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个时期，杨振宁一家的情况并不特殊，至少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家里，都是这么个状况，“吃了上顿没下顿”放在他们身上一点也不夸张。那时候有一个笑话传得很广，说是有一个大学教授在路上走，有个乞丐便跟上来讨钱，教授身无分文，没理会乞丐，自顾自地往前走，乞丐就跟了一路。教授一看都快到学校了，停下来跟乞丐解释说自己没钱。但那乞丐实在是太饿了，就缠着教授不放，教授没有办法，只好坦白自己的身份，他指了指校门，说：“其实，我是个教授！”那乞丐一听，顿时惊得张大了嘴，然后二话不说就走了，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知道教授比乞丐还穷。

虽说是个笑话，却足以说明当时教授们的生活状况了。但偏偏就是这么一群食不果腹的教授，却硬生生地撑起了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长是梅贻琦，在学校遭到日军轰炸以后，他鼓励全校师生们说：“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西南联大的教师们也确实够努力，尽管连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资都不能保证，但他们仍是兢兢业业，没有怨言。西南联大的教授，都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朱自清、闻一多、周培源、吴大猷、梁思成、朱光潜、林徽因、华罗庚等一大批文化名人都在这里授过课，他们对国家局势理解比一般人更深，深知这场战争关系到民族存亡，一点也不敢懈怠。

如果说匮乏的物质是杨振宁大学生活的不幸，那这批思想先进的教授就是杨振宁的大幸了。对杨振宁影响最大的两名教授，一个是吴大猷，一个是王竹溪。

一九四一年，杨振宁升入大学四年级，这学期新开了两门课：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教这两门课的老师就是吴大猷。吴大猷可是个人物！他是广东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一九三一年便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从事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在三年的时间里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吴大猷便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后来因其杰出贡献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在世界物理学界都享有盛誉。杨振宁这个班的同学都十分钦佩吴大猷，而吴大猷也非常喜欢这个班的学生，他把这个班比喻为群英会，称给他们上课是最快乐的事。

一年后，吴大猷的课程结束，这个班的学生们面临毕业，需要写毕业论文了。有一天，吴大猷在黑板上列出了一些课题，要求学生们自行选择题目写论文。杨振宁瞄了瞄黑板，目光落在一个课题上，再也挪不开了，这个课题叫做“用群论方法求多原子的振动”。杨武之正是研究群论的专家，杨振宁小时候就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过关于群论的书，虽然那时不太懂，但书中奇奇怪怪的插图却吸引了他，在他心中播下了关于群论的种子。这时看到这个课题，杨振宁当即决定，就选它了。

没过多长时间，杨振宁就跑到吴大猷的宿舍，请求吴大猷给他些指点。吴大猷一看杨振宁的选题，顿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选题涉及的内容也正是他所擅长的。吴大猷当即拿出一本杂志，翻到一篇讨论分子光谱学和群论关系的文章递给杨振宁作参考。拿到杂志，杨振宁兴冲冲跑回家和父亲讨论，杨武之一看儿子已经开始研究群论了，也是高兴得很，马上拿出珍藏多年的《近代代数理论》给杨振宁，这本书是杨武之在芝加哥求学时老师迪克逊写的，把群论讲得非常透彻。

就这样，杨振宁在两位大师的指点下开始写论文，也开始了对群论的深入研究，他对对称原理的兴趣也是从此开始的，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则正是以对称原理为基础的。一九四二年夏天，杨振宁的论文通过，其他基础课也合格，顺利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并进入联大研究生院继续学习。在研究生院，杨振宁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王竹溪。

王竹溪同样是个人物！他是湖北公安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选择回国。王竹溪是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好几代物理学家都听过他的课。他教过的课程从低年级普通物理、高年级理论物理一直到研究生专门课程，几乎包括了培养一个物理学人才所必需的全部课程。

成为研究生后，杨振宁开始跟随王竹溪做更深入的物理学研究。王竹溪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记笔记，他每涉猎一个领域，就会整理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杨振宁经常去找他借阅，从中吸取营养，渐渐走入了一片物理学的新天地。硕士毕业前，杨振宁做关于统计力学的硕士论文，王竹溪给了他相当多的点拨。后来杨振宁一生的研究就集中在“对称性”和“统计力学”这两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