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皇储的吊诡

历代封建帝王嗣统后,有两件大事务必躬亲裁决。一是定国策,确定嗣统后的治国方略;二是立皇储,选定皇位继承人,延绵王朝政权和皇权统治。清王朝也不例外。但吊诡的是,康熙选皇储非常规出牌,先立后教,废而再立,欲立而悬。非典做派引发了康熙朝晚期旷日持久的政治博弈,也为当下的人文思考留下了一个话题。

立皇位继承人,是个棘手而敏感的政治难题。皇位的承继意味着以权力为核心的政局更迭和利益集团的调整。它决定着国家之命运和未来,也潜伏着政权更迭的危机。乱世如此,盛世亦然。按照中国的皇权体制,由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裁定继承者。立储取决于帝王的意志、情绪偏好和个人好恶,其本身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在努尔哈赤之前,继承大汗没有固定的制度。诸贝勒常为争夺汗位争吵不堪。为避免八旗分裂,努尔哈赤明确,汗位继承者由八大贝勒共同协商议定。努尔哈赤去世,经由大贝勒代善与诸贝勒商定,公推八贝勒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雄才大略,建立大清朝,正式称帝。在与明军锦松决战中,突闻宠幸的宸妃病死,皇太极情伤而“无疾崩”。皇太极突然暴亡,尚未对皇位继承人作出安排,帝位争夺即时而起。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阵兵对峙,叔侄颇有相互残杀夺位之势。孝庄皇后利用多尔衮对她的感情,劝说其退而为之,立孝庄之子、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多尔衮凭着率清军攻入北京的功绩以及拥有统军的权威,退而扶福临为帝,自以“皇父”之尊摄政,终于得以平息诸亲王的不满。颇有心计和政治谋略的孝庄为避开先朝由贝勒议嗣的旧规,精心设计了立储路径：以顺治帝下遗诏方式确立第三子玄烨继位,另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顾命辅政大臣,平衡满洲贵族的各派政治力量,解除立储的争斗之忧。康熙朝由此而始。

康熙执政已经意识到,立皇储没有固定的立储制度,君臣的政治博弈以及内臣外戚的争斗,必将演变为对皇位继承的政治干预和舆论控制。为确保清朝皇权的延续,必须建立新的立储制度,排除党争干扰。康熙启动立储制度之初,并没对皇位继承者所必需条件作缜密思考,仅仅是为了解决先祖立储旧规的不确定性。鉴于自幼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康熙认为汉族王朝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对稳定社会和皇权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决定效仿汉族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为清朝立储制度。康熙的决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对大清前朝立储诱发政治纷争的历史总结和政治选择。然而,立储新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破除满族传统的旧制,未必能得到重臣、外戚的认同,最高权力的归属也将始终处于党争的政治漩涡之中。

康熙十四年,康熙正式下诏宣布立嫡长子承继皇储,并亲临太和殿册立刚满周岁的皇二子允礽为皇太子,诏告天下：“授允礽以册室,立为皇太子”,“以重万年之统”。当时,康熙二十二岁,膝下仅有二子。长子四岁,其母尚无封号,地位低微;皇二子系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年仅周岁的婴儿被立为未来的一国之君,在今人看来,简直是荒唐的儿戏。能否保证法定继承人担当起治国重任,无疑是一场豪赌。康熙的补救措施是先立后教,对皇储施以系统的帝王教育,精心培育。

康熙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训勉诸皇子及选聘博学鸿儒为授业师傅时,便要求：未来的储君应是能使清王朝江山永固,社稷万年的政治家,须精通汉儒经典,善于汲取汉文化的伦理精义;擅长“国语骑射”,内谙满蒙文化,外谙弓箭骑射技艺;能领悟治国安邦之道,有掌控施政的实际能力。应该说,康熙理想中的皇储是完美的。

然而,康熙的帝王教育是失败的。康熙与皇后意合情深,赫舍里氏生允礽难产而死。康熙对皇后的愧疚,倾情于对允礽的纵容和溺爱。允礽便自幼养成自私、贪婪、骄横跋扈、凶蛮专横的秉性。儒家的为君之道十分注重个人的德政与修为。政者,正也。执政者,自身须正。“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非正则伤国”。明正者,“行必思善”;“无德而欲王者危”。所谓,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告诫：不贪欲作恶,举德仁政,是应该遵循的王道;不结党营私,才能使王道纳入正道。“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于行私,谓之乱也”。允礽对儒家修身伦理的为君之道置若罔闻,任性妄为,其所作所为让康熙大为失望。

《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了几件事：

康熙二十九年,允礽十五岁,已显露狂妄自大之秉性。康熙亲征噶尔丹,因身患小恙起驾回京。允礽虽恭谦迎驾,却冷若冰霜,毫无“忧戚之意”,“爱父之念”。康熙虽有不快,却念其年少不更事,自慰而谅之。

