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史学界有人将康、雍、乾三帝并列,创建了清王朝的“太平盛世”;也有称之为“败家子”而贬之。文学界更是将之选作“戏说”的明星,睿智与昏庸、清明与专横集于一身。如何评价?乾隆的文治武功,重农务本,开垦屯田,开放矿政,活跃商贸,平定边疆,确有所建树,延续了康雍盛世。但潜伏的危机及政策的失当,致使盛世黯淡失色。笔者的评判是,盛亦乾隆,衰亦乾隆。这在《清史纪事本末》记录的琐细而真实的第一手史料中可得到佐证。

乾隆中期是清代的鼎盛期。但晚期始至嘉庆期,清王朝则转盛为衰,且盛世不再。究其原因是,朝廷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纳粟捐监,权力寻租。可谓盛也乾隆,衰也乾隆矣。

《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御制《南巡记》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事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这是乾隆从政五十年末处置大事的自我概括。西师,是指武力平定准噶尔、新疆、西藏;南巡,为视察各省。

南巡是乾隆的政绩,也是其树立亲民圣君形象的途径。功过共存,毁誉兼之。南巡地域甚广,直隶、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府县,均有乾隆的足迹。有人统计,乾隆南巡的绝对时间为六千七百五十一日,整合十八年半。后人戏称乾隆朝为“一日不肯留京”的“马上朝廷”。乾隆每到一处,即诏谕蠲免或减征当地税赋,少则减三成,多则减半。这自然是百姓乐以待见的。乾隆八年,取道避暑山庄、木兰,赴盛京恭谒祖陵。乾隆通知直隶总督、奉天府尹,凡圣驾经过地方蠲免本年钱粮。以后几年每次谒祖也照例办理。巡幸路途并无灾情可赈,仅凭一句恩德,便蠲免数十府、县的赋税,可谓大方之极。恭谒祖陵礼毕,为表彰奉天府,又慷而慨之,“豁免奉天府属乾隆九年应征地丁银两。”一场祭拜换得一年地丁税,这笔买卖也就是乾隆愿意做。乾隆十六年南巡,蠲税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税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五千两;浙江省并无积欠,也被免去当年地丁税三十万两。免税的名义是：“以示鼓励。”南巡之始,尚未见对官吏的政绩考核,评判其优劣,又何“鼓励”之必要?国库流失,而唯一光鲜的是,乾隆的面子。

南巡虽频繁,视察主事却较为单一：赈灾、水利、民风、考查官吏,而走马观花又多于调查研究,期间还夹着游山玩水,祭神拜庙。《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南巡之旅,常见巡幸五台山,驾临曲阜孔林、孔庙,行释奠礼;登泰山,行礼玉皇庙;临泰安,岱岳庙;巡南京,谒明孝陵等记录。摘录乾隆十三年二月的记事：初四日,率皇后自京师启程。二十四日,驾临山东曲阜,诣文庙。二十五日,至先师庙行释奠礼。谒孔林。又诣少昊陵、周公庙。二十八日,驾临泰安府,诣岱岳庙。二十九日,登泰山,诣玉皇庙行礼。类如的记录,在屡次南巡中比比皆是。皇帝出巡,迎驾接待,兴师动众,随从官吏之庞大,公费开支之巨是可想而知。

乾隆十五年,自山西五台山至江浙南巡途中,御史钱琦奏疏提醒乾隆,各地官吏为迎驾接待耗资甚巨,单是聘请导游一项,府县支付酬金“多则千金,少者亦五六百金”;更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地方官员逢迎“备极华糜”;巡幸办差官员扰害百姓,“经过道路,不能耕种”,影响百姓正常生活。乾隆却不以为然,称“言之不免过实”,坊间“散布流言,张大其事”而驳之;并以先皇康熙可屡以巡省,朕下诏南巡“又当如何”一言,堵塞言官。从此,再无人敢直言劝驾。十余年的南巡耗费远远超过康熙六次南巡的一百余倍。仅乾隆四十五年的一次南巡,和珅为之结账,花去一千七百万两。有人估计乾隆南巡开支高达数亿两帑银。雍正朝近二十年积丰的国库被耗去十之二三,还不计减免各地的税赋。清廷国库如何禁得起乾隆南巡的巨额“公费”开支。亲民圣君形象以巨额财富为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

