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学家评说,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始于乾隆。乾隆二十四年(1795)批准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奏折《防夷五事》被列为佐证。史家又认为,康熙末年,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卷入皇子夺位之争,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禟,教士巴多明支持另一政敌苏努,扰乱清廷统治。由此,乾隆敌视西方,最终走向闭关。前者是果,后者是因。这些分析虽有其逻辑,但忽视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形态,其论断难免失之偏颇。

清初,程朱理学被尊为显学,“重义轻利”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随着雍、乾两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重义轻利”的理学思想被逐渐边缘化,它只是作为调节人际关系和道德规范的一种社会伦理而存在。而引导人们经济生活准则的“治生”之道,逐渐被清政府所接受,并成为不同人群的共识。

所谓“治生”之道,始见于《货殖列传》、《盐铁论》、《潜夫论》等篇,其核心思想是,追逐牟利性的经济活动应视作正当的权利。具体内容而言,可概括为：一是繁荣各行各业。“夫纤啬筋力,治生之道也”,“田农,掘业,行贾”均应纳入其中,“农工商畜长,固求富益货也”。二是“示民以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三是要善于经营管理。农工商各业均有本、末,如“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鬻奇实指投机取巧。“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以诚治之危渐,不可不察”。所谓“守本离末”正是“治生之道”顺应注重经营管理之道。

乾隆亲政后,是十分重视儒家的“治生之道”的经营思想,他将“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此“末”指工商等业)的“治生”之精髓贯彻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实施重农开垦,开放矿政,发展对外商贸的三项经济政策正是其“治生”之道的成果。

重农开垦。民以食为天,一夫不耕,受之于饥饿;一女不织,受之于寒暑。为使天下百姓,竭力于耕牧、衣织,乾隆嗣位不久,便下谕：“朕即以此课督抚之优劣”,即是将重农开垦作为地方大吏重点考核的政绩。对勉力“督民凿井溉田”之地方官予以嘉奖。云南省推行鼓励青壮劳力开垦,牧养耕牛,充备农具,精选良种,择宜种植,确保灌溉、按农时施肥、耕耘等十项措施,大加赞赏,“通谕各省遵行”。乾隆特谕云南巡抚张允随,每年秋收后,各州、县所管辖乡村,若能“谷丰物阜”者,可召开庆功会,“给予以花红,导以鼓乐,以示奖劝”。河南省土地贫瘠,督抚采取广为种植果树,收效甚为显著。乾隆也谕令各省各尽所能,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务求做到所辖境内“俾百姓各尽力南亩,野无旷土,户无游民”。同时,诏谕各州、县,凡“开垦者,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不增税赋。根据各省土农垦荒地的肥瘠,作出减免赋税的具体规定：山西省开垦荒地十亩以下永免升科;陕西垦荒,地在五亩以下,山东开荒一亩以下免其升科;甘肃荒地由农户开垦自种,永免升科;浙江开垦荒地三亩以下永免升科,三亩以上报水田六年、旱田十年之例升科;等等。乾隆的政策是“一切留心民生安计”。尤其是鼓励发展经济作物。乾隆九年,下诏推广湖南饲养野蚕,将“养蚕,收种,缲丝”之经验,刊印颁发各省,大力扶植;指示官府“制造机轴,教令纺织”,以农为本,商贾利市。贵州农民善耕不善织,致使丝布昂贵。乾隆悉情后即令“川楚邻省购种木棉,萱麻,教民纺织”。遇灾年,乾隆的经济政策更为灵活,通过“免米豆税,以平米价”,设衙“防范稽查,严禁商贾哄抬牟取暴利。”乾隆重农,“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谓以政裕民”,既有不与民争利,发展多种农业经济的刺激政策,又有管理市场秩序的措施,显然是融合了儒家以民为本及搞活市场的治生之道。

开放矿政。自乾隆二年始,允许民间商绅自筹资金开采金、银、铜、锡、煤等矿业。乾隆的政策是开放矿政。自乾隆二年至七年,先后批准：广西宣化、怀集、苍梧等县开采铅、金矿;贵州招商开采铅矿;贵州绥阳开采铅、煤矿;广东韶、肇等府开采锡矿;湖南商人自筹资金开采铜矿;因中原各省燃煤短缺,特许直隶、山东、山西、湖南等省民间开采煤矿,等等。允许商贾投资获取合理的利润,政府“暂定二八抽税”,二成交官,八成“归商作本”。开放矿政的同时,又加强管理：一是对获利丰厚的矿业,限制民间投资,改为官商合办,如锡矿稀有,市价昂贵,牟利甚丰;乾隆五年便责令广东惠州地方州府与民商合办,开设锡矿三四处,以“定额征税”。二是政府颁发执照,合法开采。直隶省富含煤矿,为维护矿政秩序,防止乱采,责令地方官府,“择本地殷实商民,推极开采,给予照票”。通过颁发“执照”,将开采矿业纳入政府的规范管理。三是合理开采。乾隆十年,再发诏令,告诫各级官吏,“开矿之事,利害相半,必妥为之,方受其益”;“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若因开采太过,易致涸竭”,“断不可图近利而忘远忧”。乾隆十四年,云南省奏报,多处开采铜矿,当年产铜较前三年增加二百余万斤。乾隆认为,开采铜矿过猛,“不若留其有余,使得常盈不匮,宽裕接济,庶为可久”,令该省合理开采,不准地方为贪牟利益,盲目采掘。湖南总督鄂弥达以靖州绥宁地区矿藏丰富为由,申报开矿。乾隆以“地近苗疆,不准”而驳回;直隶藁城知县申请自筹资金,在山东平阴、泰安等地开采铜、银矿。乾隆不予批准,其理由是：地处中原开采,因交通便利,开掘成本低,纯属牟取暴利,尤其是银、铜乃铸币之原料,银、铜价日增,极易滋生奸商,扰乱市场。可见,乾隆的治生之道,开放与管理兼而有之并非取利舍义,而是利义并重;其义,正是规范的经营管理。这一经济思想,在处理对外贸易的经济活动中显得尤为突出。

