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年间(1852年始),清廷已陷于重重财政危机,入不敷出,连宫中的日常开支也难以继日。《清史纪事本末》有记载,咸丰四年,内务府奏报：广储司银库“仅存银一千三百余万两”,“应发款项尚需银二十万余两”。“若粤海关款项年内不能续行解到,库款别无接济”。为应付宫中开支,内务府不得已将嘉庆帝留下的金钟十七口熔化其中三口得黄金八千两,应急“通融变用”。其财政之据拮可见一斑。清政府为筹划征剿太平军之军需饷银,不得不“裁撤、归并、兼摄、核减”政府开支,扩大捐生捐官之范围,开放官府租库,估银变卖,充实国库。咸丰批准内务府奏报,“不计原定价值,招商核实估计,听任具呈认买”。“铺面房间,除开设生理,按月取租不计外,所有关闭坍塌以及空闲地基,均核实估值,具呈认买”。放宽政策,开放商铺租赁,产权买卖,鼓励民间资本办企兴商。另则,经同治中兴“洋务自救”风的催化,官僚督办的洋务企业广及军火兵工、铸铁炼钢、造船、矿务铁路、海运漕运等诸多行业,民间的商办企业也随之脱颖而出。

晚清的民营企业发轫于同治朝,兴于光绪朝。起步于小作坊的商办企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经营范围也由民生消费、商贸流通扩大到机械制造、纺织、医药、造纸及新闻出版业,规模自小、微及中,由单一而成关联。上海最早一家民办发昌机器厂于同治八年(1869)开业。业主方举赞以打铁作坊起家,后得洋务风气之先,购进西洋车床,代替手工锤敲操作,专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零件。车床精加工远胜于简陋粗糙的手工艺,又且效率高、成本低,颇得外商的欢迎。方氏经营十多年,发昌机器厂已能制造门吊车床,汽锤、铜铁器皿。业务随之开拓,由加工制造兼营五金原料进口,成为当时沪上规模最大的一家民企。

中国的农业经济也催生了民办的缫丝业。广东南海县是以缫丝而闻名全国。同治十一年(1873),乡绅陈启源率先引进机器,开办继昌隆缫丝厂,以机器缫丝替代手工操作,雇佣女工多达六七百人,生丝精细,畅销欧美。继陈启源之后,南海县有机器缫丝厂十一家。至光绪十八年(1892),缫丝厂发展到六十余家,前后不过二十余年。

晚清民企的机器制造、缫丝纺织是孕育于传统的手工业。而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民企涉及的行业得以迅速扩大,较为突出的是新闻出版、印刷及造纸业。同治十三年,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回国集股一万两,在上海创办汇报馆,发行《益报》,成为中国第一个民营报人。同年,专门采录社会新闻轶事的《昭文新报》在汉口出版发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民办报馆还有《新闻报》。该报注重经营管理,创办十年,已由初创时日发行二千份,上升到一万份,与《申报》、《字林沪报》并列三甲。光绪八年,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开办同文书局,引进英商点石斋的石印技术,翻印古善本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康熙字典》等,成为中国最早民营出版机构之一。

晚清民企呈现多元化。小微作坊,官督民办,股份合作,私营独资,外资参股,应有尽有。买办杨德在安徽池州获得官府“执照”,于光绪三年开办的煤矿,就是官督民办的企业。安徽巡抚专派道台孙振铨督理。初创时,资本仅十万两白银,由于官府的支撑,仅六年,煤矿资本增加到二十万两。《新闻报》馆是外资参股,由英国商人丹福士,沪商张叔和合资组建新闻报有限公司。上海富商黄佐卿在苏州河边开设公和永缫丝厂则是一家股份制企业。因股东的资本实力雄厚,规模扩张迅速,开业便置办缫丝车达一百部之多,后发展到九百部缫丝车,并邀请意大利工程师麦登斯指导,其规模、产量远超过广东南海。

辛亥名士郑观应曾多次建议清政府在内阁设立商务部,对民营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但清政府迟迟未作回应,失去了城市民营经济规模发展的良好机遇。因而,晚清民企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地方官府急功近利,对民企课以重税,而外商又对市场、原料的控制和掠夺,使之陷于重重的生存危机之中。曾在广东南海首办缫丝厂的陈启源,并无官府背景,也不善于疏通和献金,最终官府以“男女同一厂房做工,有伤风化”,“高烟囱有伤风水”之荒唐罪名,大加刁难。开厂仅三年,陈启源不得不歇业移厂澳门。商人戴华藻在民间集资二万两,欲在山东泽县开采煤矿,也因未邀官府督理,被巡抚李秉衡下令禁止。光绪八年,上海民营的玻璃厂不足二年被英商福利公司吞并。广州商人钟星溪集股十五万两,开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以稻草为原料生产白纸。广州官府见有利可图,强行以“官款添加”资本入股,造纸厂变成官商合办才得以生存。一些华侨归国办厂均因无官府依靠,多则五六年,少则一二年却停业,有的更是血本无归。

凡能生存的民企,须依靠官府及外商的参与,在权力与资本的交换中得以存活。特权经济下的特权商人成为晚清民企的一种特殊形态。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其中的代表。

胡雪岩发家纯粹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但创业成功则依赖于“权力本位”的扶植。胡氏年少丧父,家境贫寒,在杭州一家小钱庄当学徒谋生。钱庄主人因无继承人临终前将钱庄相赠。胡氏第一笔生意是挪用五百两银子赠与穷困潦倒的书生王有龄,资助其赴京科举。之后,王有龄入仕发迹,升任杭州知府、浙江巡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王有龄利用职权为胡雪岩经商广开绿灯,设桥铺路。依靠王有龄的权势,胡氏在杭城开设连锁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绸、茶叶,迅速暴富。经王有龄的推荐,胡雪岩又攀附上实力派封疆大吏左宗棠,为其镇压太平军筹运粮草,主持上海采运局采办军火。左宗棠的保驾护航使胡氏跻身于江浙大贾之列,成为操纵江浙商业,垄断丝茶出口专营的巨头。更甚,胡雪岩因助左宗棠西征军需有功,被封赏四品顶戴,成为晚清唯一获红顶戴的商人。《一叶轩漫笔》有记载：“左文襄公西征,转输军食,深资其力,师捷后膺卓荐。观察盛时,理财之大名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据史料记载,胡雪岩的钱庄扩展到二十余处,遍布于大江南北,拥银二千万两,良田万亩。胡氏企业是典型的“权本位”与“钱本位”的合作,“权钱交易”成为晚清特色经营的基本规则。

有趣的是,胡雪岩企业的衰败也是因“权力”所致。胡氏因投靠左宗棠而得罪另一派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张之洞。李、张认为“排左必先除胡”,将扼制胡氏企业视作挤垮左宗棠势力的关键。胡雪岩被动陷入清廷官场斗争的漩涡。左宗棠死后,胡氏商业王国成了官场瓜分的牺牲品。“权力”斗争终使胡氏企业临濒破产绝境。

胡雪岩的发迹和衰落是晚清特权经济的一种畸形产物。它从一个侧面证实晚清民企唯独“权贵资本”、“买办资本”才能如鱼得水。中国近代民企在官府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及西方列强、买办资本的鲸吞的空隙之中求生。畸形的社会、经济环境终究使民办企业苦苦挣扎于生死存亡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