪明伶俐的蓝眼睛，穿着城里的流行时装。她静静地坐在屋子的一角，温文尔雅地抿着嘴唇，可是没多久她就会吃惊地张开嘴，惊恐地睁大眼睛。偶尔听到一句称心的话，她双手掩面，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潘科夫向罗马斯递了个眼色，说：

“她听懂了！”

常常有一些机警的人来找霍霍尔，他和他们一起来到我住的阁楼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阿克西尼娅给他们送吃送喝，他们就睡在阁楼上，除了我和厨娘，谁也见不到他们。厨娘对罗马斯就像狗一样忠诚，崇拜得五体投地。每天夜里，伊佐特和潘科夫就用小船送那些人到附近过往的轮船上，或者罗贝什卡码头上去。我从山上望着小船在黑漆漆的或者闪着银色月光的河水里时隐时现。小船上摇晃着一盏灯笼，在吸引轮船船长的注意。我望着，觉得自己也是这项伟大的秘密活动的参加者。

玛丽亚·杰连科娃从城里来了，可我从她眼神里再也找不到那令我难为情的东西，她的眼睛，我感觉已经是一个大姑娘的眼睛了，这个姑娘因为意识到自己有个可爱的外貌而感到幸福，也因为有个大个子大胡子男人照顾她而感到高兴。那男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像跟所有人说话那样，平静并略带嘲笑，只是抚弄胡子更频繁一些了，目光更温存一些了。她的细嗓门发出快乐的声音，她穿着天蓝色的大衣，淡黄头发上系着天蓝色的带子。她那孩子般的双手奇怪地不停地动，像是在找什么，像是要抓住什么才好。她几乎是闭着嘴唇一刻不停地哼着什么曲子，用小手绢扇着粉红的、快要融化的脸。她身上有种新东西惹得我很不爽，我生气了。我尽量跟她少碰面。

七月中旬，伊佐特失踪了。有人说他淹死了，过了两天才搞清楚：伏尔加河下游离村子大约七俄里的地方，他的小船冲上长满青草的河岸，船底被凿穿，船舷被打烂。人们这样解释这次不幸，估计伊佐特是在河面上睡着了，他的船在下游离村子大约五俄里的地方撞上了锚泊在那里的三艘驳船的船头。

这事发生的时候，罗马斯还在喀山没回来。当晚，库库什金到我们杂货铺来了，垂头丧气地坐在麻袋上，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自己的脚，抽着烟，问：

“霍霍尔啥时候回来？”

他开始用手掌揉搓那张苦脸，轻轻地骂着，像喉咙卡着块骨头似的吼叫。

他咬着嘴唇瞟了我一眼，眼睛红了，下巴直哆嗦。看他没法说话，我不安地等着某个不幸的消息。最后，他向街上看了一眼，结结巴巴吃力地说：

“我跟米贡去了。见到了伊佐特的小船。船底被斧头劈开，懂了吧？也就是说——伊佐特是被人害死的！这肯定是……”

他摇着头，一句接一句地骂着，扯着嗓子呜咽，接着又沉默了，开始在胸口画十字。这个农民是多想放声痛哭啊，可不能，也不会，浑身哆嗦，又恨又悲地喘着气，让人不忍直视。他猛地跳起来，摇着头，走了。

第二天傍晚，孩子们去河里洗澡，在上游离村子不远的岸边，有只干透了的破驳船，船下面躺着伊佐特。驳船的一半在岸边礁石上，另一半在水里，船尾的破舵板上挂着伊佐特的尸体，脸朝下，长长的身躯平躺着，被打破的脑袋已经空了——水流把脑浆冲走了。这个渔夫是被人从后面袭击的，整个后脑勺都被斧头劈掉了。水流摇动着伊佐特，冲得他的两条腿往岸边甩，冲得渔夫的两只手在不断划动，仿佛他在奋力往岸边爬。

岸上站着二十来个富农，沉着脸，凝神看着，贫农们还没从地里回来。贼头贼脑、胆小如鼠的村长挥舞着手杖四处乱窜，抽着鼻子，用粉红色衬衣的袖口揩着鼻涕。矮壮敦实的杂货铺掌柜库兹明大叉着双腿，挺着肚子站在那里，看看我，又看看库库什金。他凶狠地皱着眉头，无色的眼里淌着泪，那张麻脸看上去挺悲伤的。

“哎呀，这真是瞎胡闹！”村长数落着哭起来，那双罗圈腿迈着碎步，“唉，这些农民，简直不像话！”

村长的儿媳，一个壮实的年轻女人，坐在礁石上，木然地望着河水，一只发抖的手画着十字，嘴唇嚅动着，下嘴唇又红又厚，狗嘴似的向下垂着，很难看，露出黄色的绵羊般的大牙。小姑娘们、男孩们从山坡上像一团团的彩球滚下来，一身尘土的农民们也急匆匆地迈着步伐赶过来。人群在小声嘀咕：

“这男人可喜欢惹是生非了。”

“这是咋啦？”

“看吧，那个库库什金也爱惹是生非……”

“就这样白白把人给害死了……”

“伊佐特还是挺老实的……”

“老实？”库库什金哀号着朝农民们扑过来，“那你们干吗要杀死他，嗯？一群恶棍！啊？”

突然，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如同鞭子一般打在众人身上，农民们叫喊起来，互相推搡着、呵斥着、吼叫着，库库什金一下跳到那个杂货铺掌柜跟前，照着他那张歪歪扭扭的麻脸就是一巴掌：

“欠揍，畜生！”

他抡起拳头打开一条路，从乱哄哄的人堆里跳出来，开心地冲我大叫：

“快走，要打架了！”

他挨了揍，从打破的嘴唇吐出了血，可他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

“看到没有？我扇了库兹明一耳光！”

巴里诺夫向我们跑过来，心惊胆战地回头望着挤在驳船旁的人群，人群里传出村长尖细的声音：

“哼，你说，我纵容了谁？你说啊！”

“我该离开这里了。”巴里诺夫不满地说着，往山上走去。傍晚天气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紫红色的太阳渐渐落到厚厚的瓦蓝色的浓云中，红色的反光在灌木枝叶上闪耀着，好像听到有什么地方在打雷。

伊佐特的尸体在我面前晃动着，破脑袋上的头发被水流冲刷得笔直，好像立起来了。我回忆起他那低沉的嗓音和那几句经典的话：

“每个人身上都有孩子气，应该看到这点，应该看到孩子气！比如霍霍尔，他像个铁人，而他的内心却是个孩子！”

