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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日，一具尸体在罗马郊外的海滩被发现，这是一个50多岁的男性。在被发现的时候，他面朝下，四肢伸展，一只胳膊脱臼，面部因为瘀伤而发黑、肿胀，身体和手上青一块紫一块，左手的几根手指断裂，下颚破碎，鼻子被车轮压扁，死状极其可怕。

经法医鉴定，这个人十根肋骨断了一根，心脏爆裂。警方很快就逮捕了一个17岁的男妓，对杀人他供认不讳，并称是因为不堪忍受死者对他提出的无礼的性要求，愤而用棍棒将其击杀。

可是2005年，当死者遇害30年后，当年的凶手却突然翻供，称杀害死者的另有其人，他并没有参与谋杀，只是因为当时受到了惊吓，所以在仓皇离开现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躺在地上的死者，才使汽车从他的尸体上碾过。当时的罗马检察署表示，由于缺乏具体证据，无法重新展开调查。可是自死者遇害那年起，他的很多朋友一直坚信死者是死于政治迫害。

2010年，前罗马市长维尔特罗尼向意大利司法部部长递呈了公开信，要求相关部门重审这个案件。他在信中写道：“如今的科技进步使我们有了进一步调查、找到真相的可能，您如果对此案件的调查进程施加压力，将发挥极大的作用。”死者生前的好友也宣称凶手其实有五个人，这个17岁的男妓只是这五个人放出的诱饵，后来又成了案件的代罪羔羊。死者应该是在其他地方被谋杀的，事后尸体才被转移到了海滩上。这名死者到底是谁？为什么死去多年，依然牵动着各方的神经？他就是意大利最离经叛道的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这个名字估计你听着陌生，可是说起电影《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即便你没有看过，也一定知道吧。这部影片被世界各国都列为禁片，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有朋友说，既然是这样，你又是怎么看到的呢？在如今这样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什么东西看不到，只要你真想看。而且越是禁片越有商业价值，因为它撩起了大众的猎奇心理。这部极富争议的影片被认为是导致帕索里尼死亡的直接原因。它改编自法国萨德侯爵的《索多玛的120天或放纵学校》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原小说是萨德在监狱中写的，他描写了120天暴乱的性生活，包括各种被绑架或被奴役的青年男女的性行为。帕索里尼在改编这部情色小说的时候，蓄意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改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把故事发生的地点置换成了墨索里尼建立的社会共和国的首都——萨罗城。

我们知道1943年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所任命的新政府罢免并且关押，希特勒听说自己的哥们儿在意大利出事，立即命令德军进入意大利北部，用滑翔机把墨索里尼救了出来。于是墨索里尼就在意大利北部小城萨罗宣布成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自任领袖兼外长，同南部的意大利王国分庭抗礼。在所谓的社会共和国存在的18个月里，墨索里尼政权在北意大利大肆屠掠，据战后统计，有超过7.2万人遭到屠杀，4万人被截肢，一大批妇女和男孩被强奸或者鸡奸，此等暴行堪称意大利的噩梦。在战后不是没有文艺作品对之进行过表现，可就数帕索里尼这部影片最为惊世骇俗。萨德的小说叫《索多玛的120天或放纵学校》，帕索里尼直接借用了这个句式，为影片取名为《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

在一次访谈中帕索里尼曾经提到，这个项目原本不是他的，是跟他常年合作的伙伴赛吉奥·西提的，西提想把萨德的《索多玛的120天》改编成一部电影，就请帕索里尼来写剧本。没想到写着写着，西提对项目失去了兴趣，转而去做了另外一个项目，而帕索里尼的兴趣却越来越大，尤其是突然想到如果把时代背景换成1945年，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萨罗共和国最后的时光，那该是一部多猛的片子啊。

