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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张震说过一件事情，他小的时候演了一部电影，他说你知道那个导演苛刻到什么地步？如果你把他写的剧本里的逗号表达成了句号，他是要跟你玩命的。这曾经给少年张震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歌手蔡琴说，我跟那个导演结婚十年，我们过的却是无性婚姻。著名的制片人余为彦回忆，拍电影的时候那个导演只要一不顺心，轻则骂人，重则把手上的对讲机扔出去。余为彦非常担忧，他跟那个导演说对讲机很贵，是不是可以换一个东西扔。

那个导演就是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的杨德昌导演。他家住中国台北，据说那房子以前是一所颇大的日式房子。20世纪80年代那里常常混了一堆人，侯孝贤、杜可风、焦雄屏、詹宏志、柯一正、吴念真、赖声川、小野……那个著名的“台湾电影宣言”就是在那里签署的。

1970年杨德昌去了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后来又做了七年的电脑工程师。所以不同于那些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们，杨德昌的思维有着理工男的严密逻辑。当年他的日式房子里的四面墙据说都是白的，杨德昌拿它当白板，在上面罗列影片中的人物。他用线条连接人物与人物，梳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小四”，小四该有爸爸，就在小四边上写个“爸爸”；小四该有妈妈，就写个“妈妈”；小四最好有姐姐、哥哥，也有妹妹。就这样环绕着小四这个人物，发展出了一圈家庭成员。小四的爸爸应该有他的社会关系，于是就以小四爸爸作为圆心，又生发出一圈人物关系。小四的爹如此，小四他妈也一样，小四他姐姐、他哥哥也一样。小四除了家庭，还有学校，学校里有同学、老师、校工、校医等等，小四还有在外面混的哥们儿。以此类推，每一个和小四有关系的人，也同样可以作为圆心，发展出一套属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结果杨德昌家的一面墙就不够用了，最后呈现出了一个壮观的景象，他那屋子的四面白墙壁被全部写满。而且那些连接人物与人物的线条和一个又一个关系圈，猛一看就像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蜘蛛网，这番景象曾经给当年去他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我们日后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简直是皇皇巨著啊！原来不仅仅写了一个小孩杀人，摄影机的触角更伸向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台北社会的各个阶层，堪称一部断代史。今天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杨德昌没有去学工程，没有经历计算机编程的训练，怎么可能编织出这幅世态全景。即便编剧写得出来，怕也会被艺术院校培养出的导演不断删改，删到最后就真成了一个少年情杀的故事。我必须要感叹一下，我们的艺术教育是不是也应当引入一些工程学的训练，让学艺术的同学加强逻辑思维。

说杨德昌像理工男，还因为他身上有理工男的那种“轴”。什么叫轴？就是犟，爱钻牛角尖。我想可能跟学理工的人骨子里的实证精神有关系。当年杨德昌回到中国台湾，上手拍的第一个片子叫《光阴的故事》。那时候制片方找了四个年轻的导演，让他们每人在片中拍一个小故事。杨德昌拍的那个故事叫《指望》，讲一个少女初来月事，对帅哥怀春，也就是女孩青春萌动的故事。你知道杨德昌轴到什么地步？他四处托朋友给他介绍这个年龄段的少女，不是为了选演员，而是要做田野调查。他专门去找了一家咖啡馆，然后一个一个请人家过来喝咖啡聊天。聊的第一个问题就直指要害，他问人家小姑娘，你第一次来例假是什么感觉？咖啡馆再私密，毕竟也是公共场所，如果边上有一个成年人，不说是警察，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在边上听见，都会觉得这分明就是一个大叔在猥亵少女。杨导一个一个约谈，谈了好几天，估计不下十个，他是一边聊一边做记录。虽然后来根本就没有拍来例假的感觉，但我相信作为一个导演，杨德昌是想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也就是说拍这个题材我有信心，我心里有底气。底气从何来？就是能够掌握大量的实证材料。这种理工男思维太可爱了。

我曾经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翻出来，用四倍于电影的时间，也就是用了16个小时，逐场分析了这部电影，以此表达我对杨导由衷的崇拜之情。这部电影距离我们已经有20多年了，但一点儿都不过时，仍然是教科书。如果你有兴趣，可上网搜索“关灯拆电影”公众号，点进“关灯商城”，即可找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拉片精读课程（16讲）。

杨德昌　Edward Yang

1947年11月6日出生。导演、编剧，中国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祖籍广东梅县，1岁时移居中国台湾。

1983年，影片《海滩的一天》获第28届亚太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1986年，影片《恐怖分子》获第40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第23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奖。

1991年，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第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第28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1994年，影片《独立时代》获第31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