三十三年,允礽十九岁已成年。康熙在奉先殿举行祭祀。按旧制,皇帝的拜褥设在大殿门槛内,皇太子的拜褥在槛外。礼部请旨皇太子拜褥也置在槛内,遭康熙严正驳回。礼部尚书沙穆哈畏惧允礽的势力,请求将康熙帝的口谕记录于档案。康熙甚为惊诧、愤怒,立将礼部尚书革职议处。板子虽然打在大臣身上,实是对允礽专横的一次警告。

三十五年,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按清代祖例,让允礽留京预政,处理军政要务,“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显而易见,康熙对允礽寄予厚望与信任。允礽却乘机公然结党营私,串通外戚叔祖、大学士索额图,收买多名权臣、汉官构成“太子党”。康熙回京后,允礽又安置耳目,窥伺其起居和行止。

康熙敏锐感到有被“架空”的威胁。允礽不法祖德,惟肆虐众,暴戾淫乱,已失储君之德。“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与索额图“潜谋大事”,公然挑战康熙的权威,已悖君臣之纲。此时,康熙已有“被鸩”,即被抢班夺权之忧。康熙对允礽的溺爱、期盼和容忍都在严酷的权力博弈中被粉碎了。康熙决定采取措施扼制允礽。下令“锁禁”索额图,公布其罪状：“背后怨尤”,“结党妄行,议论国事,威吓众人”。索额图先被拘禁后处死,其他党羽均悉锁拿。康熙又趁木兰秋狩之机,突然宣布“将允礽废斥”,拘禁允礽,将废皇太子之事诏告全国。

允礽立而被废,意味着立嫡长子制的失败。皇储之争又频起波澜。诸皇子为争夺储位暗斗不止,党争纷起。朝廷各派政治力量暗中窥伺,揣摩圣意,朝政由松弛而陷于混乱。在诸皇子的争斗中,八皇子允禩以他的才智、人缘得到九、十四皇子和多数朝臣的支持。众重臣一致称颂的评价却帮了倒忙。康熙对储君的“窥伺者”都抱有戒心。允禩被众朝臣的拥戴被视作结党争权的表征。党羽相要结,妄蓄大志,“大宝岂人可妄行窥伺者”。一道圣谕将允禩锁拿拘禁,并警告诸皇子,“勿令生事,安分而行”,杜绝诸皇子争位的欲念。

诸皇子的争斗,朝廷重臣纷纷卷入了政治漩涡,这让康熙深深陷于困惑之中。为尽快摆脱立储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四十八年,康熙决定诏告全国,再立允礽为皇太子。允礽废而再立,清朝立储陷入了吊诡的怪圈。

允礽复出,却死不悔改,依旧“援结朋党”,怂恿、包庇太子党之亲信贪赃纳贿。康熙对允礽彻底失望,亲笔硃书废斥皇太子：允礽“是非莫辨”,“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已“毫无可望”,令将允礽禁锢于咸安宫。

康熙二立允礽,有人认为是亲情难割而对允礽寄予幻想。其实不然,这是康熙的谋略。允礽被废,诸皇子的暗争演成明斗,朝臣纷纷卷入党争。重臣屡次请奏立储以试探康熙的真实意图,朝廷上演着旷日持久的政治赌博闹剧。康熙再打允礽牌,二立二废,一是诫训诸皇子“安分行事”,不得妄动;二是警告群臣严遵君臣之规。康熙五十三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再次疏请立皇太子,康熙批道：“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立皇储就此留下悬念,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去世。

康熙最后以遗密诏的非正常化手段立储,已违背其一贯的做派。密诏的真伪不仅成为众说纷纭的传说,也成为雍正嗣位后政敌攻击的藉口。康熙以悬而立,变公开立储,转为遗诏秘密立储,开倒车回到了顺治时代。

康熙以仁政、精德的王道培育继承人,这是封建帝王的政治诉求,无可厚非。但出于个人意志,生搬硬套汉族王朝的立储制度,不能不说是重大的政治失误。

康熙立嫡长子为储,只是家天下的一种选择。家族式的继承不具备广泛遴选精德举贤的条件,而凭藉个人的情感、好恶之偏执遮蔽了对继承者的德政考察。皇储的权力之争,伴随着小集团的党争,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纠结,使皇储之争演化为群体性的政治博弈。以立储、废储的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权力再分配而诱发的政治危机,更多是留下弊政和隐患。

康熙立皇储既拘泥于汉族王朝的立储制度,又受制于满族传统的旧规,在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及政治约束的前提下,让“政二代”预政,实际上提供了怂恿、放纵其野心膨胀的机会。尾大不掉,挑战康熙的权威也就成为必然了。

康熙以密诏立储让历史去作结论,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康熙虽是清王朝治国最有成就的帝王,但未能解决继承人的选拔、教育和培养。立储的吊诡成了康熙执政最后二十年的“圣明之果”,这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