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炽热的心

以下是杨振宁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写的一段话。

一九六四年春，我加入了美国国籍。

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四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九年，包括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样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出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年的历史。我父亲在一九七三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之举，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不仅如此，我渐渐知道了华人在美国的早期经历。那是我们的历史，是浸透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偏见、迫害和杀戮的历史。贝蒂·李·宋将这一段历史归纳如下：“一八七八年，在特拉基镇的中国人全部集中起来，赶出了镇。一八八五年，二十八名华人在石泉镇被无耻屠杀，还有许多人受伤，数以百计的人被驱离家园。一八八六年，俄勒冈州木屋镇又发生了一起野蛮的屠杀。”

玛丽·柯立芝教授写道：“在那个年代美国居然还有华人活着，这真是个奇迹。”

接着，又发生了一八九二年的吉芮法和一九〇四、一九一一、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的排华法。这些法律使得在美国的华人变成畸形的、与美国社会隔离的、受鄙视的、被剥削的独身男子劳工队伍。我一九四五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情形依然如此。

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我在去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格。夜已经很深了，摇摇晃晃的车厢内空荡荡的。一位老人坐在我的身后，我便和他搭起话来。他是浙江人，大约生于一八九〇年前后，旅美已经五十余年，有时以洗衣为业，有时给餐馆洗碗筷。他没有结过婚，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间屋子里面。他对人显然十分友善。我心里想，难道这意味着他没有痛与恨？车到贝肖，老人蹒跚地顺着灯光惨淡的过道走到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看着他那被岁月压弯了的脊背，我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愤怒。

歧视虽然不似早年那样猖獗，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一九五四年底，我的妻子和我交了数百美元作为在普林斯顿附近一个住宅区内订购的一所房子的保证金。几周后，业主通知我说，他必须把保证金退还给我，因为他担心我们是中国人可能会对他出售住宅不利。我们怒不可遏，去找了律师。律师却劝我们不要起诉，因为他认为我们胜诉的机会是零。

诚然，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可是我也知道，美国社会对我很宽待。我来美国是根基好的学生，是这个社会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

一九六一年元月，我在电视里观看肯尼迪就职典礼。罗伯特·弗罗斯特应肯尼迪的邀请上台朗诵他的一首诗。他朗诵了《彻底的礼物》。当我听到：

占有我们尚不为之占有的，

被已不再占有的占有。

我们所保留的使我们虚弱，

直到我们发现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拒绝给予我们生活的土地，

于是在投降中得到了新生。

似乎什么东西一直触到了我的心灵。后来在一本集子里，我找到了弗罗斯特的这首诗。它确实很美，很有力量。它在我申请美国国籍的决心里起了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