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人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杨振宁准备去北京一趟。此时杨振宁的身份是美籍华裔科学家，所以此次回中国也算是中美政治接触的热身运动之一，周恩来等国家高层领导都无比重视，当时接待他的官员问他这次回来想见哪些人，杨振宁便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而名单上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就这样，周总理亲自安排相关人员寻找邓稼先的下落，并把让邓稼先安全回到北京当作一个政治任务安排下去。

邓稼先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立即回到中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带着一批科学家去了茫茫戈壁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了。自此以后，杨振宁和邓稼先这一对挚友再也没有见过面，算来，已经有二十一年了。

之前我们就提到，这一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正激烈，而杨振宁的老朋友邓稼先，正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显然，邓稼先忠心耿耿，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里，好人受迫害实在是太常见了。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因为其资本家的出身背景受尽了折磨，邓稼先所在的“九院”（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的科学家也遭受着无尽的迫害。邓稼先在这场运动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九院”的科学家们，所以也跟当时的军代表产生了矛盾，以至引火烧身，此时的他和一大批科学家被集中到青海，在一个“学习班”里接受学习。当然，接受学习只是某些人的说法，实质上与批斗无异。

这一天，邓稼先和“九院”的科学家们正在“接受学习”，军代表突然把邓稼先叫到一边，邓稼先只当军代表要对他进行单独批判，暗叫不妙。

“邓稼先，你准备一下，明天回北京，就坐我的吉普车去机场。”军代表开口了，但并没有任何批评的内容，邓稼先觉得很诧异，他问军代表叫他回去有什么事，但军代表摇摇头并没有透露什么。就这样，邓稼先带着满腹的疑问，离开青海了。邓稼先这个“头头儿”级别的人物一走，那个用来整科学家们的“学习班”便无以为继，自行解散了。可以说杨振宁巧合之下解救了邓稼先，也解救了其他一大批为中国研究原子弹和氢弹的科学家们。

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杨振宁的弟弟）合影

邓稼先一番辗转，回到北京，见到了二十余年未见的老友，惊讶无比。

杨振宁还是那么风流倜傥、谈笑风生，邓稼先则是一如既往的忠厚老实、不善言辞。阔别多年，杨振宁憋了太多的问题要问老朋友，于是就在会见大厅里，杨振宁忍不住把心中的疑问一股脑地倒出来了，问他的工作，问他的生活，问他的单位，问他的家庭……杨振宁一连串问了许许多多问题，而邓稼先只是支支吾吾、欲说还休。杨振宁有些诧异，过了会又满脸期待地邀请邓稼先去颐和园骑自行车，就像他们读中学时一样，那是多么令人回味的时光啊。然而，邓稼先的回答是：“这恐怕也不行。”

两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墙，再也没有曾经那亲密无间的感觉了。

杨振宁看着邓稼先的样子，有些失落，不过他转念一想，觉得可能是他们见面的场合过于正式，让“老憨”有些不自在，在场的可还有立着相机伸着话筒的新闻记者和其他官员呢！算了，老朋友之间的话还得在私底下说，这场合实在不太合适，杨振宁没有再询问邓稼先。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见了杨振宁，此时的周总理已经七十三岁，但依然精神抖擞，谈起话来思路清晰。周总理和杨振宁聊起了这些年国内的变化，也聊到了美国，让杨振宁吃惊的是，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竟然对美国大大小小的事也清楚得很！

一同参加会见的还有周培源、华罗庚、郭沫若、王竹溪、黄昆等一大批杨振宁想见的人，甚至连杜聿明夫妇也来了。杨振宁和杜致礼结婚已经有二十多年，但这可是他第一次见到岳父！

整个会见过程，杨振宁都是激动不已。会见结束时，周总理对杨振宁提出了期望，他希望杨振宁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增进中美友谊方面献出一份力，杨振宁默默点头，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会见结束后，杨振宁没有马上离开北京，他把清华园、天安门等地都逛了一遍，把能拜访的老友、老师都拜访了一遍，二十六年了，这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晚上，杨振宁就住在长安街北京饭店，他的房间里挂着毛主席的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些天，杨振宁临睡前都会在诗前凝视一阵，思绪万千。他的父母是中国人，子女却是美国人，这是一个现实而又敏感的问题，无法去回避。他成长在中国，成就事业却在美国，中国给了他生命，美国给了他智慧和荣耀，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对他更重要，他无法做出选择。杨振宁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父亲和周总理的话：为祖国作贡献，为两国搭建友谊的桥梁，可是，到底怎么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