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有相似之处,但历史表象不会简单重复,各有各的轨迹。

乾、嘉朝有两次英使访华,均因“朝礼之争”而不欢而散。由此,有人断说,两次历史闹剧是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始端。若细作分析,乾、嘉两帝虽有“天朝大国”自负心态作祟,但处置事件的方式和立足点却有所不同。

英国首次遣使访华是在178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名义是祝贺乾隆八十寿辰。乾隆自然是以礼相迎,优惠相待,以尽天朝礼仪之邦的盛意。对使团的最终使命：扩大中英贸易的谈判,也欣而纳之。但历史却在这里拐了弯。马嘎尔尼公使因不行清廷礼规三叩九跪的“朝觐之礼”,引起乾隆的不悦。经双方协调,乾隆勉强接受单腿跪、免冠叩首的英国式礼节。而马嘎尔尼自恃欧洲强国之霸气,提出侵涉中国海关主权的八项要求,却遭到坚决的回绝。马嘎尔尼使团收场下不了台,被取消一切优惠待遇,施舍一年口粮权当途中盘缠打发了之。“朝礼之争”不过是给乾隆的决策增添了一份情绪砝码而已。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阿美士德访华,希冀重续三十三年前的旧事。嘉庆帝的心态已是防范重于自负,拒人之外,无意于发展中英贸易。贸易谈判前的朝觐“礼规之争”只是嘉庆的一个藉口或说是策略。阿美士德连谈判机会都未得到就被遣送回国。与乾隆帝以主权为重的决策不同,嘉庆的闭关之举则是有意而为之了。历史表象的运行呈现了不一样的轨迹。

马嘎尔尼访华不欢而散,中英关系已随之处于僵局,贸易纠纷不断。英国为施加压力,曾于嘉庆十三年一度武力占据澳门炮台,造成觊觎中国之势。为争夺中国市场,英国政府自恃船坚炮利,在公海上拦阻其他各国货船来华贸易,致使外交摩擦不绝。嘉庆二十二年,英国政府再次遣使。就改善英商地位、税收待遇,开放广州以北通商口岸等要求提出谈判,其政治、经济形势已有了较大的变化。英国贸易外交的背后是武力威胁,嘉庆执政是以维稳政权为要。英国的贸易诉求引起嘉庆的极度反感。再则,历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竟占贸易额的百分之六十之多。嘉庆对鸦片祸患深痛恶疾,执政之始便全面发动禁烟,打击的重点就是英国商人。扩大中英贸易无疑是为鸦片输入提供绿色通道。阿美士德使团六百余人乘坐英国皇家海军“阿尔塞特”号军舰,另有“惠特号”、“莱拉号”军舰为五艘商船护航。这一挟武力示势的商贸谈判是雍、乾朝以来未见所闻的,对嘉庆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

当两广总督董教增上奏英国遣使沿马嘎尔尼的行进路线经由舟山、天津继而进京的报告后,嘉庆立即下达严加防范的命令。嘉庆二十一年五月连发三谕：批准英国使团访华;谕闽、浙、苏、鲁各省督抚率沿海文武员弁“加意防范,毋稍疏懈”;只准英使团在天津登岸,“不准擅自改道,亦不许私行登岸”。嘉庆谕旨的严厉措词,督使各省迅速落实防范措施。闽浙总督汪志伊布置台湾镇道府及闽浙二省沿海水师在海岸及岛屿各处设防警戒,严阵以待。两江总督百龄派苏松镇、狼山镇守将在海上游弋,“组织巡查”。山东巡抚陈预、两广总督董教增“饬行水师各营协,于要隘口岸密行防范”。各省的戒备颇有备战之势。

在密谕各地加强防范之际,嘉庆规定了具体的接待方针。在天津接待英使团,规格从简,“勿致多靡”,毋许“有意迎合夸张”;英使若提出类似扩大口岸贸易之要求,可“先行正词驳斥”;观察英使的表现,若其不遵清朝礼仪,“可遣其回国,不使进京”;若能“情词恭顺,届时率领入觐”;使团进京人员按马嘎尔尼的一百名之数,“酌裁减半”。从嘉庆的既定方针中可看出其中的端倪：有意冷落,设置障碍,无意消弭中英贸易纠纷而发展贸易关系。这与乾隆朝先礼后倨,有理有节的贸易谈判迥然不同,弥漫着浓重的政治气氛。

