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一月，办完一系列的手续，杨振宁正式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根据习惯，中国人到美国生活，得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字，否则做事很不方便。杨振宁思考一阵，给自己起了个“Franklin”的名字。这个名字对杨振宁来说意义非凡，他在西南联大学习时读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富兰克林胆大心细，据说他为了弄清雷电的本质，曾冒着生命危险在雷雨天气中放风筝引雷，最后发明了避雷针。富兰克林不仅是位科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政治家、慈善家，他领导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还参与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更为黑人的自由、世界青少年的科学教育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从那时起，杨振宁就佩服起富兰克林来，这“Franklin”一词正是“富兰克林”的英文拼写，富兰克林求真务实而又大胆、耐心细致而又胸怀天下的精神是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应该学习的，杨振宁希望自己能拥有这种精神。为了简便，杨振宁有时也将名字写作“Frank”，这个词读音与“Franklin”相近，还有“诚实”的意思，这正是他对人、对学问的态度。从此“Franklin”和“Frank”就成了杨振宁在美国的名字。

来到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又开始打听费米教授的消息，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费米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来芝加哥大学。不过事与愿违，这里也没人能告诉他确切的消息。之后不短的时日里，杨振宁内心都是忐忑的，他有些担心，万一张文裕教授的消息有误怎么办？万一费米教授改变决定了怎么办？这种担心在学校的一场典礼中结束了，因为这一次杨振宁亲眼看到了费米，费米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

没有来错地方！杨振宁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很快，他就去找了这位做梦都想见到的导师。

之前提到过，杨振宁很想跟着费米做实验，因为之前在中国，他基本没有接触实验的机会。中国的条件太差了，学校根本配备不起那些精密的、价格高昂的物理设备，所以他在中国读了几年物理，却连一丁点实验技巧都没有掌握。杨振宁认为，这一次来美国对自己是个绝好的机会，这里有最齐全的物理设备，最优越的研究条件，他必须趁此机会恶补一下在实验方面的不足。杨振宁深知物理学从根本上讲是离不开实验的，他下定决心，要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作为博士毕业论文。

杨振宁将想法告诉了费米，然而费米的回答却瞬间给他泼了一大盆冷水！费米满脸遗憾地告诉他：“Frank，我非常愿意成为你的博士生导师，但是您要来我的实验室不大可能，因为阿贡实验室对外国人是绝对保密的！”

费米所在的实验室是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这是美国政府最早建立的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实验室，有很多的机密研究在此进行，除非杨振宁成为美国人，否则是不可能进去的。

千辛万苦才找到费米，现在却不能跟随他做实验，杨振宁简直沮丧到了极点。不过，费米随后又说了一件事，杨振宁的心情顿时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费米说道：“Frank，我把你推荐给泰勒怎么样，你先跟着他做段时间理论，然后再进其他的实验室也是不错的。”

“您说的是爱德华·泰勒先生？”杨振宁问道，费米微笑着点了点头。

爱德华·泰勒是美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他和费米一样，先是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然后来到美国，最后成为曼哈顿计划的一份子。在曼哈顿计划还没实施之前，他就和费米讨论过研制核聚变武器（原子弹为核裂变武器）的可能性，甚至还对原子弹的威力不满意（当时的原子弹还只是一个构想）。泰勒思维非常活跃，每天会提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却又难以实施的新点子，而且他这个人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周围的人都认为，只要泰勒参加了某一个组的工作，那这个组的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他那层出不穷的新点子会使大家的研究忽东忽西，不能把精力集中到某一个方向上。后来曼哈顿计划总工程师奥本海默怕泰勒影响到周围的人，耽误原子弹的研制进程，就分给他一个小组，让他专门去研究氢弹，泰勒为此高兴不已。就这样，在原子弹都还没研制成功时，泰勒就已经对氢弹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了最早发现氢弹制造原理的人，以至于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

费米联系了泰勒，杨振宁再三地表示了感谢，他的心情又好了起来，今后进入实验室机会还很多，也不必急于一时，目前跟着泰勒教授做研究的确不失为一个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