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到芝加哥大学一个月后，杨振宁准备去找泰勒教授。这天，他兴冲冲地跑到泰勒的办公楼门口，正要进入，却被几个卫兵拦了下来。杨振宁大惑不解，一问之下才知道泰勒已经被美国政府当作重要人物保护了起来，没有获得允许，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泰勒的办公室。就在杨振宁郁闷不已之时，卫兵们笑着示意他打门口的电话请求许可。

由于费米已经帮杨振宁联系过，所以当杨振宁拨通电话报上姓名之后，泰勒马上就兴冲冲地从楼上下来了。泰勒年轻时坐电车发生事故导致重伤，腿下装了个假肢，下楼时砰砰直响。他对着杨振宁打量一番，然后提议去散一会儿步，相互了解一番。

两人围着办公楼走了起来，泰勒说道：“Frank，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

杨振宁的物理理论基础学得非常扎实，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他在地上画了几画，列了个很精炼的公式出来，泰勒一看拍手叫道：“好样的，你通过了我的测试，可以做我的研究生了！”杨振宁有些忍俊不禁，这泰勒教授还真是有些搞笑啊！泰勒解释道，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他遇到过很多成绩不错的学生都回答不出，既然杨振宁能回答出，说明他的基本功扎实，是可塑之才。

经过这样一次会面，杨振宁正式成为了泰勒的学生，开始在这位“氢弹之父”的指导下做起研究来。与此同时，杨振宁也常常去听费米的研究生课和讨论报告，也就是说，泰勒和费米都是他的博士生导师。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杨振宁发现泰勒和费米两人性格截然不同，他们教学方法也走向了两个极端。

费米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导师，他极其讨厌形式化的东西，总是在寻找着各种物理现象的本质，这大概是他既做理论又做实验的原因。他经常对学生们说一句话：“复杂的形式主义留给‘主教’们去搞吧！”那时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比如迪拉克、泡利常常发表文章，费米却对那些文章很不满意，认为他们的工作太形式化，不能得出具体、明了的结果。费米在把一些文章拿给学生们看之前，总会先作个细致的处理，让问题变得更简单明了，方便学生理解。费米在授课时非常花心思，他常常精心挑选一些题目给学生做。他的课明白易懂，对任何问题都是单刀直入，直中要害，让学生一下子抓住要点。费米每周会抽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学生聚到办公室，让他们依次提出问题，提完后他便翻阅笔记开始一个一个地回答。另外，午餐时间也是费米的答疑时间，只要没特殊的事情，他都会与研究生们一起吃饭。

泰勒跟费米一样讨厌形式化的东西，但他这个人却非常自我，导致一些人不喜欢与他相处。泰勒上课非常有特色，不过，这个特色是对于真正懂他的人而言的，如果不懂他，就会认为他的课简直烂到极点。泰勒从来没有备过课，每次上课，随便拿上本书或是几张草稿就进教室了。进了教室以后，他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来，也不管学生们是什么反应。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所写的东西有时并不是什么正规的研究课题，而是他内心的一些新想法，这些想法甚至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一般情况下，泰勒演算不到十分钟就会发现自己出错，然后他会胡乱地改改，继续算下去，不过算不了多久又会发现错误，然后又改，他就这样自顾自地演算，就好像其他人都不存在一样。

起初，杨振宁对泰勒这种教学方法很不适应，在中国人看来，一个问题自己都没弄清楚，怎么能摆上台面去讲呢？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振宁渐渐认同起泰勒来。泰勒并没有把学生当学生，而是当成跟自己完全平等的讨论者，他在黑板上演算的过程就是与他人探讨的过程，至于那些想法是对是错，那是通过探讨才能发现的。在泰勒的影响下，杨振宁对科学研究的观念转变了，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科学创造中，对和错总是纠缠不清的，如果害怕把错误讲出来，那么，一些纠缠其中的对的思想也会被扼杀！泰勒的这种思考过程其实就是科学发现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泰勒的新想法总是层出不穷，有时一天会冒出很多个，而他只要有新想法就会去跟别人讲以寻求解答，尽管这些想法多半是错误甚至是荒谬的。泰勒太过专注于问题本身，以至于很少去注意周围是什么人或是什么环境，不管是吃饭时间还是半夜，只要想到问题他就会急着找人研究，即便面对的是个普通工人他都很愿意与其谈谈。泰勒也从来不怕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甚至很喜欢错误被找出来的感觉，可以说，他对物理学已经近乎痴狂了。

泰勒的这种特质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氛围，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往往喜欢跟着泰勒。有学生评价泰勒说：“喜欢泰勒老师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什么都懂的，一种是什么都不懂的。至于那些中间状态的学生，就会觉得泰勒老师很可恶了。”当然了，杨振宁属于什么都懂的那一类，他也是泰勒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泰勒后来在课堂上会常常留意杨振宁的状态，因为他发现，很多时候自己出了错，杨振宁都能及时发现，并且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或是轻轻皱眉，或是摇头。这个时候，泰勒会很欣喜，马上修正错误，转到正确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