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的人口危机

康、雍、乾三朝盛世给百姓以安居乐业,予社会以休养生息。尤其是自雍正至乾隆朝中期,因国库充盈,而加大蠲免赋税的力度,推进农本经济的改革,刺激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未引起执政者的足够重视,为后期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内在的隐患。

康熙朝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五十一年,康熙下谕：“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康熙将人丁兴旺看作“太平盛世”的象征。增丁不增税的政策起着鼓励养生的催化作用。早在康熙四十九年,全国人口已达到二千三百余万,人口增长给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直到康熙南巡视察民情时才略有发觉。“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增多,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多处地方官员进言请求“垦田积谷”,以解决人口日增给地方政府造成的困境。康熙却不以为然,每每予以批驳,“条奏官员每以垦田积谷为言,伊等俱不识时务,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地尽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此时,康熙已被精虑图治,民安国强的政绩而沾沾自喜,未及时对“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失误作深刻反思。地方官员企求“垦田积谷”应对人口过度增长的政策调整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雍正有着清晰的忧患意识。据户部统计,雍正朝初期,全国人口统计已接近一个亿,是康熙朝中期的四倍有余。雍正清醒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危机,“朕重农务本,但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仅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种,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为此,雍正开始调整经济政策,推行“摊丁入亩”,“丁粮随地起征”,希冀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竭力耕种,粮食丰收,化解人口增长的压力。但是,新的经济政策唯有在丰收之年才见成效,逢歉收、灾年,“摊丁入亩”便成了空话。在科技水平低下,水利建设欠缺的条件下,单靠重农务本的自然经济是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当然,雍正朝还采取类似鼓励从泰国、越南等地进口大米,蠲免大米进口税以救急。这毕竟是舍本求末,未能找到有效缓解人口压力的途径。

相比之下,乾隆朝采取较有力度的改革,实施开放性的经济政策以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朝的措施有：

鼓励农户开垦荒地,实施相应的赋税政策。凡开垦荒田,各府、县按土地荒贫程度减收或永免地丁税。

在西北地区,建立移民区,动员中原地区的民众移民耕植。乾隆还专门表扬乌鲁木齐等地的农垦实践。“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檐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往营生耕作,汙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

支持内地民众自发地向关外、海南迁徙。乾隆三十一年统计,有数十万广东、福建居民源源不绝异居台湾及沿海岛屿;每年有大批山东贫民扶老携幼赴关外谋生。

积极推广安徽、山东等省因地制宜种植辅粮玉米、芦粟、甘薯的经验,“舂煮为粮,无异米谷”,诏谕各地“试种”,加强粮食储备,以备灾荒。

采取行政措施,督责地方官衙严格管理贸易市场,平抑或禁止奸商囤粮抬高米价。

开放矿政,鼓励官民合办或民间自筹资金开发矿业,安置闲散劳动力,减少民间失业。

如此等等,乾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对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数十年积累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已成几何级数。据统计,乾隆六年全国人口统计是一亿四千三百多万;乾隆二十七年为二亿零四十七余万,到乾隆五十五年全国在册人口达到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人口极速增长产生的负面效应日显严峻。开垦荒地、农业善耕、赋税调节,仍不能满足需求,荒灾赈粮更是捉襟见肘。地少人多,不仅诱发通胀,又且大量闲置的劳动力造成游民、闲民的滋事和社会的不稳定。乾隆对潜在的经济危机和民生问题深感忧虑。他在览阅康熙朝《实录》时,有着一番无奈的感叹：“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余万名口,”“今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蓗。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虚形拮据,朕甚忧之。”乾隆的困惑和忧虑只能留给嘉庆来解答了。

乾隆朝遗留的难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嘉庆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在乾隆朝的基础上,继续采取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改革农本经济模式,积极探索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路径;二是裹足不前,恪守康雍朝“强农抑末”的经济模式,力求维持稳定。嘉庆则选择了后者。