西师,秉武力扩大清王朝版图,是乾隆甚为得意的政绩。他自封为“十全老人”,便指的是平定金川、准噶尔、新疆、台湾,进驻西藏,出兵缅甸、越南、尼泊尔的十次战役。乾隆十二年,平定金川(即四川)少数民族的反抗后,又解决了康、雍朝久未征服的准噶尔汗国动乱。胜利的诱惑,使乾隆迷恋武力扩张,为扩大版图建立进贡“天朝”的附属国,实施穷兵黩武政策,出兵境外征战缅甸、越南、尼泊尔。乾隆三十年,先发起征缅之役。这场非正义之战,前后长达四年,调动军队七八万,花费帑银一千三百万两,因水土不服“瘴疠过甚”,数万将士的尸骸留在缅甸的疆土上,乾隆才不得已鸣金收兵。乾隆五十六年征安南(越南)之役,也是耗资一千万两,终而无功而返。清廷黩武不断,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盛世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政和清明,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绝非罔置民意,藉凭个人意志,穷兵黩武,建立“天朝”的理想王国。乾隆选择的是后者,终将自己陷于初政的悖论之中。

西师、南巡,为应付战争、赈灾、水利,造成财政的巨大亏空。为支撑“盛世”,弥补入不敷出的国库,乾隆却推行了“纳粟捐监”的政策。所谓“纳粟捐监”,实为卖官鬻爵,怂恿权力寻租。政治腐败由此而起,乾隆的治政走入了死胡同。

纳粟捐监的开始之举,是有节制的,仅限于户部捐监生,对各省报请捐监亦有数量的控制。乾隆曾言：“原定捐监,额数过多,酌量折减。”为防止纳粟捐监中的官吏舞弊,再申饬：“各省纳粟捐监准作监生,原为豫筹积贮,以裕民食起见,若地方有司,私收折色,是巧开捐纳之例矣”,为此,还处分了两名营私舞弊的知县。但是,要源源不断地填补战争、河工、赈灾、南巡之开支,“纳粟捐监”的范围逐步由户部延伸至兵部,再扩至各省府。福建巡抚刘于义为台湾府“捐监”专门申报了具体价格：俊秀应捐二百七十石,廪生一百五十石三斗,增生二百石七斗,附生二百二十五石,武生二百五十石二斗,“俱准作监生”。除科举入仕,捐监生成了进入仕途做官的预备生。户部还提议,凡京官外任被降、革职者,可通过“捐例”复职。湖广总督鄂弥达建议,“捐谷不如捐银”,并定一石米折银三十两。乾隆均予以批准。由此,卖官鬻爵正式列入“捐例”,成为一种制度。更为滑稽的,捐官谷折银,可按市价行情而上下波动。乾隆二十一年,因农业丰收,谷米价下跌,湖南按察使夔舒申请每谷一石作银六钱,官越卖越便宜。

乾隆三十五年,曾在诏谕中对“纳粟捐监”政策作过辩解：“以前暂开捐例,原属一时权宜”。但各部衙、省督抚则将“纳粟捐监”作为权力寻租的藉口。乾隆作辩解的当年,一份出卖基层官职的“捐例”正式出台：“外官自末流以上,至州同为止(相当市长助理),武职自把总以上,至游击为上(相当团职),京自末入流,从九品及一应小官以上,到郎中为止(相当处级);外官自末入流以上到道员(相当局级)为止”。“纳粟捐监”,卖官鬻爵严重侵蚀了清王朝的政体,制度腐败蔓延为政治腐败。

乾隆批准实施捐监政策的最初动机有二,一是弥补国库;二是作为推荐人才的补充。结果是适得其反。乾隆三十七年,他似乎有了醒悟,在对川督文绶申请开捐以充军需的奏折上批示：“捐赀入官,本非选择之路”,当初“臣工多言捐纳中可得人才,因而试行,而求其才识超群,体用兼备者,竟末见。捐纳事例一开,必致正途滞积,朕实甚至其无益,是以降旨永远停止”。乾隆的反思已是为时已晚。卖官被制度化,权力被异化为资本,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廷的根基。清王朝由盛转向衰落已为时不远了。史家有评：满清中衰,乾隆是始作俑者。此论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