库库什金跟我一起走着，气愤地说：

“他们要把我们全搞成这样……天啊，真是蠢啊！”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霍霍尔回来了，看上去对某件事很满意，对人特别亲切。我把他让进小木屋时，他搂住我的肩膀：

“睡得不够吧，马克西莫维奇！”

“伊佐特被杀了。”

“啥——啥啊？”

他的颧骨忽然凸起一大块，胡子哆嗦着，好像涓涓细流涌上了胸口。他没有脱帽子，站在房间中央，虚着眼睛，直摇头。

“这样啊，知道是谁干的吗？嗯，那……”

他慢慢走到窗前，坐在那里，伸出双脚。

“我跟他说过这事……官府有人来过吗？”

“昨天区警察局局长来了。”

“嗯，有啥结果没？”他问道，然后自问自答：“当然，啥结果也不会有！”

我告诉他，那个区警察局局长跟往常一样，在杂货铺掌柜库兹明那里打尖歇脚，并吩咐把库库什金投进看守所，因为他扇了杂货铺掌柜一耳光。

“哦，那还能说啥？”

我到厨房烧茶炊去了。

喝茶的时候，罗马斯说：

“这些人真是可怜又可悲！他们杀了自己的好人啊！可以想象，他们害怕好人。就像这里流行的说法，他们跟好人‘不投缘’。记得我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时候，有个苦役犯跟我讲：他本来是做贼的，他们一伙有五个人。其中一个说：‘兄弟们，我们干脆洗手不干了吧，反正也没啥好处，日子过得还是一样糟！’就为这个，他们趁他喝醉睡着掐死了他。那苦役犯夸奖这个被掐死的同伴：‘后来我杀过三个人，但并不惋惜，只是对这个同伴，直到今天还惋惜不已，这个好伙伴，聪明、快乐、心地纯净。’‘那你们干吗要杀害他呢？’我问道，‘是怕他出卖你们吗？’他竟然一下子生气了，‘不，他绝不会为钱出卖同伴的，绝不会！就因为我们跟他合不来，我们全都有罪，但就他一人像个正人君子。这可不大好。’”

霍霍尔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背着双手，嘴里叼着烟斗，穿一身长及脚后跟的鞑靼式白褂子，一双光脚重重地踏着地板，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

“我有好多次遇到这种害怕正派人、害死好人的事情。他们对这样的好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先巧妙地设计陷害他，然后千方百计消灭他；另一种是像狗一样，仰望着他，匍匐在他面前，这种态度较少见。至于向正派人学习如何生活，仿效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也不会。也许，是他们不愿意吧？”

他端起那杯已经冷了的茶，说：

“可能他们是真不愿意啊！您想想，这些人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忽然冒出一个人起来造反说：这样生活可不行！不行？可我们把最好的精力都投入到这样的生活里了，见你的鬼去吧！‘啪’的一声，照着这位说教的正派人就是一个大嘴巴。你少管闲事！不管咋样，那些敢于说出‘这样生活可不行’的人才是明白生活真理的。真理与他们同在，也正是他们把生活推向好的方向。”

他往书架挥了一下手，继续说：

“特别是这些书！哎，要是我能写书该多好！可我不适合干这行，我的思想笨拙、没啥条理。”

他坐到桌子旁边，胳膊肘支着，抱着头，说：

“伊佐特真是可惜了……”

接着沉默了好久。

“好吧，我们去睡觉吧……”

我回到阁楼上，坐在窗前。田野上扯起了闪电，照亮了半个天空；当天空射出微红的光束时，似乎连月亮也哆嗦起来了。狗儿们在冲动地哀嚎，要是没有狗吠，我还真以为自己住在一个荒岛上。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鸣，从窗户涌进来一大股闷人的热气。

我面前躺着伊佐特的尸体，就在这岸边的柳丛里。他那发青的脸朝着天空，但他那玻璃似的眼睛却严厉地看着自己的内心。金黄色的胡子末端黏成尖尖的一个小团块，里面隐隐可见愕然张开的嘴。

“最重要的是，马克西莫维奇，仁慈、亲切！我之所以喜欢复活节，就是因为它是最和蔼可亲的节日！”

他那被伏尔加河冲刷得发青的腿上，紧贴着一条被酷热的阳光晒干了的蓝裤衩。苍蝇在渔夫的脸上嗡嗡地叫，他身上发出阵阵让人发晕、作呕的气味。

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罗马斯躬身进来，坐在我的单人床上，一把握住大胡子。

“我嘛，您知道的，要结婚了！是的。”

“对女人来说，这里怕是有些艰苦吧……”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在等我说下去，可我不知该说什么。闪电的反光射进屋子，把屋里照得通亮。

“我要跟玛莎^[117]·杰连科娃结婚了……”

我不禁笑了，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这个姑娘还可以称作玛莎。真有意思。我记忆中她的父亲或者兄弟还没这样叫过她。

“您笑什么？”

“您觉得我配她太老了吧？”

“哦，不是。”

“她跟我说您爱过她。”

“好像，是的。”

“那现在呢？不爱了吗？”

“嗯，我想是的。”

他的手松开握住的大胡子，轻声说道：

“在你们这个年纪好像常常是这样，而在我这个岁数就没啥好像了，这事就占去了你的一切，啥也不能想，也没有精力想了！”

他笑着露出整齐结实的牙齿，继续说：

“安东尼^[118]之所以在亚克兴海战时被罗马皇帝屋大维打败，就是因为当‘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吓得退出战斗的时候，他放弃了舰队和指挥，驾着自己的战舰跟着她跑了。瞧，这样的事还经常发生呢！”

罗马斯站起身，挺直身子，像是在与自己的意志抗争，又重新说了一遍：

“无论如何，我得结婚！”

“秋天吧，等苹果收完再说。”

他走了，经过门框的时候头低得有些过分，我躺下睡觉，心想，要是我秋天离开这里，兴许会更合适些。他干吗说起安东尼呢？我可不喜欢这样。

采摘早熟苹果的时节来了。这年苹果大丰收，苹果树的枝丫被果实压得垂到了地面。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气弥漫在果园里，孩子们一边嬉戏喧哗，一边捡着虫蛀过的苹果和被风吹落的又黄又红的苹果。

八月初，罗马斯从喀山坐船回来了，带来一船的货物和装满货物的箱子。那个早晨，八点左右，霍霍尔刚洗了澡，换好衣服，正准备喝茶时，高兴地说：

“夜里坐船可真爽……”

