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实录有两条记载并不显眼,却意味深长。

光绪二十年正月,值逢太后庆寿典礼,允妃嫔特晋荣封。……瑾嫔为瑾妃,珍嫔为珍妃。

光绪二十年十月。慈禧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概为干预朝政。

时隔仅九个月,瑾妃、珍妃的命运如同冰火两重天。

瑾、珍是同胞姐妹。姓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出身名门。祖父是陕甘总督裕泰,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瑾、珍姐妹自幼受教于一代名士文廷式,兼善琴棋书画。光绪十五年(1899)入选进宫,均因才色双佳被封为嫔。瑾嫔十五岁,珍嫔十三岁。

瑾嫔秉性忠厚、木讷,与皇后隆裕性格相似,相处甚为融洽。珍嫔聪明伶俐,善于侍奉。光绪亲政退朝还宫常由珍嫔作伴,逗乐玩耍,吟诗弹奏,深得光绪喜爱。隆裕因失欢而顾影自怜,珍嫔受宠则影形不离。清史实录有此评述：“德宗尤宠意之,与皇后不甚亲睦”。这让隆裕的嫡亲姨母慈禧的面子实在挂不住。

太后六十寿庆,慈禧按惯例对后宫妃嫔,朝廷内臣“一体加恩,以光盛典”。瑾、珍两嫔被擢升一等为妃。但非出自她的真意。在寿礼庆典的当日,光绪率王公百官于皇极殿行庆贺礼后在文华殿接见美、俄、英、法等国使臣时,慈禧以“干预朝政”之责,将瑾、珍两妃降二等为贵人,给光绪一个难堪。若说,珍妃在后宫侍奉光绪,归罪干预朝政而遭贬;那么,瑾妃纯属殃及无辜了。

有人评说,慈禧贬珍妃,是嫉妒光绪失宠隆裕。如是,便不应该波及与隆裕和睦相处的瑾妃。也有一说,珍妃因支持、参与戊戌变法而遭贬。这与时间不符。戊戌变法启动于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庆寿之时,康有为、谭嗣同还未进入新政的策划班子。瑾妃、珍妃遭贬的真正原因是,珍妃卖官受贿,家属涉案牵连。

清宫有规定,妃嫔的年俸均有一定标准。妃的年俸为三百两,嫔为二百两。珍入宫为嫔,常以小恩小惠赏赐宫中太监笼络人心。日而久之,年俸无以为继。为弥补用度亏空,便参与宫中太监的受贿卖官。珍妃胞兄志琮,在宫外收人钱财,为人跑官。珍妃在宫内为太监牵线,向光绪吹枕边风,搞掂人事。珍妃虽非主谋,但角色甚为关键。宫中一些太监头目,如掌事太监郭小东子,奏事太监刘渊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等均涉案其中。珍妃的景仁宫太监也大多染指涉及。私卖官职的贿款,由珍妃、各太监及相关朝廷官员分赃。受贿卖官从京城堂官,一直卖到地方道台。

卖官受贿的曝光是在由嫔升妃不久的光绪二十年四月。卖官的太监小集团为一名叫玉铭的富绅谋取四川盐法道台官职。按清制,外放道台须经皇帝召见御前训勉。谁知玉铭竟是毫无官政知识,不会撰写经历的文盲,对官衙、政纲之事一问三不知。光绪为之骇然,当场改变决定,“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光绪算是给珍妃留了个面子,让玉铭排队另行候补留选。文盲买道台成为后宫广为流传的一大新闻。刚从颐和园返宫参加寿庆的慈禧风闻此事,即“拷问珍妃”,从珍妃的密室中抄得记事簿,内有“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的记录,罪证凿实。这才有慈禧下懿旨,“瑾妃、珍妃均着降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之举。从此,珍妃被幽禁于内牢院,严加看守,与光绪隔绝。瑾妃纯属“被绑”,其因是珍、瑾之胞兄志琮涉案,有连坐之由。

慈禧指责珍妃干预朝政,有悖清朝先祖的家训。这显然是言不由衷。“垂帘听政”本身开了违背祖训之先例。显而易见,这是掩饰妃嫔卖官受贿丑闻的托词而已。

道光朝曾发生户部捐纳房书吏厐瑛私卖假案,引起朝野震惊。自顺治朝始,清廷便有“捐资纳粟”的规定。所谓“捐资纳粟”,说白些就是卖官。到乾隆朝,“捐资纳粟”被制度化。清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制度规定可以“捐资”买官职,即谓“捐纳者亦可步入仕途”。朝廷在户部专设“捐纳房”,主办损纳事宜。捐纳人出具身份履历等清册存档,授给捐纳者某职衔,发给执照为凭证。捐官成为合法,作为科举入仕的补充途径。捐风一开,入仕弊端丛生。道光朝的假照案便钻了“执照”的空子。户部捐纳房以私颁假照,贩卖知县、知府乃至布政司假官照数十余份。

若说,捐纳制度为卖官收贿的吏治腐败提供了温床;那么,珍妃与掌事太监、朝廷官吏联手形成完整的卖官网络,上下勾连,内外串通,分工明确,连皇帝也成了“受蒙蔽”的协从者,则将制度腐败推向了极致。相比之下,道光朝的假照案乃是小巫见大巫。执政者的老婆、随从尚且放纵卖官,受贿纳私,清朝官场的整肃何以得清澄?光绪在处置珍妃事件的犹豫与无奈,慈禧碍于光绪的情面,默许珍妃之兄志琮避难上海,均是对权力腐败的妥协。1901年,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慈禧命内务府将溺毙于井中的珍妃捞起,并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以示褒恤”。这简直是对历朝先帝提倡清明廉洁的一大讽刺。

由此推及,即使光绪变法成功,但缺乏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无助于根治制度性的权力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