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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已经聊了不少导演、编剧、摄影师、演员、配乐大师，甚至电影事业家，可就是没说过影评人。2018年国际上都在纪念一个重要的影评人，在他不长的一生中，虽然没有拍过一部电影，却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电影发展的方向。他生于1918年，2018年正好是他诞辰100周年，他就是法国最著名的影评人安德烈·巴赞。

巴赞这个名字对现如今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讲应该是陌生的，可他偏偏在中国的孩子们中知名度很高，原因是每年的“艺考”总会出现有关巴赞电影理论的考题，从是非题、多项选择题到问答题，少则三分，多则十分，孩子们是又恨又怕。我敢说没几个孩子真能搞懂巴赞的理论究竟说了什么，可为了分数不得不死记硬背，于是巴赞那鲜活而生动的理论就变成了条条框框。我真是服气咱国内那些出考题的老师们，好好的巴赞成了孩子们的噩梦。我想巴赞活着的时候一定料不到，自己死后会在遥远的中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阴魂不散。

我记得十多年前，也就是2008年的6月，我所在的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举办了“纪念安德烈·巴赞诞辰90周年暨去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我一上来就提出，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目的而无端打扰已经长眠的巴赞，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他理论的误读实在太多了。巴赞不是一个经院式的电影理论家，而是一个对电影怀抱神圣感的真正的影迷。如果我们连他谈论的影片都没有看过，又怎么谈得上能理解他对那些影片的评价呢。让整日忙于高考、无暇细看影片的孩子们死记硬背巴赞的某些结论，简直就是对巴赞精神的亵渎。

看电影是巴赞一生中最关心的事情，为了看电影，他投注了巨大的精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巴赞就在法国巴黎组建了电影俱乐部，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影迷沙龙。一群人围在一块儿看电影、聊电影，对我们而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当年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机，搞电影俱乐部，首先要拿到拷贝和放映机。巴赞经常骑个自行车，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求爷爷告奶奶向人借设备。听说巴黎北郊一个跳蚤市场里有很多流失的电影拷贝，他又无数次坐地铁去那儿寻觅他要的片子。当时是德国占领时期，占领法国的德军当局对文化的管控十分严厉，纳粹进入巴黎的当天就没收了柯达电影资料馆的整个片库，在巴黎的许多私人电影收藏家和销售电影放映机的店主都上了德军的黑名单。所以你想，在这样的档口组建电影俱乐部，巴赞要冒多大的风险。刚开始的时候，每场放映平均能够吸引30个人左右，其中还有四五个人会在放映结束后留下来参加讨论。可能有朋友会感叹：那么大的付出，怎么才来那么点儿人？巴赞究竟图什么？巴赞可是乐在其中，因为他终于可以和一群跟他一样热爱电影的人一块儿看片子了，而且最快乐的就是可以进行一番映后的讨论。你知道当年电影不像现在那么有地位，很多有身份的人都不屑于谈论电影，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四五个志同道合的人可是不容易。虽然水平参差不齐，可是大家都视电影为神圣之物，坚信电影是应该被尊重的真正的艺术。

据说，当年有一个年轻人参加了几次映后讨论后，失望地离开了。因为他觉得参加讨论的人水平不咋地，即便是巴赞，他也觉得其对电影的认识不如自己。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还用自行车驮来了自己9毫米的放映机和珍藏的电影拷贝，这个年轻人就是阿仑·雷乃，日后名震世界影坛的法国“左岸派”代表人物。雷乃比巴赞小四岁，由于长得帅，当时已经开始从事一些电影的表演，而且无论就电影的历史知识还是观片的视野，都远远超越当时的巴赞。年轻的雷乃骄傲自负，可是最终被巴赞身上散发出的对电影的热情和活跃的思维所打动，甘愿协助巴赞来维护幼小的电影俱乐部。围在一起讨论电影的氛围实在是太迷人了，就像是一团篝火。巴赞的电影俱乐部，把那些曾经孤独地窝在屋子里，偷偷爱着电影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吸引了过来。

到了1943年，电影俱乐部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每一次活动总能吸引很多人，当然这也引起了德国占领当局的注意。位于乌苏林街的放映厅里，那些拥挤的人群被一次又一次驱散，电影拷贝也被没收。据说萨特和波伏娃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随着人群从后门逃走，可见巴赞选择的影片和从影片中提炼出的话题，已经能给知识精英提供思想的养分。

战后的1948年，法国的迷影文化逐渐成熟，创建电影俱乐部便成了很多人群起而效仿的一种文化时髦。11月末的一天，巴赞的办公室来了一个16岁的少年，他声称巴赞的电影俱乐部跟他的电影俱乐部在排片上屡有重合，要求巴赞为他的活动让路。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小屁孩名叫弗朗索瓦·特吕弗。没错，就是日后新浪潮“电影手册派”的代表导演。当然，他此时并不知道，眼前这位中年人将变成他一生的精神导师。16岁的特吕弗真的创办了自己的电影俱乐部，并自封为“艺术总监”。他固然喜欢电影，但小小年纪创办电影俱乐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一个少年的虚荣心、爱出风头。据说就在前两天，他的电影俱乐部组织放映了美国电影《宾虚》，结果观者寥寥。巧的是，就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间，巴赞的电影俱乐部也正在放映《宾虚》，以巴赞的资历和才华，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会有多少人来参加。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屁孩，于是就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巴赞，还声称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面对这样可笑的挑衅，巴赞完全可以把特吕弗轰出去，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对他颇有好感、印象深刻。

由于俱乐部的活动屡屡失败，特吕弗欠下了一屁股的债，被继父送到了派出所，几天之后又被转到巴黎少年管教中心。幸运的是，他在那里得到了心理医生里克尔小姐的帮助，她联系到了巴赞，请求他帮助这个年轻人。与特吕弗只有一面之交的巴赞居然表示愿意做特吕弗的担保人，还许诺会给他找一份工作。后来特吕弗当兵服役，不久又成了逃兵，流落街头，巴赞让特吕弗住到了自己家里。特吕弗被关进军队监狱，又是巴赞想方设法把他救出。两人的关系可谓如父如子。成名后的特吕弗一再向人提起，如果没有巴赞，他很有可能堕落成一个罪犯，是巴赞教会了他看电影，将他引向了电影创作的道路，他说巴赞是一个大好人。我们知道，不仅是特吕弗受惠于巴赞的才学和善良，自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开始，可以说整个世界电影的发展都受惠于巴赞的慧眼和杰出的论断。

我记得2008年在纪念巴赞的那次研讨会上，我发言的主旨是强调巴赞理论的人道主义色彩。在巴赞的一生中，无论研究还是生活，他都时刻维护着人的尊严，揭示着人的价值。我们今天谈论巴赞，如果看不到他著述、做人的人道主义底色，就可能再次误读巴赞的精神。

巴赞离世已经60多年了，事实上他一点儿都没有过时。虽然电影的技术进入了虚拟影像的时代，可世间的人道主义危机依然此起彼伏。只要我们的银幕对这样的危机还有可能装聋作哑、别过脸去，巴赞的价值就永远存在。他应该成为今天影评人职业素养的楷模，成为知识分子良知的楷模，而不是每年用来为难孩子们的偏题。

安德烈·巴赞 André Bazin

1918年出生，法国人。电影理论大师、电影教育家。自1945年起，正式发表影评，一生观影、笔耕不断，留下了三千多篇文章。

20世纪50年代，他创办了《电影手册》杂志，担任主编，为战后西方电影的革新运动——法国新浪潮，酝酿了观念、储备了人才，被称为“新浪潮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