突然，他伸着鼻子闻了闻，担忧地问：

“好像有股煤烟味？”

同时，院子里传来阿克西尼娅的哀号：

我们冲到外面——靠菜园那面的板棚墙着火了，板棚里我们存有煤油、焦油和食用黄油。我们惊慌失措地看了几秒钟，只见那些黄色的火苗在明晃晃的阳光下褪了色，正舔着墙壁往房顶上卷。阿克西尼娅提来一桶水，霍霍尔把水泼向正在燃烧的墙壁，然后把水桶一扔，说：

“真见鬼！您把油桶滚出来吧，马克西莫维奇！阿克西尼娅，快去铺子！”

我马上把一桶焦油滚到外面街上，然后去搬一桶煤油，可当我把它翻转过来时，桶上的塞子好像打开了，煤油流了一地。我找塞子的时候，火势却不等人，它那尖尖的火头已经烧穿板棚的木板门道，蹿进了板棚里面。屋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像是在嘲弄地哼着什么曲子。我把这个没有满的油桶滚到街上，看到满街都是从各处哭叫着跑来的女人和孩子。霍霍尔和阿克西尼娅从店铺里把货物搬出来，放到山沟里。一个白发黑脸的老太婆站在街中央，舞着一只拳头威胁着、刺耳地尖叫着：

“啊—啊—啊，这群魔鬼！”

我又跑进板棚，发现它已是浓烟滚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从房顶上垂下来几条悬空飘动的红色火带，墙壁已经变成烧红了的栅栏了。浓烟呛着我喘不过气来，熏得睁不开眼睛，我勉强把桶滚到板棚门口，却陷在那里不能动弹，从屋顶撒落下来的火星灼伤了我的皮肤。我立即大喊着求救，霍霍尔跑过来，拽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外面：

“快跑！马上要爆炸了……”

他冲向过道，我跟着他，上了阁楼，那里有我的不少书。我把书往窗外扔出后，想把装着帽子的一个箱子也扔出去，可窗口狭窄了点儿，我正要用半普特重的秤砣打烂窗框，忽然，轰的一声，屋顶猛烈地哗啦哗啦响起来，我知道这是煤油桶爆炸了，头顶上的房顶猛烈燃烧起来，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红色的火焰在窗口翻滚而过，热浪弄得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冲向楼梯，一团团浓浓的烟雾扑面而来，数条紫色的火蛇沿着楼梯往上爬，下面过道里，噼噼啪啪地响着，像是谁的铁牙齿在啃着树木。我慌了神。眼睛被熏得无法睁开，喘不过气来，我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几秒——好似无限长的几秒钟。楼梯上方的天窗里露出一个红须黄脸，已经抽搐得扭曲了，然后就不见了，刹那间，火焰像许多根血红的火矛，刺穿了房顶。

记得当初感觉头上噼里啪啦响起来，除此之外，我还听到有异样的声音。我想我死定了，一双脚变得很沉重，虽然我已经用手蒙住了眼睛，但眼睛还是很痛。

急中生智，我发现一个唯一的自救办法：我抱起我的床褥、枕头和一捆椴树皮，用罗马斯的羊皮袄裹住头，从窗户纵身跳了下去。

我在山沟沟沿上醒过来时，面前蹲着罗马斯，他喊叫着：

“感觉咋样？”

我站起身来，呆呆地看着我们的木房子慢慢化为一堆红色的刨花。房子前面，好像有很多红色的狗舌头在舔着黑色的土地。窗户冒出一股黑烟，房顶仿佛长出了许多黄色的花，在摇摆着。

“哎，您咋啦？”霍霍尔叫喊着，他满脸是汗，沾上了煤烟，流着脏兮兮的眼泪，一双眼睛惊恐地眨着，椴树皮缠在他的大胡子上。一股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喜悦充满我的心头——这是多么巨大的感情力量啊！随后，左脚痛起来，我躺下对霍霍尔说：

“左脚脱臼了。”

他摸了一下我的脚，然后猛地一拉，我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钻心地痛起来，过了几分钟，我大喜过望，一边跛着脚，一边把抢救出来的东西往澡堂那边搬，罗马斯叼着烟斗，兴奋地说：

“我本以为您烧死了，那会儿油桶爆炸了，煤油溅到了房顶上，火焰像柱子一样立起来，很高，然后天上形成一团蘑菇云，木房子一下子就没入火里了。我想，马克西莫维奇这下准完蛋了！”

他恢复了往常的平静，细心地把东西堆成一堆，对蓬头垢面的阿克西尼娅说：

“您坐那里守着，别让人偷了，我这就去灭火……”

山沟里的烟雾里，飘飞着白色的纸片。

“哎，”罗马斯说，“这些书可惜了！都是我心爱的书啊……”

已经烧毁了四幢木屋。这天无风，火焰不慌不忙地往左右蔓延着，弯曲的火舌似乎懒洋洋地钩着篱笆和房顶。烧红了的梳子梳理着屋顶的干草，弯弯的火手指撩拨着篱笆，就像在弹古斯里琴似的，烟雾弥漫的空中，传来火焰那幸灾乐祸、如泣如诉的热烈歌唱，渐渐烧掉的木头传来轻轻的，甚至是温柔的噼里啪啦的爆炸声。从烟雾的云朵里掉下来“金色的乌鸦”，落到街上、院子里。农民们和妇女们跑来跑去，每个人都担心着自家的东西，哀号阵阵：

“水啊——水！”

水源在很远的地方，在山坡下面的伏尔加河。罗马斯很快凑集起一帮庄稼汉，把他们推来搡去，分成两个小组，命令他们去拆掉篱笆和火场两边的房子。众人都乖乖听他指挥，同正在吞噬整排房子、整条街的熊熊大火展开更加行之有效的斗争。不过，他们干起活来还是心有余悸，似乎泄了气，像在给别人家打工似的。

我自己的心情倒是蛮愉快的，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劲。街的尽头，我看见村长和库兹明带着一帮富农站在那里袖手旁观，一些人挥着手、舞着拐杖喊叫着。农民们从田野里骑马疾驰而来，胳膊肘舞得跟耳朵一样高，女人们朝他们哭叫，孩子们在乱跑。