如果帕索里尼当年没有改变原著的时代背景，即便影片依然赤裸裸地呈现了那些性的暴行和令人恶心的场面，我们最多将之视为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可是现在时代一变，人物的身份再一变，影片的矛头便即刻转向了现代意大利的社会制度，从揭露人性变成了揭露制度。帕索里尼说：“《萨罗》中的性只不过是一种权力对身体商品化的预言，我认为消费主义就像纳粹主义一样，操纵和侵犯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著名预言，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可是等了那么久，那一场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似乎并没有到来。很多信奉马克思学说的人便开始对伟大导师的预言产生了疑问，于是西方一群号称“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们便解释说是因为资产阶级耍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将原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相对立的社会格局，成功置换成了消费和消费者对立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原来无产阶级要起来革命的欲望，最后耗散在了消费者对消费的冲动之中。你原来无房无车、一无所有，现在有房有车，变成了有产阶级，可问题是你得还贷款，所以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保住工作、提高收入，你变成了社会体制的维护者，哪儿还有什么革命的欲望啊。我们普通人可能最大的心愿就是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可是生活质量有限的提高，却让我们付出了被控制、不自由的巨大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知识分子起来批判消费主义的根本原因。自“二战”之后直到今天，批判消费主义一直是文化界的时髦话题，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切肤之痛，反而是消费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积极参与这个话题，是想为自己的形象加上良知和独立的标签。

帕索里尼也不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由于父亲救过墨索里尼的命，所以在法西斯党派中颇受赏识，因而家境不错。帕索里尼17岁就上了大学，19岁那一年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在大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也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同性恋者。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对个人品性的要求十分严苛，同性恋在当时实属大逆不道，这个身体之痛渐渐将帕索里尼引向了原本生活轨迹的反面。

“二战”结束，法西斯父亲也死了。1945年，帕索里尼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可是四年之后由于和未成年少年发生性关系，他被意共开除党籍。帕索里尼一生信奉马克思的学说，因为同性恋而被开除党籍，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痛苦。20世纪50年代初，帕索里尼在罗马的一所贫民窟学校任教，这段经历让他见识了意大利底层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他据此创作了小说和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他抛弃了官方的意大利语，用罗马方言和俚语进行创作，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也成为他日后拍摄电影的标志性风格之一。可无论是意大利的主流评论，还是共产党内部，都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原因还是出于对他同性恋身份的打压。但帕索里尼的小说却引起了一个人的赏识，他邀请帕索里尼参与他电影的剧本创作，这个人就是当时风头正劲的费里尼。帕索里尼和费里尼一起创作了著名的《卡比利亚之夜》和《甜蜜的生活》，费里尼对他十分满意，还投资了帕索里尼的第一部电影。这部叫《寄生虫》的影片讲了一群青年无业者、皮条客和妓女的故事，就是他当年在学校教书时看到的底层生活。片子拍完，帕索里尼兴冲冲地邀请费里尼来看样片，没有想到费里尼看完把帕索里尼臭骂一顿，两人就此一刀两断，从此再无交集。这让帕索里尼伤心欲绝，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费里尼要跟他决裂。

无论是意共，还是主流的评论界，甚至费里尼，都没有让帕索里尼产生归属感。非但如此，随着新作不断问世，对帕索里尼的非议和指控也越来越多，很少有一个创作者会在一生当中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面临30多次的诉讼。帕索里尼也不躲，每一次上庭，他都积极地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还向庭上的人们阐释自己对于文学艺术沟通功能的理解。可是民众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名人的丑闻，所以每次诉讼总有小报添油加醋、蓄意误导，在一个普遍恐同的时代，专拿他的同性恋身份做文章，更别说帕索里尼的那些敌人们，他们往往倾巢而出，在右翼的报纸和杂志上极尽诽谤和攻击。一个优雅温和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渐渐塑造成了一个道德沦丧、变态危险的疯子，资产阶级也就此多了一个绝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对手。

同性恋就像是一颗蛀牙，让帕索里尼寝食难安，由此在灵魂上时时提醒他阶级压迫的存在。在他死后，《萨罗》的公映又一次毫无悬念地触怒了意大利当局，影片的制片人被送上了法庭。那个原本属于帕索里尼的审判席，使我突然想起有人曾经这样说过：不管是帕索里尼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无法在他的时代理解他。

40多年过去了，他的敌人和朋友很多都不在了，可《萨罗》依然被禁，这个曾经让他深恶痛绝的消费时代延续着对他的判决。可是在网上，帕索里尼所有的片子都触手可及，连当年专为《萨罗》制作的纪录片都能找到，这为想要了解他的年轻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一定是帕索里尼想不到的。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消费时代产生了悖论，只要以消费为名，那些曾经被扼杀的异端思想便可以转世归来。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

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意大利。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

1964年,影片《马太福音》获第2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1971年,影片《十日谈》获第2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1972年,影片《坎特伯雷故事》获第2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74年,影片《一千零一夜》获第2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