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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99年2月下旬，我去了趟美国，先到波士顿，3月初又飞到了纽约。在纽约，我们一行人特地去拜访了时代华纳公司，在和公司高层的座谈中，我询问了库布里克的近况。

第二天早晨，我在酒店的房间中醒来，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没有想到电视新闻居然在播报库布里克逝世的消息，我一下惊呆了，衣服穿了一半就愣在那儿，久久回不过神来。那一整天望着纽约城，我一直在心中感叹：库布里克啊，我来到了你的纽约，可你却死在了英国，咱俩注定是无缘相见了。我上拉片课20多年，作品讲得最多的导演，东方是王家卫，西方就是库布里克。这里我不聊他的作品，来说说他的趣事。

库布里克一生喜爱宠物，尤其对猫和狗感情很深。有一阵子，家里有两只猫接连在家门口的小路上被汽车轧死了，库布里克那个心疼啊，立马调来《巴里·林登》剧组中的木工，在房子周围筑起了栅栏。这些栅栏都是在地上打了很大的木桩，然后在上面钉上木板，顶部的木板还向内倾斜，从用料到做工都十分考究。剧组的木工都是一批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师傅，更别说他们可是为库布里克的电影干活儿的。可是猫还是想出了逃脱的方法，它们的爪子抠进了木头，爬到了顶部，然后跳了出去。库布里克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商讨应对的办法，最后用有机玻璃代替了那些顶部的木板。猫的爪子抓不住玻璃，所以也就跳不出去了。看着自己的爱猫终于被安安稳稳圈在了院子里，库布里克才安安心心去拍他的电影了。

有一次，家里的一只母猫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中了库布里克一个助手的车子，在车轮旁生了一窝小猫。库布里克愣就不许助手开车，非要人家坐出租车上下班。可那助手也有意思，说不喜欢坐出租车。库布里克回头就命令自己的司机每天上下班接送他，怎么着都不能让他动那辆车。库布里克还在树上绑了两台摄影机，拉线连到屋内的监视器上，他安排了专人每天值班，确保任何人，还有狗不得接近那窝小猫。

猫多了，难免会碰上生老病死的事情。在剪辑《全金属外壳》的时候，库布里克的一只叫杰西卡的宠物猫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吃不下东西，体重急剧下降，几乎已经不能走动了。为了照顾这只猫，库布里克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改变了日常的起居，甚至有工作人员连续十来天都没有离开过库布里克的庄园，只能用电话与家人保持联系。库布里克要求把所有的电话铃声都调低，因为他担心一旦电话铃突然响起，会导致杰西卡心脏病发。他安排了剑桥大学的兽医专家每天下班后到家来给这只猫喂药，他一直在盘算，最好让这位兽医住进他家里。工作人员轮班看护着杰西卡，库布里克每天剪辑到深夜，走出工作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那只猫。

库布里克最宠爱的是一只叫波利的猫，在他工作的时候喜欢让波利陪在他身边，每当他坐下的时候，波利就跳到他的大腿上，以表示跟他的亲热。库布里克的书房是庄园的禁区，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入内，只有猫可以自由地进出。由于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库布里克的猫大多长寿，那只波利居然活到了22岁的高龄。在它去世那天，库布里克站在廊柱尽头的房子里，独自默哀了好几个小时。那一天，庄园上上下下显得安静肃穆，没有电话、传真，没有人来访，三扇大门一直紧闭。

说完了猫的事儿，咱再来说说狗。我们知道影片《发条橙》的主演是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库布里克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喜爱，就把家里刚出生的一只小金毛送给了他，并为这只小狗取名艾力克斯，也就是马尔科姆所扮演的角色的名字。可有意思的是，随着这只狗附赠的，居然还有一份详细的养狗说明，上面写着该怎么照顾它以及去哪儿买狗粮，库布里克一直觉得超市里卖的狗粮不靠谱。当时马尔科姆住在诺丁山的贝斯沃特街，距离库布里克信任的狗粮店足足有40英里。所以每个月当库布里克让工作人员给他的小狗们买狗粮的时候，也顺便让他们给马尔科姆的小狗买一些，并且让司机亲自把狗粮送去。每次他都关照司机，说你去的时候务必把狗粮亲手交给马尔科姆本人，这样你就可以顺便进屋，看看那只小狗的状况，看它胃口怎么样，渴了是否有水喝，每天是否按时锻炼，马尔科姆有没有每天带它去草坪上遛遛。你看，库布里克根本上还是不放心，他担心马尔科姆不能按照说明书上的复杂指令照顾小狗。

马尔科姆所住街区的公寓都是不带花园的，只有钢筋混凝土的院子，根本就没有让小狗打滚的草坪，除非把狗带到马路另一端的海德公园。根据库布里克的要求，每天至少要有一次带着狗狗去草坪，可是马尔科姆哪有这个时间，关键是他哪有库布里克对宠物的那一份耐心。所以他只能讨好司机，每次都让司机捎话给库布里克，说他一定会把艾力克斯带去公园。不知他做到没有，可就冲库布里克跟他再无合作这一点，我觉得这事儿，悬！

