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布努埃尔　他就像黄梅天，让资产阶级发霉

Luis Bunuel

梅雨天就要来了，上海国际电影节还会远吗？哈哈，我戏仿一下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其实就是为了感叹一下黄梅天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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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天是初夏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种特殊的天象，一般在6月中旬入梅，出梅要到7月的上旬，说白了就是一个雨期较长、雨量集中的雨季。每年选择在这样的天气举办国际电影节，还真有点儿上海的味道，一点儿都不输给柏林的雪、戛纳的海风、威尼斯的艳阳。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我每年都比较关注“向大师致敬”这个单元。2018年第21届电影节主要致敬了四位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路易斯·布努埃尔、詹姆斯·卡梅隆和咱们中国的谢晋。伯格曼和卡梅隆我们前面已经聊过了，谢晋，大家应该十分熟悉，所以本篇跟你来聊一聊布努埃尔。

说起布努埃尔，似乎绕不过《一条安达鲁狗》，这部仅有十来分钟的短片，被视为20世纪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中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布努埃尔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两个哥们儿，一个是加西亚·洛尔卡，后来成了西班牙伟大的诗人，另一个是萨尔瓦多·达利，后来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大画家。1928年，布努埃尔和达利一块儿在巴黎混，他住在达利的家里。有一天布努埃尔告诉达利，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那个过程就像是一把剃刀把眼球划开。 达利一拍大腿说他也做了一个诡异的梦，梦见一只爬满了蚂蚁的手掌。达利提议把他们的梦拍成一部电影。那时候他们都年轻，身体中有用不完的精力要宣泄，不到一个礼拜，两人就完成了剧本。这剧本没故事、没情节，只有一幕接一幕的影像展现，那些用文字描述出来的视觉效果令人震撼。布努埃尔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剧本完成之后，他们两人都非常满意，但都意识到如此创新前卫的剧本估计没有电影公司会接受，于是拍摄资金就成了问题。好在布努埃尔家里条件不错，他跑回西班牙，打算向母亲要钱。母亲起初不同意，认为拍电影没什么出息，据说后来是一位律师朋友出面才说服了母亲。

《一条安达鲁狗》剧照

布努埃尔拿着钱回到巴黎，一半用来逛妓院，一半用在了拍摄影片上。他在巴黎的片场租了一个摄影棚，找了一男一女两个演员，摄影师是让·爱普斯坦的御用摄影师杜维杰。布努埃尔脑子特清楚，知道自己是新人，一个有经验的摄影师是能帮他确保影片质量的。布努埃尔曾经给爱普斯坦做过助理导演，因此早就认识杜维杰。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影片中，有一部让·爱普斯坦的《厄舍古厦的倒塌》，助理导演就是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整整拍了两个星期，所有工作人员加上两个演员也就五六个人。布努埃尔说，男演员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剧组的工作人员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也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你看，这样一部名震电影史的伟大之作，当初就是在一片混乱中跌跌撞撞拍出来的。我喜欢布努埃尔不光因为他有才情，还因为他不装、够坦诚。据布努埃尔回忆，达利直到拍摄快要结束的前两天，才来到现场。一到片场他就忙着往两头驴子标本的眼睛里灌蜡，这位仁兄还真是有驴子情结，凡是看过他那些超现实主义画作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驴子是达利绘画当中一个重要的形象元素。人家本来就是搞造型的，对片场烦琐的摄制过程没什么兴趣，这样也好，两人分工明确。不过达利对出风头倒是挺有兴趣，反正剧组经费紧张，人员不够，布努埃尔说：我就一把将他拖过来，让服装师给他扮上，免费在片中跑龙套。

事情本来和洛尔卡没什么关系，可是随着《一条安达鲁狗》在超现实主义圈子中被追捧，名声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质疑也纷纷出笼，很多人抱怨看不懂，影片晦涩的情调也引来纷纷猜测。就在这个时候，身在西班牙的洛尔卡忧伤地站了出来，说影片《一条安达鲁狗》那狗就是他！他抨击了这两个曾经的好哥们儿对他的亵渎。洛尔卡在当时被世人称为“安达鲁西亚之子”，安达鲁狗，好像是有那么点联系，可布努埃尔和达利始终没有出面来澄清这件事情。