嘉庆坚持以遵行中国朝礼为接见使团的先决条件,打的就是政治牌。由于清朝官员的懵懂以及英使团的内部分歧,使这场政治较量演成了一场历史闹剧。阿美士德事先征得英政府的同意,为谋求英国贸易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妥协行叩头礼仪,但遭到副使小斯当东(马嘎尔尼副使斯当东之子)的坚决反对,故在天津接待筵宴上表示了拒行跪叩礼的强硬态度。接待使团的工部尚书苏楞额为不搁误进京的时间表,竟然瞒报英使的态度,冒昧带使团进京。嘉庆对之十分震怒,下旨严责,指令苏楞额“务将该贡使等礼节调习娴熟,方可令其入觐,如稍不恭顺,即令在津等候,毋庸亟亟启程来京”,“进表之日,行礼不如仪,彼时将贡使立刻遣出宫门,另派大员押送天津,登舟回国”。“苏楞额等拿交刑部治罪”,“决不姑息”。遭谕旨严斥,英使团不得不停留在通州候命。

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受命赴通州劝说英使团,遭阿美士德的拒绝,和世泰却谎报英使认可朝礼。嘉庆据报安排呈觐细节,在西郊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接见使团。当满朝文武列集殿上,传旨升殿时,阿美士德却以“礼服未备,国书未带”为由,拒绝入园觐见。嘉庆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众下旨“该贡使等即日回国,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俱诸发还”。阿美士德使团当场被遣送回国。不过,嘉庆还是比较理智的,并不以“英使的无礼”而中止中英贸易。但中英贸易关系的恶化,促使英国强行炮舰政策取代外交谈判,以达到经济扩张的目的,则是在所难免了。这一点,是嘉庆所始料未及的,也从未预见清王朝国力孱弱,将难以抗衡外国列强武力侵略所造成的恶果。

不少史学家的观点是,因为“礼节之争”而引发中英关系的恶化。这仅是一种历史的表象。嘉庆朝的闭关自守,既有因于自恃“天朝大国”的自尊,更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诸如,缺乏开放贸易的思想准备和制度环境,担忧对外开放冲击传统的农本经济模式;尤其是鸦片输入加剧官吏腐败,社会动荡的教训;等等,这对维持政治稳定为第一要务的嘉庆来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改善朝政是无奈的选择。这可在拒绝俄国公使入京,限制海上通商的政策上予以佐证。

十八世纪末,中俄边境贸易开始逐步活跃。在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下,由众多私人商业公司联合组成的“俄美公司”垄断了俄方对中国的边境贸易。贸易以俄国之皮毛与中国之茶叶、粮食的互换为主业。为参与英、美的国际贸易竞争,俄美公司企图进入太平洋的海上运输线,直接参与广东通商口岸的自由贸易。这一计划得到沙皇政府的支持。嘉庆十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戈洛夫金伯爵出使中国与清政府交涉,允许俄商获得黑龙江的航行权,享受与英美等国在广东的通商权利。

当俄使还未到京,谈判尚未开端,俄美公司已派遣两艘商船到达澳门。未经清政府允许,欲强行通商贸易。粤海关监督延丰认为,中俄有在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先例,俄商来粤不过是为“省费图利”,若不准入港有违“皇上柔远怀夷之圣意”,便擅自同意俄商船进港。新任监督阿克当阿也经请示广东巡抚孙玉庭后,准许俄商在广州黄浦卸货交易。广东海关的决定立刻遭到嘉庆的斥责,“所办粗率之至”。下令广东巡抚“迅速查明俄国商船所载何物?”有否违禁之物?“是自办牟利,还是该国王遣令贸易?”并谕示商船离港归国,不准在广州滞留、贸易;通知沿海各口岸,若俄国“恳求通市,均一体驳回”。嘉庆的理由是,“外夷通市,皆有一定地界,不准逾越”;俄国擅自赴广州通商,其意图不明;俄商进入沿海航道,“且来往熟悉海道及内地情况,亦多不便”。嘉庆担忧的是,俄国擅自行径背后的政治意图以及国家主权的安全。嘉庆中止俄商在广州贸易的决策在先,以“俄使臣不行清朝礼节”为由拒绝俄使入京,便成为一个藉口。嘉庆通知直隶官员终止一切为俄使进京所做的准备工作,并拒绝俄国政府在边境恰克图举行会谈的要求。显而易见,嘉庆处置中外贸易始终以维稳政治作为评判的准则。但天朝之礼仪以及外国使节入觐为属国使臣纳贡的作派却为后人留下做“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帝国之梦的话柄。有人由此而论断,嘉庆因英、俄使者不愿下跪而拒绝谈判,像是“有点儿戏”,这是把问题看简单了。

拒绝对外开放的闭关自守之观念,并非嘉庆一人之意志,乃是当时士大夫及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共识。封闭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致使整个民族呈现一种对世界意识的无知。当时,在清代士大夫中颇有影响力的精英知识分子、堪称乾嘉学派大师的俞正燮也认为：“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穷工极巧,可见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在精英知识分子看来,西方虽技术进步,然其思想文化远不及中国数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可见,恪守封闭的文化意识形态,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隔绝,乃是必然的结果。嘉庆朝不具备思想解放的条件,闭关自守则成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