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谴责小说的滥觞

光绪末期,清王朝已处于衰亡前夕。在新旧交替之际,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产生于社会变局中。这就是官场谴责小说的滥觞和盛行。

官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是在特定思想意识的土壤中滋生和孕育的文化认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过专门的论述：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自嘉庆至光绪朝,内乱外患,朝政更迭,维新爱国,中国始终纠结于危机与变局之中。而戊戌新政的失败,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不屑于清王朝自救图强的自我标榜,对现世政府“不足与图治”的怀疑与愤慨,转向审察官僚执政的弊恶,抨击吏治腐败,匡世时政。“谴责”与“匡世”,便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官场小说的滥觞也应时而起。

官场小说潮起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3),大多是先发表于媒体,如《世界繁华报》、《绣像小说》、《新小说》等报刊,引起民情社意的共鸣和舆论。晚清政府已无力于意识形态的文化专制,对官场小说进行剿杀。而以“谴责”与“匡世”为命题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化意识正迎合近代民主自由主义思潮,为改良社会,开启民智,冲击清王朝专制的防堤,起着冲锋陷阵的舆论作用。正如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所预见的,“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可以说,滥觞官场谴责小说的文化现象,正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

针砭官场疾弊,抨击官僚腐败,是官场谴责小说的聚焦点。李伯元著的《官场现行记》就是影响甚巨,有口皆碑的代表作。光绪二十七年,小说在上海《世界繁华报》副刊连载,时续二年有余。小说中的清代官吏,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府县杂佐,各色官吏无一不贪,敛财索财,巧取豪夺。大小官僚丑态毕现,阿谀迎奉,钻营朦混,献媚争宠,相互攻讦。有的假造大官信札提高自己,不择手段捞官(第二十三回),应顺时势,借办洋务买官(第七回),为当官买通上司姨太太(第三十七回),唆使老婆给上司的小姐作“干女儿”(第三十八回),贪污公款(第七至十三回),借查办案件敲诈勒索(第十五回),以权谋私,搜刮“朋友”遗产(第四十九回)等等。李伯元勾画的几乎是一部现世官场的百科全书。小说的文化价值不止于对清代官场黑暗、腐败的真实描述,更在于对官场潜规则及其伪善文化的抨击,政治与道德上的批判。这在晚清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官场现形记》对官场弊恶的谴责开创了官场小说的风气之先。

继《官场现形记》之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文明小史》、《孽海花》、《活地狱》等对清末官僚政治作近距离的观照。而此,文化批评意识也由对官场黑暗的谴责延伸对时政、社会、风俗的“纠弹”。

吴趼人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以主人公九死一生为线索,叙述1884年中法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悲欢离合廿年”间自官场到社会、家庭的种种丑陋现状。官场的“豺狼虎豹”,商场的“魑魅魍魉”,洋场的“蛇虫鼠蚁”,处处皆是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欺蒙诈骗,媚敌卖国的怪现状。小说揭露官场之恶疾虽未超过《官场现形记》,但可贵之处是,直叙清政府的官场内幕(第十二、十四、十六、四十七回中法战争中的海军官署),以“影托人名”笔法,抨击现朝高官重臣;揭露官场腐败与社会积弊互为因果的道德堕落。吴趼人近距离对清末官场作无情批判,显示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直言和勇气。由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贯串全书的“冤愤之言”力透纸背,且能贴近时弊,关注社会,在描写畸形世情中感慨人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小说畅销再现洛阳纸贵,街谈巷议,妇孺均能道之。

刘鹗《老残游记》则以犀利的笔锋打破了民众对清官寄予澄明达政的幻想。小说随着老残游历的足迹;到处可见“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的事实。制造冤狱和恐怖的,不是无能贪财的赃官,而是罩着能臣廉吏光环的清官。小说中的清官为政其苛刻与残忍尤过于赃官,由表及里把清末官僚的极端腐败指向了制度的本身。正如作者所作的小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正如文学史家阿英所评说的,“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其他官场小说虽不及上述诸书,但在展现官场黑暗的全景上,也有不少可读之处。《黑狱》叙述鸦片泛滥造成的社会祸患。官祸重于烟患,自两广总督、海关督吏到广东各地方官衙,无不是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以权霸市,走私鸦片,勾结烟馆,借禁烟敲诈索贿。最终,小说以湖广总督林则徐禁鸦片结束。小说虽以道光朝为背景,但针砭官场积弊却超越了时空,有着强烈的现实性。李伯元的另一部小说《活地狱》所叙述的十余个故事,均是展现了清末官衙暴施酷刑的司法黑暗。“天平架”、“跪铁链”、“烧肉香”等酷刑造成冤狱,令人惨不忍睹。作者直言不讳：“官衙成了活地狱”。文学史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给予较高评价,“这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写惨毒酷刑的第一部书”。作者对官场的抨击,已上升到对人道主义的道德呼吁。诸如的官场小说,还有曾朴的《孽海花》、欧阳钜元的《负曝闲谈》,吴趼人的《中国现在记》。这些作品都得到文学史家的肯定。

笔者无意对官场谴责小说逐一作审美评估,而是着意由此引发的人文思考。《官场现形记》等小说集中发表于光绪二十七至三十年之间,即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四五年间;而以《官场现形记》为标志的官场小说自滥觞到兴盛,在极短时间内成为社会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是值得思考和解惑的。