嘉庆嗣位不久,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呈进《意言》一书,就清朝的人口问题提出意见,详细叙述了人口增长的态势、规律、利弊得失,以及政府应采取的对策。根据康、雍、乾朝的对比,洪亮吉推测,清代人口增长速度是三十年增长五倍,六十年增长十倍,近百年将增长二十倍。人口增长将导致民众生活困难和社会动荡,物价暴涨。“布帛粟米,各昂其价以市”,户口增长十倍,而失业游民更是数十余倍增加。洪亮吉在《意言·计生篇》中提出了应对措施：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提倡节俭。即所谓：“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糜,抑其兼并”等等。洪亮吉的诤言并没引起嘉庆的重视。而洪氏因直言指责朝政腐败,委婉批评嘉庆帝视政不勤,处事迟缓而获罪。嘉庆严斥其“语涉不经,全无伦次”,以“讪上无论”罪革职,发配伊犁严加管束。时隔二年后,嘉庆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下命赦免洪亮吉回原籍。

洪亮吉对清朝人口增长基本上是采取人文分析,对经济学知识颇为陌生,其进言之策空洞而缺乏智慧,远不及乾隆朝开放性的经济实践。再则嘉庆持有陈见,所纳之言又打了许多折扣。毫无思想准备的嘉庆推出急功近利式的举措便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据史料记载,嘉庆作过几个决定：一是以“八旗生齿日繁,生计拮据”为名,决定将在京闲散的八旗族人“资送吉林,开垦荒地”。“以闲旷地亩拨给管业,或自行耕种,或招佃取租,均足以资养赡”。二是责成地方官员督率民众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多种经营,以使“地无遗利,人无余力”,除粮食生产外,“凡桑柘果蔬,以及蒲鱼鸡豚,咸令广为艺畜”,使“无业之民,或转移执事,皆可以自食其力”。三是要求天下臣民躬行节俭,不事奢华。“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岂能尽获丰稔”?

嘉庆解惑的命题是人口增长与经济滞胀,其采纳的是洪亮吉关于发展生产、提倡节俭的建议,但所作的决定却似是而非。嘉庆资助在京闲散八旗游民开垦荒地,只是为八旗族人开了扇后门,名为“开荒”,实是拨划田产“以资养赡”。这与挖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生产力风马牛而不相及。后两个决定,貌似开源节流,却缺乏鼓励农林牧渔多种经营的配套政策,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指导,空洞的原则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至于“躬行节俭,不事奢华”的要求,则搞错了对象,除了官吏、豪绅凭藉权力、财富挥霍享受,贫苦民众何来“奢华”?对官吏的“躬行”也无约束“奢华”行为的行政规范,最终流于空泛的套话和官话。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张弛自有其规律性,嘉庆缺乏理性的认知,自然找不到解决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若说,嘉庆以空泛的行政指令,希冀化解人口增长的危机,只是缺乏经济治理才能的平庸;那么,为求维持政权的稳定而强行实施禁止农垦,限制矿业的经济政策,则对前朝开放性的改革开了倒车。

嘉庆朝执政初始,全国连年遭遇自然灾害,直隶、山东等省的民众携家牵儿纷纷逃荒,奔赴关外谋生。灾情严重的直隶文安县竟然发生整个村落的灾民“迁徙盛京”事件。邻近蒙古地区的草原辽阔,劳动力严重不足,蒙古王公鼓励所辖地方政府招纳内地民众耕垦田地。这一举措吸引了大批流民的涌入。吉林将军秀林也因势利导,奏请朝廷准许内地农户于邻近蒙古的郭尔罗斯地区开垦荒地,并与当地蒙古牧民一视同仁,同耕同租,平等交纳税租。内地民众奔关外垦荒,自食其力,这在乾隆朝是予以鼓励和政策安抚的治国决策,对化解、吸纳闲置劳力,稳定社会有着积极作用。嘉庆却作出相反的思考,他认为,“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大量民众流向关外,致使关外旗人居民面临“物价增贵”的危险,若“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显而易见,嘉庆的决策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考量。为阻止内地民众流入关外,嘉庆采取至为严厉的行政管制。嘉庆五年下谕,驳回秀林的奏请,责罚蒙古王公私纳流民,派遣官员加以弹压,驱逐内地农户;责成直隶、山东督抚出示官告,“晓谕流民人等”,“不得携眷出口,致干例禁”;已流入关外的民众“不准私垦,私典旗人地亩”;严令地方官员“不得任听成群结伙,相率流移,若仍前疏从,定按例惩处不贷”。嘉庆十三年又正式颁布法令《禁止流民出口私垦章程》,着令各省督抚全面清查,驻军将领“严饬守口”,在山海关设置关卡,仅为单身过客颁发通行“路照”。嘉庆将防止满汉族的贫富均衡作为一种维稳手段,刻意切断内地民众出关求生存的门径,企求保持关外地区的稳定。这种以偏概全的强制性而又僵化的政策与重农开垦完全相悖,对恶化经济,抑制民生起了助推作用。嘉庆企求政治上的维稳,恰恰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嘉庆执政期间,因“赋税繁重”,官僚、豪绅肆意“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矛盾激化,各地民众起义不断。湖湘苗人起义,鄂、鲁、川白莲教“祭刀起事”都是源于此因。这是嘉庆所始料不及的。

