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逐鹿中原;收复台湾,统一中国;得助于两个难得的人才。一是明崇祯朝的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一是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的部将施琅。皇太极、康熙尊贤举才,彰显了清初建国立朝的开明的人才政策。

在皇太极之前的努尔哈赤时代,曾立下举贤贬奸,奖惩分明,赏赐效劳官将等六条用人原则,但对满汉两族官员的使用,却泾渭分明,等级有别。后金政权倚重骁骑善射的武力,对汉人官员颇多歧视,防范重于使用。狭隘的民族偏见,常使政策走向极端。诸如,私通明朝的汉人,不论其才满腹经伦,均“尽行处死”;汉人官员死后,其妻儿为满洲贵族充作家奴。保守的人才政策,堵塞了贤能辈出。皇太极却深谙一个道理,单靠马背上的骁勇,无助于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唯有包容、开明,吸纳五湖四海的贤能,才能建朝立国,长治久安。尤其是,需要倚重、笼络熟谙明末朝政及中原情势的上层汉族官员,确保清军决胜于中原。显而易见,皇太极的用人谋略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

明末重臣洪承畴投清被皇太极重用,授以率汉军镶黄旗之重任,开了清初启用明朝重臣之先例。崇祯十三年,明清主力在关外锦州松山开打一场生死决战。洪承畴受命督师,率吴三桂等明军各部,十三万步骑死战。清军统帅皇太极率部突袭洪部,吴三桂弃阵而逃,明军大乱,终而崩溃,洪承畴被俘。皇太极看重洪承畴的军事才能,以及在晚明朝野的影响力,竭力劝降,赐其高官厚禄。皇太极的尊贤举才得到了丰厚回报。洪承畴为清军入关,逐鹿中原,出谋划策,并利用在朝廷的人脉关系及影响力,招罗故旧及部属归降。洪承畴的活招牌煽起了“羊群效应”,明末的重镇将领、抵抗力量大多步洪承畴之后尘效力于新朝。在洪承畴的辅佐下,清军得以顺利攻入北京,立朝于紫禁城。

康熙举贤施琅则开创了“诚和”尊贤举才的新风气。施琅仅是郑成功的一名部将,论官职、人脉关系、个人的影响力远不及洪承畴。施琅虽有“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之能及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未必能起到类如洪承畴影响全局的作用。但康熙举贤施琅所费之心力,所显之智慧远远超过皇太极。施琅效力于明臣郑成功,因无辜被卷入郑氏家族的内乱遭贬黜而不得已投诚新朝。康熙摒弃庸俗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评判,将施琅看作是一个将领的怀才不遇,“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康熙以“诚和善治”为执政国策,尊贤举才也纳入“诚和”之道。正是这一以诚举贤的人才谋略,才使施琅得以施展一生抱负,为清朝收复台湾,统一中国立下了奇功。

康熙初识施琅是在康熙四年。在此之前的顺治朝,郑成功起兵抗清,在福建沿海坚持十余年。尔后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病逝后,其子郑经继承南明延平郡王之位。清政府屡次派遣官员招抚,郑经以“不剃发,不易衣冠,不登举,称臣进贡”为条件,拒绝招抚,坚守台湾,与清廷对峙抗争。康熙初期,索尼等四辅臣专权,对台湾郑氏一味采取招安之政策,造成海峡两岸的对峙。康熙四年,清政府两次派员赴台湾招抚,郑经均以台湾“远在海外”为由,坚持按属国朝鲜之惯例“称臣进贡”,致使招抚无果。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请缨率师出征。施琅上疏：“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恣其生聚教训,是养痈为患”,“不如乘便进取,以绝后患”。

施琅的请缨却遭到朝廷重臣的颇多质疑。因施琅有投诚的前科,又且是郑氏旧部,与郑经部纠结个人恩怨而均投不信任票。康熙却另有思谋,认为,统一台湾事关重大,“不便遥定”,要收复台湾关键是要选用能担当大任之贤能。而选贤举才不能凭空“遥定”,妄下或是或否之判断,须作亲自考察,对施琅的请缨之议须“来京面奏”而定。康熙对人才的判断有着自己的底线,正如先哲之言的,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才可以为明君。康熙认定,对人才的全面评估应建筑在慎审的基础上,评估的标准是二条,一是德贤,二是能才。列德而尚德,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列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是历代先哲的经验总结。德才兼备的贤能,不论其身份如何,都应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委以重任,赋予相应权力,让其竭尽之能。人才流失或用人不当,均是因为不经审察,失偏于“任私议”。康熙的“不便遥定”,令施琅“来京面奏”,正寓意着他对尊贤举才的渴求和慎审。

