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学术范式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个先决条件：社会或政治的需要，广泛的对旧学术范式的抵触与厌倦，以及极具天赋的思想家。王阳明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需要学术来回应社会危机的时候。十五世纪中期的危机，包括土木堡之变带来的政治与军事危机、宦官专权以及士风的颓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冲击，似乎都表明不仅王朝建立者朱元璋设立的制度出了问题，人的思想也出了问题。明初以来，朝廷以宋儒程颢、程颐与朱熹的理学思想为意识形态，以程朱理学的标准答案来选拔官员；在社会上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重视礼法和伦理，压抑人的自然需求。危机让思想家们开始反思程朱理学。如果程朱理学那么完美，真如明初程朱学者所说的那样“斯道大备”“无烦著述”“但须躬行”，为什么社会还出了问题呢？身居高位的思想家、政治家如丘濬，从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提出改革主张和设想；身居草野的思想家如陈献章，主张从人的内心进行改造，认为人要遵循自然，要“静中养出端倪”。王阳明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他的思想沿着陈献章心学一脉而发展，又在丰富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实践，从而使其心学思想得以发展和成熟。但这一切，也还都建基于王阳明独特的个人生活体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