后来布努埃尔和达利也掰了。一方面是因为加拉，达利的妻子，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呢，她比达利年长十岁，之前是诗人艾吕雅的太太，她是当时超现实主义集团里唯一的女性，巴黎先锋文艺圈中有名的风流女子。关于她和达利的故事，至少能说上整整两期，咱们这里先按下不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43年的纽约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正值西班牙内战，布努埃尔被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派回西班牙，天天放气球、撒传单。他觉得很无聊，正巧大使换人，他就向新任驻法国大使请求换工作。那时候美国好莱坞常拍一些涉及西班牙内战的电影，胡编乱造、错误百出，大使知道布努埃尔曾经拍过电影，还去过好莱坞，于是就把他派往好莱坞，去做这类影片的西班牙顾问。布努埃尔当时有一点积蓄，加上一些朋友的资助，就这样带着太太和孩子，全家去了美国。刚到好莱坞，他就受聘于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美国电影，可是当他读完剧本准备工作的时候，华盛顿当局通过美国制片协会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好莱坞制作有关西班牙内战的电影，布努埃尔突然就陷入了失业的状态。闲荡了几个月，带来的钱一天比一天少，工作却仍然没有着落，后来居然连回欧洲的旅费都用光了。布努埃尔试图找卓别林帮忙，因为他第一次来好莱坞的时候，卓别林曾经接待过他，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可是卓别林根本就没理他，估计早已经把他忘了。布努埃尔在好莱坞一筹莫展，最后只能去找一个西班牙老乡，此人是个黑道人物，这位黑道老乡认识厨师工会的会长，为布努埃尔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去一家旅馆的厨房工作。如果当年上帝真的开了这个玩笑，即便他成了米其林三星大厨，我都觉得是人世间莫大的荒唐。正在这个档口，布努埃尔遇到一个旧相识，她的丈夫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任副馆长，经过一番运作，布努埃尔受聘现代美术馆，任影片部主任。可是好景不长，美术馆居然被华盛顿政府要求辞退布努埃尔。事情说来还真是蹊跷，达利当时也在纽约，他写了一本书叫《达利的神秘生涯》。在书中他写到了布努埃尔，把他描绘成了无神论者，我们知道布努埃尔是个疑似共产党员，但在当时无神论者比共产党还糟，几乎是人人喊打的对象。达利的书出版之后，华盛顿地区的天主教教会有一个人看到了书，就运用他和官员的关系，极力想把布努埃尔赶出纽约。一开始布努埃尔觉得这事太荒唐，根本没有在意，可是事情竟然一步一步恶化，最终逼迫他辞去了现代美术馆的职务。晚年的布努埃尔感叹说：“我又开始流浪街头，那阵子几乎是我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

辞去工作之后，有一天布努埃尔约达利在一家酒馆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生着气，他对达利说：“你就是个混蛋，你的书毁了我的生涯。” 达利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辩解道：“这本书跟你无关，他们太小题大做了，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把我自己捧成明星，我是主角，你只是个配角。”布努埃尔说我尽量把两只手放在口袋里，以免脾气发作，当众暴揍他一顿。两人就此各走各路，虽然年轻时有过那么美好的记忆，布努埃尔也很欣赏达利的大多数作品，但是每当想到达利的自私自利、他的表现狂、他对友谊的不尊重，布努埃尔说我就觉得永远没有办法原谅他。在回忆录中，布努埃尔用了几千字来历数达利的各种怪癖和罪状，语气之尖酸刻薄，令人忍俊不禁。看得出时隔多年，他依然愤愤不平。虽然这只是布努埃尔的一面之词，不足以还原事件的真相，却使这俩原本高高在上的艺术大师有了人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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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的布努埃尔又回到了美国加州，可是好莱坞依然不接纳他，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墨西哥混了。我很早就对布努埃尔有兴趣，在研究他的日子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去墨西哥，而且一待就是那么多年，还取得了墨西哥籍。一个西班牙的艺术青年去法国巴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人到中年由巴黎去美国也合情合理，可是去墨西哥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布努埃尔自己都曾经说过：“拉丁美洲我不去。”直到后来读到他的回忆录，布努埃尔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他去墨西哥是因为走投无路。