施琅到京,向康熙面呈《尽陈所见疏》。在折奏上详细分析了清廷历次招抚未果的原因,福建水师与郑经守军的力量对比,郑氏家族的内部矛盾和隐患,以及分兵先取澎湖,后重师登陆台湾的作战方案。尤其是,以大军压境迫郑经投降的“因剿寓抚”之策,甚是深谋远虑,独具灼见。施琅秉性耿直、率真,对康熙的咨询,直抒己见,毫无保留。更为难得的是,陈疏没有丝毫的个人恩怨之偏见。康熙对施琅之德才十分赏识,直言无忌显示其率真无私的品行,“因剿寓抚”之策,独具灼见,显示其独特的从政才干。康熙考察的结论是,施琅是难得的特殊人才,“因剿寓抚”则被确定为收复台湾的基本国策。

施琅面呈考试博得康熙的信任,被任命为靖海将军,统领水师,进剿台湾招抚郑经。康熙四年,施琅初次攻打澎湖却遭遇风向突变,骤降暴雨的意外事变。飓风恶浪致使“舟师人仰船倾”,水师舰队被冲散,无功而返。施琅的失利,遭到四辅臣的竭力抨击,以未战而船毁兵亡之罪,请旨撤革福建水师提督之职,认可郑经予以“藩封世守台湾”,福建沿海只设总兵镇守海防。

康熙在复杂的君臣博弈中充分凸显了他的政治智慧。他意识到四辅臣专权,朝政难以统一。在收复台湾之前,当务之急是解决归政,整治朝政。面对朝廷争执和辅臣的指谪,康熙冷静决定,暂且搁置剿抚台湾之议,施琅过失非是指挥不当,乃是“风涛莫测”,下令调施琅回京,“授为内大臣,留在身边待用”。康熙以挂衔虚职平息朝臣不满,让施琅避开政治漩涡,给予保护,不因其过失而横加指责,疏远而弃之。“近而勿辱以取人”,“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康熙对待施琅的失误显示了举才尊贤的宽容和胸襟,并采取得体的保护措施,这是清代史上绝无仅有的。

施琅第二次复出,已是康熙二十年。主政台湾的郑经病逝,引发郑氏家族内部又一次动乱。继承郑经之职的长子郑克被叔伯们密谋刺死。被拥立为王的次子郑克塽年仅十二岁,性格懦弱,毫无主见,台湾政务陷入危机之中。康熙认为收复台湾的时机已成熟,遂决定“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率绿旗舟师“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总督姚启圣、大学士李光地先后力荐施琅复任水师提督,率师出征。至此,施琅留京已“冷冻”了十三年。康熙为创造让施琅复出的机会,扫清舆论障碍,消弭朝廷重臣的猜忌和不负责任的指责,便将保荐之议交朝廷内阁重臣公议。在取得统一意见后,即予以重任,委施琅为右都督兼任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太保,统领舟师。在施琅离京赴任前,康熙特意召见,深切训勉：“尔宜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清海疆。海氛一日,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之意。”这既是寄予期望,更是赋以信任。其间,不乏康熙真诚之情的表露。

在部署平定台湾的作战计划中,姚、施出现了分歧。在关键之际,康熙一如既往给予支持。施琅受命督领水师征剿,要求朝廷明确地方大吏总督、巡抚的责任,不能让水师单兵作战。康熙认同施琅的意见,明确总督姚启圣统辖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吴兴诈统筹钱粮,不参与进剿。施琅再次奏请,进剿作战,“配合”也应有分工;姚因“生长北方,海战非其长”,希望康熙帝“免其躬率偕行”。施琅的意图很明确,让不熟悉海战的统帅指挥海战,必将事倍功半,阻碍指战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这正是一个真正军事家的素质,且又敢于不徇私情,冒犯力荐出任提督的姚启圣,凸显了其无私则刚的秉性。但施琅的奏请深深刺伤了姚启圣的自尊心,对施琅不合“人情”之举牢骚满腹。施、姚在攻台方略上的分歧和失和,以及冒犯地方大吏的奏请更激起朝廷大臣的不满和非议。施琅为坚持己见,再次上《决计进剿疏》,立下军令状,请求独任进剿台湾。康熙再次召集朝廷内阁会议讨论施琅的奏疏。康熙启动公议程序支持施琅,其用意是要求朝廷重臣抛开政治上的功利,坚持以真诚尊贤举才。“人主为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没有真诚之心,即使是用人,也是得不到人才的忠诚回报,自然不会有“鞠躬尽瘁”的自觉。善于揣摩圣上意图的朝廷命官们自然不愿讨无趣了。大学士、兵部尚书明珠带头表态,内廷会议一致同意,为施琅排除了一切个人情感纠结的干扰。康熙最后下令,由“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总督、巡抚“只需负责接应粮饷”。