戊戌变法虽说是一场肤浅而短暂的政治变革,但却是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启蒙。尤其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在新政变法失败后所著的《大同书》(1901—1902),在知识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康有为在《大同书》的开篇,就批判封建制度的现实世界：对人之自然本性的扭曲,“妄生分别”,等级、贫富、家庭、男女、宗教、人种……众多差别酿成人类无穷尽的苦恼,任何人摆脱不了。要解脱人类之苦,就必须打破束缚人性的所有外在的枷锁。康有为提出建立大同世界之新社会,先决条件是,批判封建政治制度,打破束缚人性的“外在枷锁”。尽管,康有为的言说有着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但抨击、指谪封建制度,对开启民智,铸塑新的民魂起着启蒙作用。之后,康有为的高足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鼓动“小说界革命”,为匡世救赎,改造旧中国制造舆论准备。这驱使知识分子利用小说的传播方式和媒体的传播途径,以“先新一国之小说”,来启迪“新人心”,塑造“新人格”。由李伯元领衔及其代表作《官场现形记》,率先将小说触及事矣“群治”,且为民众关注,痛恶疾首的官场文化与官吏腐败,开创了官场谴责小说潮的滥觞期。

有清以来,历代清帝都曾将整肃吏治腐败列为治国要务。其收效甚微尚且不说,随着朝政的更迭,吏治腐败却此消彼长,积疾固深,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官僚体制的本身。封建政治体制下的封闭式整饬吏治不可能重铸官场文化。小说家将晚清官场的制度性腐败和腐朽的官场文化剖示于众,给民众以省思,呼吁社会之公正、正义,启发觉醒。这一文化意识迎合历史的潮流,且成为社会各界之共识。官场谴责小说成为戊戌变法后最早盛行于社会,且最有成绩和影响力的小说潮,也就合乎情理了。

官场谴责小说的滥觞和盛行,是动摇清王朝官僚制度的一次文化颠覆。清代历朝为维护封建官僚政权,均有兴文字狱、扼杀舆论之惯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重启“垂帘听政”,下令“查禁全国报馆”,企图再度强化意识形态的文化专制,但面临日益强势的新思潮,文化查禁已成了强弩之末。政治窳败,朝廷内乱,飘摇动荡,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已无力于文化管制,“文字狱”的暴政已一去不复返。这也是官场谴责小说潮能盛行晚清文坛十余年,直至清王朝覆灭的原因所在。

当然,光绪朝的官场谴责小说,以“抉摘弊恶”为快,重于道德批判,其根本的立意还是在“匡世”,祈求“补朝廷之失,纠社会之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既对清末官僚制度和吏治腐败深恶痛绝,又对清明政和寄予着幻想,冀希通过政治上的改良,达到完善官制吏治。掣领官场。谴责小说的领军人物李伯元、吴趼人、曾朴、刘鹗虽然经历所异,接触西方文明,受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各有深浅,在沉积于深处的文化意识、价值取向则是相似的。李伯元出身诸生,累应省试而不举,仕途不通而有愤于科举制度之不公。后至上海,先后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绣像小说》等报刊,创作官场小说,但潜意识里依然蠕动着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文化意识。吴趼人游历过日本,参加过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更多接触西方文明,办过新式小学,但也始终未能摆脱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在政治、文化的抉择上,依然是回归传统,主张恢复儒家伦理道德,扬善去恶。因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官场腐化较多作道德伦理上的批评。而刘鹗曾担任过候补知府,光绪举人曾朴也当过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由此可见,官场谴责小说的领军人物均是从旧文化传统中脱胎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虽然对官僚制度有着翻然的觉醒,抨击制度腐败的勇气和胆识,却难以冲破厚重的传统文化意识的束缚,终而彷徨在匡世、补天、失望、愤懑的痛苦轮回之中。这种痛苦的纠结,既有对洋务思想先驱者冯桂芬通过解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实现改革官制吏治的路径,表示怀疑;又有对清王朝企图通过内生性的清明廉洁,无力根治官僚体制性腐败的失望;故而在暴露官场弊政的同时,不乏“棋局已残,吾人将老”的感叹(《老残游记》)。自《官场现形记》等经典作品之后,官场小说已褪去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的那样,“乃至丑抵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

李伯元等小说家所恃文化意识的缺失可在启蒙思想家身上找到答案。对如何改革封建官僚制度,康、梁也没有找到出路。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就是寄托在“孔子改制”上,即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新识深思,妙语精理”去改造奠建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孔孟文化意识,达到改良积淀数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的目的。康、梁启蒙思想的肤浅,经不起清王朝君主专制的打击,变法折戟沉沙,也就不足为怪。近代启蒙思想的缺失也自然反映在小说家的创作中。《官场现形记》的版本说便是一个佐证。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撰《官场现形记》拟为十编,编十二回,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编,后两年又成二编,三十二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书遂不完”。小说史研究者由此推测,《官场现形记》未写完,是说前半部仅是指谪清代官场之丑陋与腐败,后半部是写如何做好官。《官场现形记》被腰斩,是李伯元不知如何写。这自然是一种主观臆测。但李伯元恪守改良主义的文化意识,对如何改观官制吏治,陷于犹豫、怀疑和彷徨之中,谴责有余,匡世不足,开不出“救世”良方,这也应是事实。

官场谴责小说的滥觞,呈现了从封建旧文化阵营中脱胎而出的近代知识分子,受迪于西方文化却缺乏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摒弃传统之积弊,又囿于传统道义而自觉不自觉的矛盾文化心态。因此,尚不能将官场谴责小说看成一种代表历史潮流的新文化,只能作为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心理壁垒的一次挑战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