又一家院子的房子着火了，需要尽快拆除牲畜棚的一段篱笆墙，它是用粗大的枯树枝编成的，火焰已经把它变成了一道鲜红的火带。农民们着手砍篱笆的木桩，火星和灰烬纷纷落在他们身上，他们闪到一旁，用手拍打着燃起来的衬衣。

“别怕啊！”霍霍尔叫起来。

但没啥作用。于是，他从一个人头上扯下一顶帽子，往我头上一扣，说：

“您从那头砍，我从这头砍！”

我砍倒了一两根木桩，篱笆墙摇晃起来，于是我干脆爬了上去，抓住篱笆墙顶，霍霍尔伸手抓住我的双腿往后一拉，一整段篱笆墙都倒下了，差点没把我连头带人扣在下面。农民们齐心协力把篱笆拖到街上。

“烧伤了吧？”罗马斯问。

他的关心让我更有力量、更加敏捷。我真想在我敬重的人面前露一手。我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得到他的称赞。浓烟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飘动，我们的书页就像白鸽子似的仍在飘飞。

右边已经成功切断了火势的蔓延，但左边的火势却扩展得越来越广，已经烧到第十家院子了。罗马斯留下一部分农民盯着狡猾的火龙，然后赶着大队人马往左面奔去，经过那群富农身边时，我听到有人恶狠狠地叫起来：

“就是他放的火！”

杂货铺掌柜库兹明说：

“该去他的澡堂看看！”

这些令人不爽的话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众所周知，一种鼓舞，尤其是愉快的鼓舞，能增添人的力量；我受到鼓舞，就忘我地干活儿，直到精疲力竭。记得当时我坐在地上，背靠着某个热滚滚的东西。罗马斯冲我泼了一桶水，一群农民围住我们，敬佩地嘟囔着：

“这孩子真厉害！”

“他可垮不了……”

我把头靠在罗马斯腿上，可耻地哭了起来，他抚摸着我那湿淋淋的头，说：

“休息一下吧！看把您累的。”

库库什金和巴里诺夫两人被火熏得黝黑，像鬼一样，他们把我带到山沟里，安慰我：

“没关系，老弟！都结束了。”

“吓着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躺下喘口气，恢复神志，就看见往我们山沟里的澡堂这边下来了十来个“富人”，打头的是村长，他身后，两个村警架着罗马斯。罗马斯没戴帽子，湿漉漉的衬衣袖子已经被扯断了，牙齿紧紧咬着烟斗，面色愁眉不展，阴沉得可怕。退伍兵科斯金挥舞着手杖，声嘶力竭地喊叫：

“我要把这异教徒扔进火里！”

“把澡堂门打开……”

“你们砸锁吧，钥匙掉了。”罗马斯大声说。

我跳起来，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棍，跟罗马斯站在一起。村警退后了几步，村长吓得尖声说：

“我们正教徒可不允许砸锁！”

库兹明指着我喊道：

“对了，还有这个人……他是干吗的？”

“冷静，马克西莫维奇，”罗马斯对我说，“他们以为我把货藏在澡堂里，然后自己一把火烧了铺子。”

“你们两个干的！”

“那你砸锁吧！”

“正教徒们……”

“我们来负责！”

“我们的职责……”

罗马斯小声说：

“您来跟我背靠背站着！以防他们从后面偷袭……”

澡堂门锁被砸开了，几个人一拥而进，然后又立马退了出来，我立刻把棍子递给罗马斯，从地上又捡了一根。

“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吗？”

“哼，这些魔鬼！”

谁怯生生地说：

“你们冤枉人了，庄稼汉们……”

几个醉醺醺的声音狠狠地回应：

“冤枉啥了？”

“把他们扔到火里去！”

“这些捣乱分子……”

“他们还想组织果园主联合会呢！”

“这些贼！他们那伙人全是贼！”

“闭嘴！”罗马斯大叫一声，“你们都看见了吧，我澡堂里没有藏货物，你们还要干啥？全烧完了，剩下的就这些，你们看见了吧？我把自己的财物烧了对我有啥好处呢？”

“保了险的吧！”

于是又有十个大嗓门怒吼起来：

“还看着他们干吗呢？”

“干吧！我们已经受够了……”

我两腿哆嗦，两眼发黑。透过微红的烟雾，我看见一帮残暴的丑脸、胡子拉碴的大嘴，恨不得痛揍他们一顿。他们号叫着围住我们：

“啊——哈，还拿上了棍子呢！”

“还有棍子？！”

“他们要上来扯我的大胡子了，”霍霍尔说，我感觉到他在冷笑，“该轮到您啦，马克西莫维奇，呵！但是，要冷静，冷静……”

“瞧啊，那小子还有斧头呢！”

我腰间裤子上确实插着把木工斧头，我都忘记了。

“好像他们害怕了，”罗马斯揣度着说，“不过您的斧头可使不得，万一……”

一个不认识的、个头矮小的瘸腿农夫滑稽地又蹦又跳，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用砖头远远地砸他们，我来起个头！”

他当真抓起一块断砖，挥了一下，就朝我肚子扔过来，还没等我还手，库库什金就像一只老鹰，从上面向他扑过去，他俩抱在一起，滚到了山沟里。紧接着，潘科夫、巴里诺夫、铁匠以及其他十个人，都跑来了，库兹明马上一本正经地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是个聪明人，你该清楚：火灾把庄户人家都整疯了……”

“走吧，马克西莫维奇，我们上河边小饭馆去。”罗马斯说道，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猛地一下插到裤兜里。他拄着棍子，疲惫地从山沟里走出来，库兹明跟他走在一起，说了些啥，他也不瞟他一眼，答道：

“一边去吧，蠢货！”

在我们小木屋的那个位置，一大堆金黄色的炭火还没熄灭，中间有个炉子，从那“幸免于难”的烟囱里往炙热的空中排着青烟。烧红了的铁床架子立在那里，就像蜘蛛的腿。烧焦的门柱子就像黑黝黝的门卫站在火堆旁，一个“门卫”还戴着红色的炭帽子，身上的火焰就像公鸡的羽毛。

“书都烧完了，”霍霍尔叹口气，说道，“真可惜啊！”

孩子们用棍子把烧焦的各种大木块拨到街上的稀泥里，就像赶着一群小猪似的，木头发出咝咝的响声，然后就熄灭了，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白烟。一个年纪约莫四五岁、淡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孩坐在温暖的黑水洼里，一边用棍子敲打着一个撞瘪了的铁桶，一边聚精会神地欣赏着铁桶的响声。街上，遭了火灾的人们苦着脸奔走着，把残存的家具什物拖出来堆在一起。女人们哭着、吵闹着，为着几块烧掉的木块吵架。火场后面的果园里，苹果树一动不动地立着，很多树的叶子被火熏成了红色，一个个红红的苹果露了出来。