施琅的实际表现证实了康熙决策的正确。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召开各镇、协、营官兵的出征动员大会,发布“严申军令,查定功罪,赏罚官兵”的条令,于十六日从福建铜山起锚向澎湖进发。施琅亲驾战舰,在澎湖前线侦察,“细观形势”;在双方激战、炮火列阵中,身先士卒,驾船突入。清军士气大为高涨。因备战充分,指挥得当,仅花五天时间就攻取澎湖三十六岛屿。施琅攻入澎湖后,出榜安民告示：列岛商民,“各宜安意生业,耕渔足事。本提督悯念疲瘵三年,当为蠲三年徭税差役。”施琅在军事上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以及休养民生,安抚民心的举措,使据守台湾的郑部“皆震慑无措”,守军“众志瓦解”。七月,郑克塽率部正式降清。郑氏集团与清政府对峙二十余年,不乏双方胜负各半的交战,现仅一个月,台湾和平复归统一。施琅的功绩不可谓不奇,不可谓不大。

施琅代表清政府进入台湾,发布《安抚输诚告示》,令台湾地方官兵士庶“各自安意乐业,无事彷徨惊心”;并严饬清军遵守纪律,“官兵不许占住民房,弁目不许包贌。乡社樵苏采捕,载运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听民便。农工商贾经营市肆,乡村骚扰强买,各严差巡”。同时,又颁布《严禁犒师示》,劝训各乡社保甲长不得借犒师之名对民索派。施琅入台,不以胜利之师耀武扬威,而是以亲民之师获得台湾民众壶浆相授的夹道欢迎。这与顺治朝绿营入嘉定“三屠”,杀戮二十余万人形成鲜明对照。康熙重用施琅不只是收复了台湾,更是在人才谋略上为清王朝的“文治武略”树立了一个样板。

若将康熙、皇太极作番比照,同样是尊贤举才,两者的谋略和智慧迥然各异。皇太极较多的是功利主义。重用洪承畴,目的是利用其个人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招降更多的明朝官将为清朝所用。对洪承畴的信任却隐藏着权谋的控制。洪承畴被俘,曾有两年不服降清。皇太极却抓住其人性之弱点使之屈服。清史实录中有二处记载。一是洪承畴求生欲望强,不屈求死仅是表象。皇太极便礼贤恩厚,亲临囚室,脱下身上貂裘亲自给洪承畴披上,以示人情感化。二是洪承畴喜欢美色,皇太极选美女予之。由此牢牢控制住洪承畴,满足其私欲为清王朝效力。清初政权刚建,汉族官员还未真正站稳朝政。洪承畴的人性缺陷还得收敛和掩饰,若让洪承畴长寿些,在政治窳败的官场中,难保不是一个大贪官。

康熙的尊贤举才则不然。贤能人才的取舍以德为先,即所谓“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心度功,功以食民”。德的标准,是考量其能否以识大体,顾大局之伦理精义,规范处事行为;不以一己之恶好,论事断事;建功立业,不以个人的名利为重。尊贤举才,不图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既要给予信任,又应善于保护,为其舒展才能,报效国家创造条件。然而,这一切都须建筑在“真诚”的基础之上。真者,精诚所至。不精不诚,不能感动人才,信服人才。若以行政命令强用人才,未必能获得贤能俊才的真心回报。而精诚,又应出于真心,爱才、惜才于内心,其言、其行才能尊贤举才外露于自然,不掩饰,不作假,不作秀。先哲说得好,“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不诚则疏,不诚则卑”。唯显真诚,才能使贤能“济而尽材”。这既是康熙“诚和善治”的“政事之本”,也是其用人之道。康熙尊能举才尽显真诚的经验和智慧,应为今日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