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七日，杨振宁二十六年来的第一次中国之旅结束了，他从上海乘飞机经巴黎回纽约。回想这一个月的旅程，杨振宁思绪万千，他走了很多地方，拜访了很多人，深深感受到中国二十六年来的变化。尽管人们生活水平还不高，但已经趋于安稳，人们明显有了自信，中国不会再任人宰割了。当然，杨振宁考虑最多的依然是父亲和周总理的嘱咐，他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搭建一座友谊的桥梁！

不过，还没等杨振宁想好怎样搭桥，麻烦就找上他了。尽管四月份的“乒乓外交”叩开了中美交流的大门，但两国关系并未完全解冻，所以杨振宁此次长达一个月中国之行直接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注意。杨振宁回到纽约，没过多久就接到了查问电话。杨振宁当然不愿在这些人面前多谈什么，他很气愤，因为他去中国之前专门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为的就是避免这些麻烦。

实际上，杨振宁为了回中国不引起这些麻烦，早就开始作准备了。在他所研究涉猎的领域里面，有一部分是核物理，那和核武器有密切关系，但是他在美国的这些年当中，总是有意地去避开这方面的研究，坚决不去美国制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甚至连IBM公司的顾问都辞掉了，以免影响回国。然而，他作了这么多准备，还是没能避免掉麻烦。

不过，因为这些准备，杨振宁在面对调查员时是理直气壮的。有一次，联邦调查局一个调查员打来电话，说要到他家中和他面对面交谈，杨振宁果断拒绝了。最后调查员不得不商量着说就到他办公室谈谈，杨振宁才勉强答应下来。这次面谈并不开心，谈到后来调查员的话里都带着威胁的味道了。但杨振宁并不吃这一套，他立即叫来秘书把他们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杨振宁的观点很简单，他不想接受调查，因为他去中国并不触犯美国法律，也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美国的事，而且以后他还会去中国，但是绝不会替美国政府打听任何中国的消息。

事后，杨振宁打电话将这件事告诉了几个朋友，朋友们说他没有错，都对他表示支持。杨振宁得到了一些安慰，但心中还是有气，直到几天后，一些机构得知他从中国回来，邀请他就此次中国之行举行一次演讲，杨振宁心中一喜，这不正是为中美两国交流牵线搭桥的好机会吗？

自此以后，杨振宁开始频繁地进行演讲，大赞中国这些年来的建设，包括在一些物理学会议上或者给学生们做讲座时他都会盛赞中国。由于杨振宁的特殊身份，这些演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惊叹中国的发展速度，开始对这个东方的古老国度产生兴趣。

在中美关系还未彻底解冻时，杨振宁这样做实际上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有非常多的人对中国抱有敌意，但杨振宁认为这是他的义务，演讲依旧充满激情。所幸的是，杨振宁的身份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他演讲的场合大多数是在科学会议或学校讲座上，这里的听众是沉溺研究的科学家和天真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政治激进分子。

不过很久以后，人们发现杨振宁的看法还是过于天真了，这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在杨振宁看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为了新中国的大团结，就跟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越战学生运动一样，是先进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杨振宁并不是要故意去抬高中国，他之所以会这样认为，完全是西方世界的大环境所致，因为西方世界普遍对左翼运动有着比较浪漫的看法。实际上，杨武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影响，只是并未向杨振宁透露而已。

不管怎么说，杨振宁已经在促进中美关系上走出了一大步，尽管他自己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其实，在杨振宁离开上海飞往巴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为《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离沪，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予会见并宴请》，新闻虽然只有短短两百字，但是意义重大。杨振宁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知名学者，自此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外籍华裔学者开始顶着压力回到中国，大大促进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