我们下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到岸上小饭馆里静静地喝茶。

“苹果的事，富农们看来是失算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满怀心事地走过来，显得比平时要温和一些。

“老弟，咋啦？”霍霍尔问。

潘科夫耸耸肩：

“我那木房子是保过火险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奇怪，就跟陌生人似的，都用探究的目光互相打量着。

“那现在咋办，米哈伊尔·安东内奇？”

“让我想想。”

“你得离开这里。”

“我得看看再说。”

“我有个想法，”潘科夫说，“我们到外头谈谈吧。”

大伙儿往外走。在门口，潘科夫转过头对我说：

“你倒是有种！你可以在这里待下去，他们会怕你……”

我也走到河岸上，躺在灌木丛里，望着伏尔加河。

虽然太阳已在西沉，但还是很热。在这个村子所经历的一切仿佛一个在河面上用彩墨画出的大幅画卷，展现在我眼前。我很郁闷。但是，疲倦很快袭来，我沉沉地睡去。

“嘿！”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喊我，觉得有人在摇我，把我往某处拖，“你死了咋地？快醒醒！”

河对岸的草地上空，挂着一轮红月亮，很大，像个轮子。巴里诺夫朝我俯下身子，使劲摇我。

“快走吧，霍霍尔到处找你，着急呢！”

他跟在我后面走，抱怨着：

“你可不该随处一躺就睡觉！山坡上来个人，一脚踩空——就会朝你砸块石头下来。要是那人是故意的呢。我们这里可不开玩笑，我的好老弟，我们这里的人可爱记仇了。除了仇恨，他们啥都记不住。”

河岸灌木丛里，有人在轻轻挪动，树枝在摇晃。

“找到了没？”是米贡那响亮的声音。

“找到了。”巴里诺夫答道。

走出去十步远，他叹口气，说：

“他去偷鱼，米贡的日子也不容易啊。”

罗马斯见到我劈头就是一顿训斥：

“您干吗要去散步呢？想挨揍，是不？”

当只剩我们两人时，他愁眉苦脸地轻声说：

“潘科夫建议您留下来跟他一起，他想开个杂货铺。我不会劝您留下。事情是这样：我把剩下的家当全变卖给他了，我要去维亚特卡，过些时候我再写信叫您过来。您觉得咋样？”

“让我想想。”

“您考虑一下。”

他在地板上躺下来，翻了几下，就不出声了。我坐在窗边，望着伏尔加河。河水反射着月光，很像那场火灾的火焰。沿着长满青草的河岸，一艘明轮船正吃力地航行，明轮叶片啪嗒啪嗒地拍打着河水。三盏桅灯在黑夜里浮动着，有时擦着星光而过，有时又把它们盖住。

“您还在生这些农夫的气吗？”罗马斯梦呓似地问，“没必要啊，他们只是愚蠢而已。凶恶也是一种愚蠢。”

他的话并不能安慰我，无法抚平我的愤怒和强烈的不满。我眼前浮现出那些野兽般的、胡子拉碴的嘴发出恶狠狠的尖叫：

“用砖头从远处砸他们！”

此时，我还不会把那些无用的东西丢到脑后。确实，我发现，若是把这些人单个划出来看，身上并没带多少凶恶，甚至常常是完全没有。这些，其实可以算是善良的野人，可以很容易地让他们中每个人面带孩子般的微笑和信任来聆听你讲述追寻智慧和幸福的故事，讲那些伟人们的事迹。这些人的心态很奇怪，凡是能让生活随心所欲、让日子过得轻松的一切，他们都觉得很珍贵。

但是，一到村会上或是伏尔加河畔的小馆子里，这些人就挤成了愚昧无知的人堆，他们那些好的品质不知藏到哪里去了，他们披上了伪善和谎言的法衣，在权势人物面前露出狗一般的巴结逢迎的嘴脸，惹人讨厌。要么，他们忽然露出野狼般的凶狠劲，毛发直竖，龇牙咧嘴，野性十足地相互啤叫，常常为一点小事就要打架，还真打得起来。在这一刻，他们变得十分可憎可怕，甚至有可能捣毁教堂，而就在昨天晚上，他们还像羊儿归圈似的，温驯而听话地到教堂去礼拜过。他们有自己的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可是没人喜欢他们，全村的人都嘲笑他们，他们很无助，没人看得起。

我无法，也不能在这些人家中生活下去。于是，我在跟罗马斯分别的那一天，跟他道出了我的苦衷。

“这个结论下得早了些。”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那咋办？我就是得出了这种结论呢。”

“这个结论不对啊！缺乏依据。”

他好言好语跟我说了很久，就是要证明我是错误的，是不对的：

“不要急于给人下结论！指摘人的不是是很轻松的事，您可别沉迷其中啊。要淡定地看待一切，要记住：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太慢了吗？但——很扎实！您该到处走走、看看，体验各种经历，然后就会无所畏惧了，不过不要急着给人下结论。再见了，朋友！”

这次所谓的再见是在十五年后的谢德列茨，在罗马斯因为“民权派”^[119]的事情又被流放雅库特州十年之后。

自从罗马斯离开红景村后，我像个丢了主人的小狗，在村子里游荡，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跟巴里诺夫一起，到各个村子去给富农们干活儿，打谷子、挖土豆、收拾果园。我就住在巴里诺夫的澡堂里。

“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你这个光杆司令，这以后该咋办呢？”一个雨夜，他问我，“我们干脆明天就去海上吧？真的！待这里干吗？这里的人不喜欢我们这种人。还有，说不定哪天会遭那些醉汉们的毒手……”

巴里诺夫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起这个了。他也因为什么事犯了愁，两只长臂猿似的胳膊无力地悬吊着，他沮丧地往四周张望，就像在森林里迷了路。

雨滴噼里啪啦敲打着澡堂的窗户，一股水流冲刷着澡堂屋角，哗哗地往山沟底部流去。惨白的闪电无力地闪着光，这是今年最后一场雷雨了。巴里诺夫悄悄问我：

“我们走吧，啊？就明天吧？”

我们真的走了。

……秋夜里，坐船沿着伏尔加河航行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体验。坐在驳船的船尾，靠近船舵，掌舵的是个毛茸茸的大头鬼，他一边掌舵，一边用沉甸甸的脚丫在甲板上踏脚，一边低沉地大口喘息：

