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北京足足待了十天才启程回上海，这一天很多人来为他送行，邓稼先自然也来了，杨振宁跟大家一一道别。轮到邓稼先的时候，杨振宁欲言又止，但他最终还是忍不住将邓稼先往旁边拉了拉，小声问道：“稼先，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人帮忙搞出来的，是这样的吗？”

原来，杨振宁在美国的时候就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帮助研制的。寒春曾经是费米的研究生和助手，是美国曼哈顿工程为数不多的女科学家之一，她于1948年3月来到中国，所以当时有谣言说她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杨振宁这个问题让邓稼先十分纠结，因为无论他怎么回答，都可以给杨振宁足够的信息。不管他回答“是”还是“不是”，都说明他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过程非常了解和熟悉，这也正好印证了杨振宁的猜测——邓稼先参与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并且是核心成员之一——这一直是杨振宁心中最大的疑惑。一九六四年中国原子弹试爆后，美国报刊上就多次提到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者之一。

这个问题涉及国家机密，摆开来谈肯定是不行的，可是不回答杨振宁，邓稼先心中又有些歉疚，从来不愿在朋友面前撒谎的他再一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犹豫了良久，邓稼先叹了口气，对杨振宁说：“你先上飞机，这个问题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杨振宁只好带着疑惑和遗憾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这时安全人员马上围上来问邓稼先：“刚才杨振宁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他问中国原子弹研究有没有美国人参与，我没有回答他。”邓稼先如实回答。

这一夜，邓稼先久久不能入眠，他心事重重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回忆着与杨振宁之间的点点滴滴，一想起杨振宁对自己的关心照顾，他就觉得歉疚，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做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光荣的，可是却偏偏要隐瞒亲人，回避朋友，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丁零零，丁零零……”就在邓稼先思绪万千之时，家里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来了，他拿起听筒一听，竟然是周总理！周总理告诉邓稼先：“稼先，你可以明确地告诉杨振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独立研制出来的，没有外国人参与。”

听了周总理的话，邓稼先的情绪一下子好了起来，他马上拿起纸和笔，开始给杨振宁写信。尽管邓稼先有千言万语想跟挚友说，可到最后这位“老憨”写出来的信却只有短短几句，大意就是除了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微不足道的“援助”外，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

第二天，杨振宁到了上海，上海方面专门设了招待杨振宁的宴会，而邓稼先这封信，也被工作人员带到宴会上，并交给了杨振宁。杨振宁一看是邓稼先写来的，有些激动，当即就拆开了。他拿着信，才看了两句就站起身来，然后默默走到了洗手间。

洗手间里，杨振宁的眼泪奔涌而出，这是一种喜悦的眼泪，自豪的眼泪，这眼泪既为祖国而流也为挚友而流！杨振宁知道，以邓稼先的才华和锲而不舍之精神，他的知名度绝不应该在自己之下，可他为了国家，不但舍弃了名利，还甘愿忍受家人和朋友的误解，这是多大的牺牲啊！杨振宁在洗手间待了一大会儿，直到心情平复下来，才回到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