布努埃尔去墨西哥原本打算也就是混口饭吃，墨西哥哪儿有好莱坞那么多的电影人才，像他这样的电影导演还是捞得到拍片的机会。当然墨西哥的拍片条件也无法跟好莱坞相提并论，从预算到技术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可这些偏偏符合布努埃尔的拍片习惯。他从来就没拍过高预算的影片，更关键的是他擅长表现角色的内心世界，用不着太大的场面。但凡有思想的电影作者，只要给点儿阳光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在墨西哥期间布努埃尔也拍过不少烂片，但《被遗忘的人》《纳萨林》《泯灭天使》《沙漠中的西蒙》都让国际影坛领略了他的才情。

否极泰来，欧洲重新向布努埃尔打开了拍片的大门，无数艺术名家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都知道“拉美文学爆炸”大名鼎鼎的四员主将，其中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是布努埃尔的绝对的影迷。曾经科塔萨尔得知布努埃尔要改编他的小说，内心无比雀跃地给友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我太激动了，布努埃尔就是我心中的巨人！”

《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剧照

《欲望的隐晦的目的》剧照

布努埃尔是直到晚年才赢得了世界级的盛名。1973年，影片《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公布的那一天，布努埃尔正在墨西哥筹拍一部片子。有四个墨西哥的新闻记者跑来采访，他们问影片有没有可能得奖。布努埃尔一边吃着中饭一边回答：“当然会得奖，奥斯卡方面已经要求我支付25000美元，我已经如数照付。美国人虽然有一大堆的毛病，但他们还是讲信用的。”记者们惊得眼珠差点掉地上，以为挖到了头条新闻。几天之后，墨西哥几家最大的报纸都用头条刊载了布努埃尔收买奥斯卡的消息。美国人一头雾水，许多人打电话来探问真假，布努埃尔承认是跟记者开了个玩笑，还语带埋怨地说：“谁会想到他们会当真呢，这智商也太低了。”这件事闹腾了好一阵子。几个星期之后，奥斯卡颁奖，你知道结果如何？奥斯卡最终把最佳外语片奖颁给了《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

布努埃尔一生喜欢开玩笑，他最成功的玩笑就是通过一部又一部电影，嘲弄了资产阶级的伪善。布努埃尔就像上海的黄梅天，让资产阶级“发霉”。在最后一部影片《欲望的隐晦的目的》中，他又对一个老年资产阶级的性欲开起了玩笑，而且他敢于在片中用两个面貌完全不像的女演员来饰演同一个角色，没有任何的交代和说明，又像是跟观众开了一个玩笑。一个77岁的老人居然还能拍出如此离经叛道的电影，只能说明自青年时代燃起的超现实主义之火，在他的心中始终没有熄灭。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经逝去多年，但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创造力依然贯穿在布努埃尔的作品中。

学生常常问我什么是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我说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蔑视理性的条规，永远有破坏的欲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布努埃尔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始终不受成人世界的待见，却最终为我们扯下了这个世界的遮羞布。

路易斯·布努埃尔　Luis Bunuel

1900年2月22日出生于西班牙。世界级电影大师。

1951年，因编剧、导演影片《被遗忘的人》，获第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59年，编剧、导演的影片《纳萨林》，获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奖。

1961年，编剧、导演的影片《维莉迪安娜》，获第1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1967年，编剧、导演的影片《白日美人》，获第3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1973年，编剧、导演的影片《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获得第4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1982年，路易斯·布努埃尔获第3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

1983年7月29日，路易斯·布努埃尔因病在墨西哥城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