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的这几年，杨振宁在刻苦学习之余，也没忘记督促弟弟妹妹们，而弟弟妹妹们也很服杨振宁的管教，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个哥哥的地位跟父亲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次，杨武之和罗孟华闹意见，大吵了起来。看到怒气冲冲、大吼大叫的父母，几个年幼的孩子都吓得躲在一旁，不敢接近。两人吵了一会儿，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甚至还有越吵越烈的趋势，杨振宁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着父亲叫道：“如此吵法，有失体统。”弟弟妹妹们看到大哥居然敢批评父亲，一个个瞪大了眼，完全不敢相信，同时也为大哥担心起来。果然，杨武之正在气头上，听到杨振宁的话更加恼怒，对着他就是一顿大骂。弟弟妹妹们顿时吓得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一个个捏着衣角，偷偷瞟着大哥。杨振宁正视着父亲，但是并没有顶嘴，杨武之骂了一会，自知失态便离开了。大哥就这么结束了父亲和母亲的争吵，弟弟妹妹们都万分佩服他。

还有一次，杨武之的几个中学同学碰巧来昆明，杨武之便将他们请到家里吃饭。杨振宁很看不惯这些人，因为他们吃饭时又是抽烟，又是吐痰，又是大声咳嗽，说话十分聒噪，完全不顾及旁人的感受。等这些人走后，杨振宁就跟杨武之表示对他们有看法，结果杨武之大怒，跟杨振宁吵了起来。自此以后，弟弟妹妹们是彻底佩服大哥了，因为他们自己是绝对不敢挑战父亲的权威的，大哥却总是敢直接指出父亲的错误。

杨振宁比弟弟妹妹们大八岁到十二岁，懂的东西多，脑中的故事也多，弟弟妹妹们不仅佩服他，更对他喜欢得不行。

由于战乱，几个弟弟妹妹们都离开了原来的学校，而龙院村周围又没有小学可读，杨武之非常着急。某天，他弄来一块黑板挂在院子里，开始教孩子们古文、算术、英语。不过，杨武之本就是教授，精力有限，督促弟妹们学习的任务就落到了杨振宁身上。杨振宁曾给弟弟妹妹定下这样一条规矩：一天之中，谁好好念书、帮忙做家务、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否则就记黑点；一周结束后，他会根据红点的数量颁发花生米作为奖励，一颗红点可以换一颗花生米，另外，如果谁的红点够多，他就带谁去城里看电影。这个奖励制度无疑让弟弟妹妹们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读书、背书、做家务，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候，杨振宁会和杨武之在黑板上研究数学题。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无事就喜欢围在两人身边看，黑板上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哥哥和父亲比划着，嘴里总念叨香蕉（相交），看起来十分有趣。这个时候，杨武之会趁机给他们讲讲算术或是数学家的故事，以至于后来，这几个年幼孩子说起中外数学家来如数家珍。

不过，弟弟妹妹们最喜欢的活动还是听杨振宁讲故事。那时候，杨振宁在学校读了很多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最后的摩西根人》《小王子历险记》等，每到周末，他都会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弟弟妹妹们听。那时候，联大教授们住的都比较近，其他教授的孩子也经常跑到杨振宁家来听故事，所以周末杨振宁家会非常热闹。杨振宁的故事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都很入迷，不过有一点却让他们非常郁闷，那就是杨振宁的故事往往没有结局。杨振宁总是看到哪儿就讲哪儿，经常在上一个故事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讲新的故事了。

孩子们喜欢的另一项活动是看“土电影”。杨振宁有个好朋友叫熊秉明，这熊秉明热爱画画，也很有天分，他画了很多有意思的连环画。有一天，杨振宁灵机一动，提议将这些连环画制成土电影给孩子们看，熊秉明一口答应下来。他俩弄来一个装饼干的纸筒并掏空，在一端嵌上放大镜，另一端塞入一个小灯泡，一台“放映机”就制成了。天色暗下来，两人让孩子们坐到院子的墙边，说要放电影给他们看，孩子们一个个疑惑不解：这儿哪有什么电影？杨振宁和熊秉明神秘兮兮地架起了“放映机”，亮起灯泡，将连环画贴近放大镜前一页页翻动起来。孩子们顿时大吃一惊，这里居然还真有电影！一幅幅有趣的画面经过放大投影到墙上，不断变换，看得他们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不禁拍手叫好。让孩子们感受最深的“电影”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讲的是日本人开飞机狂轰滥炸，弄得百姓们家破人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