对外贸易始于康熙朝,广州、澳门、厦门、宁波被列为通商口岸。当时,商贸纯粹是民间的自由贸易,出口商品并无限制,除大米、大豆、丝绸外,还有大量矿产品。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开放对外贸易的中期,发生几件大事引起乾隆的警觉,并促发他加强管理的决心。

乾隆十三年,葡萄牙商船驶入广州,水手无理殴打中国商绅李廷富、简亚致死,并抛尸入海灭迹。广东巡抚岳濬仅按葡人法律判处杖刑,不了了之。此种挟着暴力的经商活动损害了国家主权。但如何处理突发事件,地方督抚显得束手无策。其二,外商入浙江宁波、定海停泊,廉价收购浙地物产;而浙商贪图蝇头小利,竟然“奸牙勾串”,“扦法渔利”,屡现“私贩出洋”,走私生丝等事件。其三,广州海关官员李永标利用职权,“克扣货物,置买货物,不以实价给发”而遭英商举报。经查,其家人“每遇洋船进口,置买绒呢羽纱等项,顺带至亲售卖,以图重利”。类似奏报,屡见不鲜。这使乾隆意识到,开放对外贸易缺乏有序管理,海关监察屡现不规范的弊端,盲目扩大开放贸易,将危及经济安全。

于是,乾隆着手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措施：诏谕各通商口岸的地方政府,予以礼待外商,凡“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显示礼仪之邦开放贸易的宽容;浙江宁波、定海增设海关官署,按广州海关例律进行管理;提高浙江口岸的关税,消除宁波港不公平贸易之弊;政策限定生丝出口价格,防止重要资源廉价外流;通过市场调节迫使外商回归广州贸易区。乾隆还特意下谕：“夷商贸易之事”,“须实心筹边,遇有交涉司讼之事,断不可民人以抑外夷”,整肃政纪,确保对外贸易的市场秩序。乾隆二十四年,批准实施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夷五事》,将开放贸易的市场管理进一步系统化：外商必须是行商,禁止外商长住广东;外商应居住当地政府制定的商馆;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不得为外商提供商业行情;外商船停泊出入,须派兵“稽查”。这些措施目的是防止哄抬物价,走私,行贿,扰乱贸易秩序,看似严厉的商业管制,其实是鉴于清廷对开放贸易的现状而实行的规范管理。将民间的自由贸易纳入正常化、秩序化的轨道。这较之今人为盲目开拓海外市场不惜廉价出售资源,牟取一己私利的经商者要明智得多。

纵观乾隆的重农务本,开放矿政,开放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其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是融合儒家治理思想的“治生之道”。

有的论者称乾隆是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论证的例举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嘎尔尼勋爵访华的礼仪纠纷与商贸谈判。该年是乾隆的八十寿诞。英王遣参议官马嘎尔尼勋爵为首的使团访华,表面上是贺寿,实是谈判中英贸易。据副使斯当东爵士撰写的《英使谒见乾隆记实》叙述：仅1792年(乾隆五十六年),东印度公司运往广东的货物价值白银二百七十五余万两;而中国每年出口茶叶高达一千三百多万磅,英国贸易逆差达白银几十万两。马嘎尔尼的使命是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自由通商口岸,扩大英国出口贸易。使团启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用英、拉丁文各写一信给两广总督郭进勋,以两国平等的外交方式撰写公函告知使团奉命访华。郭世勋自作主张,让翻译以外夷对天朝的禀帖译成汉文。乾隆读了译文甚为高兴,下令广东及沿途官员优待使者,对使团所携货物“免其纳税”,指示使团进京谒见以藩国使者行三跪九叩之礼。马嘎尔尼拒绝跪拜大礼,最后议定,英使按照谒见英王的礼节行单腿下跪礼。乾隆大为不悦,指责英使妄自尊大,取消优待,降低接待标准。乾隆在处理马嘎尔尼谒觐的礼仪上,显露“天朝大国”的自负心态,确凿无疑。但就此论断：乾隆以一种主奴关系处理中英贸易关系,则有待商榷。

马嘎尔尼与清廷代表和珅谈判通商贸易,提出八项要求：多口自由贸易,开放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口岸;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专拨珠山一小岛、广州邻近一地给英国作为商贸物流的集散地;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予以减、免税;英船入关按中国地方税率纳税,等等。八项要求中较多是损害国家主权,也有悖于乾隆多年来竭力整治的海关及自由贸易管理秩序。乾隆予以拒绝,事在情理之中。若就此推断因大国君主的傲慢与保守,施以闭关锁国政策,便有失公允了。笔者愿为乾隆一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