“嗷——呜扑！嗷——嘲嘲——呜……”

船后，是望不到头的树脂般浓稠的水流，哗哗似绸缎般静静流淌着。河水上空，翻滚着黑漆漆的秋云。四周只有慢慢移动的黑暗，它擦掉了河岸，仿佛整个大地都在黑暗里融化掉了，变成了烟雾和液体，不停地、无休无止地往下流向某个地方，流向荒凉、悄无声息的旷野，那里没有日月，没有星星。

前面，湿润的黑暗里，有艘看不见的拖轮在沉重地喘着气，像是在跟拖拽它的力量抗衡似的。拖轮上有三盏航行灯，两盏在水面上，一盏在比它们更高的位置；靠近我的身边，还有四盏金鱼似的灯在乌云下浮动，其中一盏是我们驳船的桅灯。

我感觉自己像被囚禁在一个冷冰冰的油泡里，油泡沿着一个斜面悄悄地往下滑，我像个小虫子似的贴在上面。我觉得油泡的滑行越来越慢，几乎快要完全停下来了——轮船停止了喘息，明轮叶片也不再拍打浓稠的河水，所有的声响就像树叶从树上掉落、粉笔字被擦掉一样，消失了，只剩下一片静寂笼罩着我。

那个在船舵边踏脚的大块头，穿着件破羊皮袄，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羊皮帽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中了邪似的，也不再“嗷嘲嘲——嗷扑！嗷——呜嘲嘲”地叫了……

“你叫啥名字？”

“你干吗要打听这个？”他哑着嗓子答道。

太阳落山的时候，船离开了喀山，我发现这个笨得像只狗熊的大块头有张胡子拉碴的脸，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站在船舵旁，把一整瓶伏特加倒入木勺，像喝水一样一两口就干完了，然后啃了几口苹果。当拖轮拉动驳船时，他抓着舵柄，望了一眼那轮红红的太阳，脑袋一扬，严厉地说道：

“感谢上帝！”

轮船从尼日尼（下诺夫戈罗德）集市拖着四艘驳船前往阿斯特拉罕，驳船满载着铁器、糖桶和一些重木箱，这些都是要运往波斯的。巴里诺夫朝箱子上踹了几脚，嗅了嗅，想了一下，说：

“没别的，这些准是步枪，伊热夫斯基厂出的……”

那个掌舵的照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问道：

“这关你啥事？”

“我自己猜的……”

“你想挨嘴巴了，是不？”

坐客轮我们没钱买船票，人家是出于“好心”才让我们上的船，虽然我们也跟水手一样“值班”，但驳船上的人还是把我们当成乞丐。

“你总说什么人民，”巴里诺夫责怪我，“看到了吧，很简单：谁强，谁就骑在谁身上……”

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驳船，烟雾里，只能看见被桅灯照亮了的桅尖。烟雾散发着原油的味道。

我被舵手那郁郁寡欢的沉默激怒了。我是被水手长派到舵上来“当班”，给这头野兽当助手的。到了转弯的地方，他盯着前面灯光的动向，轻轻对我说：

“嘿，掌稳了！”

我跳起来，转动舵柄。

“好啦，”他埋怨着说。

我重新坐到甲板上。想跟这个人搭讪，但没成功，他总是用问题来回答我：

“你问这干吗？”

他脑子在想些啥呢？当我们经过卡马河的黄色河水和伏尔加河青冈色水流的交汇处时，他朝北边望了一眼，骂了一句：

“你骂谁啊？”

远远的什么地方，黑暗的深渊里，传来狗的狂吠，这让人联想起尚未被黑暗碾碎的余生。让人觉得遥不可及而且多余。

“这狗儿坏得很。”掌舵的人忽然冒出一句。

“你说哪里，这里？”

“到处都一样，我们那里的狗可凶呢……”

“你，哪里人？”

“沃洛格达人。”

就像土豆从破麻袋滚出来一样，愚昧无知的粗话从他嘴里往外不断倒出来：

“这个，跟你一起的，你叔叔？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可精明了。又凶又恶，还很有钱。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个码头，在河岸上还开了个小馆子。”

慢吞吞地、似乎有些吃力地说完这些后，这人的那双眯缝眼盯住了那个轮船的桅灯，看着那个像金蜘蛛一样的玩意儿在漆黑的网上爬动。

“掌稳了，嗯……你是文化人吧？知道法律谁写的不？”

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说：

“各种说法：有说是沙皇，有说是东正教大主教、参政院。要是我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对他说：‘你得把法律写成我不仅不会打人，甚至连手都挥不起来才行！’法律应该是铁打的，就像钥匙，把我的心房一锁，不就了结了！那时我才敢说我不犯法！现在我可不敢担保！不敢……”

他一边用拳头敲打着木舵杆，一边自顾自地嘀咕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连贯了。

船上有人在用话筒喊话，那人沙哑的声音就像被浓浓的夜色吞噬了的狗吠一样，显得有些多余。船舷两侧，黑漆漆的水面上，灯火的反光像黄色的油点，漂浮着、融化着，弱弱地照着什么东西。我们头上，一团团浓厚的乌云像淤泥一样流动着。我们越来越深地滑向无声无息的黑暗深处。

舵手苦着脸抱怨：

“把我带到啥地方来了？我的心都没动静了……”

冷漠罩住了我，冷漠，还有忧愁。我只想睡觉。

孱弱、灰色的黎明，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撕开乌云，悄悄地降临了，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岸上露出了灌木林，铁锈色的松树林和暗色的树枝丫、一排村庄的木房子、一个石雕般的农夫身影。驳船上空飞来一只河鸥，扑打着翅膀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和这个舵手都交了班，我钻到帆布下面睡去了，但是，好像很快，我就被一阵脚步声、喊叫声惊醒了。伸出头一看，只见三个水手正把那个舵手往“办公舱”舱壁上按，响起各种嘈杂的声音：

“快丢掉它，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不要紧的！”

“你啊，真是够了！”

彼得鲁哈双手十字交叉抱着自己的肩膀，静静地站着，一只脚踩着甲板上的一个包袱，挨个看着大家，沙哑着嗓子请求着：

“别让我犯罪啊！”