一个男人对猫对狗充满了爱心，我想他对人也坏不到哪儿去。库布里克在世的时候常常被媒体描述成一个独来独往、愤世嫉俗、活在自我世界的人。很多第一次前去见他的人都有很大的心理负担，生怕跟这个“怪物”合不来。他们常常会向前去接他们的司机打听库布里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有意思的一次，法国著名歌唱家查尔·阿兹纳弗直接就问司机：“你给我说实话，库布里克是不是一个坏人？”司机被他的直率惊出一头汗。那天车里还有尼诺·罗塔，就是写出《教父》主题音乐的著名配乐大师，他比库布里克整整年长17岁，可是他却紧张得像是要去见自己的教父。在驶向库布里克庄园的路上，尼诺·罗塔一直在后座喋喋不休：“我该怎么跟他相处？帮帮我啊，帮帮我。”司机试图安抚他，但无济于事，他不停地唉声叹气。你看，舆论有多可怕，这全都是因为库布里克活着的时候刻意保持对媒体的沉默、低调和谨慎，媒体反而对他更加好奇，各种道听途说甚嚣尘上。有朋友会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见他。这就是大师的魅力啊，大师一召唤，哪怕冒死，很多人都想去见一见，即便是怀着巨大的心理负担。几小时之后，就像所有见过库布里克的人一样，阿兹纳弗和尼诺·罗塔掩饰不住兴奋和惊喜，与库布里克握手道别，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想离开的意思。

另一个由媒体误导的形象可能更加深入人心，那就是库布里克是一个孤绝的天才，只有上帝会给他启示，他不可能观看同时代其他导演的影片，更谈不上向同行求教。然而事实是，库布里克一直保持着对新上映影片的兴趣，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去影院观看其他导演的作品。如果哪一部影片打动了他，他也会像一个普通影迷那样激动，可他表达的方式跟我们不同，他总有办法弄到那个导演的电话，在电话里表达祝贺。这种电话通常会打几个小时，双方会讨论影片中的一些技术问题、难题和解决的方案。

库布里克最常联系的导演就是乔治·卢卡斯，他对卢卡斯十分敬佩，尤其是对卢卡斯在应用特效方面的高超技艺。当年拍《闪灵》的时候，特效团队正在制作暴风雪肆虐酒店的画面，库布里克非常担心最终的效果。因为他觉得技术人员们都太过年轻，缺乏经验，包括他自己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打电话问了卢卡斯很多问题，像什么“风力发电机有多强？”“如果拍这样的画面，你们会准备几台？”“是否还需要两台备用机器？”直到卢卡斯告诉他，您这么操作没问题，库布里克的心才算落了地。

詹姆斯·卡梅隆比库布里克整整小了26岁，绝对属于晚辈，可是你知道吗，库布里克经常请他吃饭，趁机向他求教各种问题。如果不告诉你，估计你很难把他俩联系在一起吧。还有斯皮尔伯格，也是所谓“斯坦利·库布里克技术顾问团”的一员。

说起库布里克最喜欢的同时代导演，那非费里尼莫属，只要费里尼有新片上映，那它一定是库布里克周末看片的首选。而且库布里克还会随身带上一本笔记本，一边看片一边记录。他会把费里尼影片中每一段背景音乐的起始时间码都记下来，因为他很想知道费里尼是怎么把这些音轨混合起来的。库布里克有一名助手会说意大利语，做完功课之后，他就央求助手做翻译，给费里尼打电话。据那名助手日后回忆，他说费里尼一点儿都没有因为翻译引起的片刻沉默而感到无聊，相反他耐心地等着，放慢了说话的节奏，以便他有足够的时间写下费里尼说的话。电话的一头是真诚地问，电话的另一头是真诚地答，堪称一段影史佳话。

库布里克只活了71岁，去世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正在为影片《大开眼戒》尽心尽力，绝对属于过劳而死。在他的电影计划中，至少还有四部作品尚待完成，它们是《拿破仑》，探讨人类未来、人与机器关系的《人工智能》，以及两部“二战”题材的影片《亚利安人档案》和《卡西诺山战役》。如果他能躲开死神的刀锋，或许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哪怕其中的一部。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库布里克和死神到底是怎么谈的。

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的歌名叫《昨日依旧》，那是一首著名的法国歌曲，就是由我们前面聊到的查尔·阿兹纳弗演唱的。我想带着它去库布里克的墓地，在英伦的天光云影中静静地待一个下午，这大概不会是我此生来不及完成的一个心愿吧。

斯坦利·库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

1928年7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世界级电影大师。

1961年,影片《斯巴达克斯》获第18届美国金球奖电影剧情类最佳影片奖。

1976年,凭借影片《巴里·林登》，库布里克获第2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