开放矿政,是乾隆朝支撑、发展农本经济的成功经验,也是其改变单一农本经济模式的积极尝试。在此之前,康雍二朝的经济模式是“重农固本”。对已有的银、铜、煤矿实行派官监采制度,限制新矿开掘,“以妨农本”。乾隆朝则主张以农为本,“田农、掘业、行贾”共存共赢的经济模式,繁荣各行各业,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在这一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乾隆朝对矿政持开放的态度,准许各地合理有度地开发矿业。如,允许民间自集资金,或独自开矿,或是官民合办;政府给予“执照”,规范监管;制定“二八税收”政策,鼓励、扶植地方政府经营矿业;等等。到乾隆十年,批准开放矿政的省份有：云南、四川、两广、湖广、江西、山东、山西、安徽、陕西、直隶、奉天、蒙古和准噶尔等十多个省及地区;单山东省下辖章丘、泰安等二十一个州府县被准许开采煤矿。乾隆朝开放矿政还有着发展新的生产力,解决人口增长压力的战略意图。即所谓,“农工商畜长,固求富益贷”,乃亦是“夫纤啬筋力,治生之道也”。就这点而论,乾隆朝的经济治国是对康雍朝的一次超越。

嘉庆朝却出现了倒退,实行限制及禁矿的政策。其理由也是一成不变的维持稳定。

开采矿业的资本投入大,牟利也丰厚。利益的诱惑常常引发无序竞争。在封建王朝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其趋利竞争的负面影响日趋膨胀。如矿业主聚集“游手之民,生衅滋事”,争夺矿山资源;外省士民涌入资源颇丰的府、县设棚立厂,自行开掘等。这是不争的事实。嘉庆并非采取因势利导,加强地方政府监管的措施,却是因噎废食,消极禁矿。嘉庆四年多次下谕：禁止各省开矿,认为：“多人煎采,致滋生事端,应亟行停止”,“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为经理,尚难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人集众自行开采,其弊将无所不至。”自嘉庆四年至二十三年,以采矿业容易使“民人积众,难免不滋生事端”为由,先后十四次下谕旨,禁止或封闭直隶、广西、山西、新疆、福建、蒙古、吉林、四川等省的铜、银、铅、煤矿。工部尚书英和、蒙古参赞大臣恒伯先后陈奏申请有条件地恢复矿业,以扶植民生、安置劳力,“足敷兵饷”。尤其是英和直言：“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但均遭到嘉庆的严厉训斥：“开矿流弊滋多”,同时下令将力陈开矿的官员革除职务,“以为大臣轻率取巧者戒”。

嘉庆的维稳政策对乾隆朝逐步发展的采矿业以沉重打击。禁矿不仅未能抑制“民众滋事”,以固农本,相反,因失业者激增,民生困苦,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果说,乾隆朝晚期,因政务松弛,官吏腐败,致使盛世出现了拐点;那么,嘉庆朝因政策失当,加速了清王朝的经济滞胀和盛世的衰落。

嘉庆朝将维稳的政治考量与经济改革发展相对立,从而走向预期的反面。其失败的根因是缺乏农本经济改革的动机和动力。具体地说,缺乏经济政策“顶层设计”的智慧;政府缺乏诚信,任意否定或改变乾隆朝农垦开荒、开放矿政、减缓人口增长压力的改革举措;将农本经济滞胀的责任归咎于民众积怨,诱发社会滋事;以政治手段替代经济治理。这些教训在之后的清代历朝普遍存在。经济滑坡,盛世不再的历史教训是令人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