他赤着双脚，没戴帽子，只穿着衬衣和短裤，一堆乱蓬蓬的黑发顺着固执而凸起的脑门耷拉下来，脑门下方，一双充血的鼹鼠般的眼睛哀求地、诚惶诚恐地看着大家。

“你会淹死的！”众人对他说。

“我吗？绝对不会。放开我吧，兄弟们！要是不放我，我就会杀死他！我们一到辛比尔斯克，我就……”

“哎呀，兄弟们！”

他慢慢张开双臂，跪了下来，双手贴着“办公舱”的舱板，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再三说：

“让我逃吧，别让我去犯罪！”

在他那奇怪的声音深处，有一种令人震撼的东西，他那展开的像船桨一样长的双臂哆嗦着，手心向着众人。他那张长着毛茸茸胡子的狗熊脸也在哆嗦，眯缝着的鼹鼠般的眼睛瞪出乌黑的眼珠子。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握住了他的喉咙，要掐死他似的。

男人们默默地给他闪开一条路，他笨拙地站起来，捡起包袱，说：

“好啦，谢谢啦！”

他走到船舷，一个纵身跳进了河里。我也一下跑到船舷，看见彼得鲁哈摇晃着脑袋，像是戴着一顶帽子似的顶着他的包袱，斜着水流，往沙岸上游去，岸上的灌木林在风中弯了下来，往水里撒着黄黄的叶子。

“他到底还是战胜了自己！”

“他，疯了吗？”

“干吗要疯？不是，他这是为了拯救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一处水浅的地方，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把包袱举过头挥舞着：

“再——见！”

“他没有身份证，这可咋办呢？”

一个红发罗圈腿的水手乐意跟我谈起他：

“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个叔叔，是个恶棍，对他很不好，让他破了产，于是他就起了杀死叔叔的念头，但是，他又舍不得自己那条命，就避开了这个罪行。很粗野的汉子，但他善良！他可是个好人……”

这个好汉已经沿着一条窄窄的沙滩，往上游走去，隐没在灌木林里。

原来，水手们实际上都是些善良的小伙子，都是我的同乡，是世代居住在伏尔加河的人；接近傍晚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他们中间已经算是自己人了。但是到第二天，我发现他们看我都阴沉着脸，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我瞬间就猜到，一定是魔鬼拽住了巴里诺夫的长舌头，这个幻想家给水手们说了啥。

他那女人般的眼睛笑了起来，尴尬地挠着后脑勺，承认了：

“就说了一点儿！”

“嗯，我不是叫你别说出去吗？”

“本来我并没讲，只是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我们本来想打牌，可是牌被那个舵手拿走了，闷得慌啊！我就……”

经过我详细询问，才搞清楚，原来巴里诺夫为了解闷，就编了一个搞笑的故事，故事的结尾，霍霍尔和我就跟古代维京海盗^[120]似的，拿着斧头跟大群农民劈杀。

跟他生气没啥意思，因为他所看到的真理全是超现实的。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去找工作，我坐在田里的沟坎上休息，他很有把握地、亲切地给我打气：

“应该选择称心的真理啊！瞧，沟那头，羊群在吃草，狗儿在跑，牧人在走。哼，那有啥用呢？这些又能对我们心灵有啥好处呢？你睁眼看看吧：恶人——这就是真理，那善人呢，在哪里？善良的人我们还没想出来呢，就这样！”

到了辛比尔斯克，水手们很不客气地要我们下船上岸。

“你们跟我们合不来的。”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送我们到辛比尔斯克码头，我们在岸上晒干了衣服，发现口袋里总共还有三十七戈比。

两个人找了家小餐馆喝茶：

“我们接下来该咋办呢？”

巴里诺夫信心满满地说：

“什么咋办？应该继续走下去。”

我们做了回“兔子”^[121]，逃票坐船到了伏尔加河中游的萨马拉，在萨马拉有人雇我们到驳船上干活儿，顺利航行了七天，我们到了里海之滨，在那里一个卡尔梅克人开的一个脏兮兮的卡班库尔-巴伊渔场找了个活儿。

[3]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11]《基度山伯爵》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作品。

[12]这是高尔基原名的父称。高尔基的笔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斯科夫，分别对应名字、父称、姓。

[13]明轮又称桨轮，安装在船的两侧作为推进叶轮，由于轮子的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因此这种船被称为明轮船，一般是由船上的蒸汽机驱动推进。

[14]俄罗斯人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在地上划出一片区域作为城区，把几个短木棍立在城内，用木棍远远打去，以打出城外的短木棍多少决定胜负。

[16]又称“修心派”，诞生于18世纪末的俄国，主张摒弃世俗化的生活，教徒需施行阉割手术以绝育。

[21]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军事家，中亚征服者，1880年至1881年曾率领阿哈尔捷金远征军攻打土库曼斯坦。

[22]此人是别列津（1864年生），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副主席。

[24]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批评家、哲学家、作家，曾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写过评论文章。

[25]米洛夫斯基（1861-1911），神学院学生，时任喀山小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作家，笔名叶列翁斯基。

[26]伊斯兰教清真寺群体建筑之一，专门用于宣礼和确定斋月日期观察新月的尖塔。中国穆斯林称望月楼或唤礼塔。

[27]拉夫罗夫（1823-1900），民粹派作家，于1868年至1869年以笔名米尔托夫发表这本著作。

[29]苏联生物化学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1857-1946）于1883年参加民粹派时写的一本书。

[30]俄国工业统计学奠基人瓦尔托尔（1851-1940）写的一本小册子。

[31]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1760-1833），唐波夫省萨罗夫修道院的修士，20世纪初被东正教会尊为圣徒。

[32]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著名爱国人士和军事将领，他献身意大利统一运动，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

[36]潘捷雷蒙是西方基督教的著名殉教士，这个日本人的名字是化名。

[37]这人就是本书中的主要人物罗马斯（1859-1920），民粹派革命家，1880年至188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1885年来到喀山。

[38]沙俄时期对乌克兰人的蔑称，现在是戏称。“霍霍尔”本意是头上的一撮毛，指乌克兰人的发型。此处是罗马斯的绰号，因为他就是乌克兰人。

[39]都是高尔基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里的人物，雅科夫是船上的司炉，奥西普是木匠，格里戈里是泥水匠。

[40]谢肉节（俄文：Мáсленица，英语：Maslenitsa）又称送冬节，烤薄饼周，是一个从俄罗斯多神教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传统俄罗斯节日。后来由于俄罗斯民众开始信奉东正教（基督教的分支），该节日与基督教四旬斋之前的狂欢节发生了关联。现在谢肉节的开始日期为每年东正教复活节前的第八周。

[43]《丑小鸭》是安徒生的一篇童话。说的是小鸭群里有只小天鹅，别的小鸭嘲笑它丑陋，可后来它长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

[44]贝亚德是13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所钟情的女人，但丁曾在《新生》和《神曲》里描述过她。

[45]菲娅米塔是14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王的公主，意大利著名小说家薄伽丘所钟情的女人。

[46]劳拉是14世纪意大利诗人比特拉克钟情的女人，比特拉克曾经为她写下著名的十四行诗。

[47]妮农·德·兰克洛（1620-1705），17世纪法国巴黎的女贵族，和法国大作家伏尔泰、莫里哀、封德奈尔等有来往。

[48]“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是席勒《世界的智慧》（1795年）中的诗句。《沙皇就是饥饿》的题词采用的是涅克拉索夫《铁路》中的诗句：“世界上有一个沙皇：这个沙皇很残酷，他的名字就叫饥饿。”

[49]托尔斯泰主义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宣扬所谓“道德的自我完善”。

[50]新活力论是19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唯心的生物学说，认为生物机能源于一种活力而不是物质。

[51]出自《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至二十八节。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事，法利赛人认为这样不好，耶稣回答：“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52]易卜生（1828-1906），挪威诗人和戏剧家，这里摘引自他的诗《给我的朋友，革命演说家》。

[53]《旧约·创世纪》第六章至九章。上帝看地上的人们尽在作恶，决定用洪水毁灭世界，并告诉义人诺亚造一个方舟，带上他全家和地上的生物雌雄各一对进入方舟，等洪水退后，上帝令诺亚统治地上的万物。

[54]该面包店开设于1886年夏，当时是打算用这个店的收益资助贫困大学生及喀山小组的活动。

[57]作者注：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学杂志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卢托宁-科洛维亚科夫在奇斯托波尔县的某地发现了一处宝藏——一盒子阿拉伯钱。

[60]圣瓦尔拉米是基督教的圣徒。此歌名叫《从早到晚》，当时流行在喀山神学院学生中间。

[63]指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著作，当时为教会检查机构所禁，但却在地下流传。

[64]《旧约·列王纪上》第十章。示巴女王听闻了所罗门王的名声，就用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黄金来觐见所罗门王，向他倾诉了心里的一切。

[66]1860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第率千余志愿军占领西西里，并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占领那不勒斯，解放了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接着，在当地大部分居民表示愿意并入皮埃蒙特王国的情况下，加里波第将统一运动的领导权让给了皮埃蒙特国王。

[69]俄国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其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主张人民拥有土地的权利，主张通过恐怖活动来达到目的，曾两次刺杀沙皇。普列汉诺夫原来参加民意党，于1880年脱党。《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他在1885年写成的，是批判民粹派观点的主要著作。

[70]古罗马时期，最初的基督教教徒受罗马皇帝迫害，不敢公开活动，就躲在秘密地下室里举行礼拜。

[71]格涅拉洛夫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1887年3月1日参加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事件，被捕，于当年5月8日在彼得堡被处绞刑。

[72]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列宁的哥哥。他本是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生，因参加民意党人策划的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而被宪兵逮捕，在彼得堡被处绞刑。

[73]费多谢耶夫（1871-1898），俄国初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喀山创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他曾写过不少反对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高尔基在喀山期间，他还只是一个八年级的中学生。费多谢耶夫的主要活动是在1888年至1889年间，这时高尔基已经离开了喀山。

[76]俄罗斯人一般对长辈、上级、值得尊敬的人称呼名字的同时加上父称。

[79]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做过木工，1867年任议会议员。

[82]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但原文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83]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耶稣传道时，在海边遇到三个渔夫，就对他们说：“跟我走吧，我要叫你们得（捕）人如得（捕）鱼一样。”

[84]约翰·威廉·德雷波尔（1811-1882），美国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代表作《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史》。

[85]古犹太的一个宗派，曾在耶稣的时代很流行，但过于强调摩西律法的细节而不注重道理。该派人大多出身城市富裕阶层，认为自己维护了《旧约》传说的纯洁。《新约》的作者认为他们是用僵化的方式解释《旧约》。因此，法利赛人就成了伪善的象征。

[86]约瑟夫斯（约37-100），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事家，原名约瑟夫·本·马赛厄斯，生于耶路撒冷，代表作《犹太战争史》。

[87]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喀山省人，其纪念塑像坐落在喀山大学校园内。

[89]高尔基自杀的时间是1887年12月12日，地点是喀山河岸边的费奥多洛夫山。

[90]罗马斯（霍霍尔）在民粹派地下小组的支持下开了个杂货铺，以便掩护在农民中进行的宣传和启蒙运动。

[91]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和后面的米哈伊尔·安东内奇都是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的俗称，都是罗马斯的名字。

[93]下诺夫戈罗德人大多在伏尔加河上靠给船拉纤为生，拉纤的时候，常常根据河鸥飞的方向判断天气的变化。

[94]卡罗宁（1853-1892），俄国民粹派作家，因参加民粹运动而遭受迫害。其作品多描写农村生活。

[95]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俄国民粹派作家，其作品主要描写农民苦难的生活和农村阶级分化。

[96]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著名诗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

[103]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

[105]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主张君主专制，将国家比作《旧约·约伯记》中描述的巨大凶猛的怪兽。

[106]马基亚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主张君主专制。其专著《君主论》写于1513年，发表于1532年。

[107]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108]作者注：我已记不清这些农民的姓名，可能写错他们的姓名，或是张冠李戴。

[109]指1861年2月19日沙皇颁令废除农奴法，农奴获得解放，到1888年，不到二十八年。

[116]伊凡雷帝（1530—1584），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1533—1584），俄罗斯沙皇（1547—1584）。

[118]马克·安东尼（约前83-前30年），古罗马统帅，后三头同盟之一，后来依靠其情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的支持同屋大维争权，后在公元前31年亚克兴海战中战败，与克娄巴特拉七世一起逃往埃及，于公元前30年同克娄巴特拉七世一起自杀于埃及。

[119]“民权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1893年由地方知识分子和老民粹派积极分子组成，号召社会主义革命，但其实跟工人阶级并无关系。1894年，民权派主要成员被沙皇警察全部逮捕。

[120]维京人是8世纪至11世纪出没于欧洲西海岸的北欧人，他们既是商人，又是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