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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进军叙利亚——入侵印度计划——穿越沙漠——雅法古城——已经投降的雅法驻兵遭屠杀——拿破仑·波拿巴不得已——开进圣让阿卡城——大不列颠王国舰长威廉·悉尼·史密斯——瘟疫爆发——攻不下的圣让阿卡——拿破仑·波拿巴恨大不列颠王国——从圣让阿卡撤军——战报依旧是捷报——法军将路过的国土洗劫一空——法军士兵的苦楚——传说拿破仑·波拿巴要毒死患瘟疫的士兵——传说拿破仑·波拿巴在雅法战地医院探望——继续撤退——抵达开罗——拿破仑·波拿巴与伊斯兰教——阿布基尔大捷——第二次反法联盟——欧洲局面对法兰西不利——拿破仑·波拿巴决定秘密回国——拿破仑·波拿巴在弗雷瑞斯登陆——拿破仑·波拿巴如何看待人类的伤痛——依旧痛恨无谓的杀戮

拿破仑·波拿巴尚未远征埃及时，就有了攻打叙利亚的想法。只是当时，叙利亚并非必征之地。如果奥斯曼帝国能轻信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攻打埃及对它有利，法军便没有必要出兵叙利亚。因此，拿破仑·波拿巴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可以打消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疑虑。他请熟稔谋略的查尔斯·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出马，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说服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三世放下戒心，好好合作。

如果查尔斯·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此行顺利，拿破仑·波拿巴就不再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打造一支舰队，游弋在红海上，准备出征印度。为此，拿破仑·波拿巴已提前与波斯沙阿^[1]和蒂普苏丹^[2]交好结盟。但奥斯曼帝国并不重视拿破仑·波拿巴，转而与俄罗斯帝国结盟，随后出兵攻占科孚，接着，又分别在罗得岛和圣让阿卡集结部队。奥斯曼帝国计划使两地军队会师一处，将法军逐出尼罗河盆地。拿破仑·波拿巴该怎么办呢？他或者在埃及等待奥斯曼帝国大军会合后扑来，或者迎头抢先，将奥斯曼帝国的两支大军各个击破。拿破仑·波拿巴选择先发制人。当时，奥斯曼帝国分布在罗得岛上的舰队尚未起航，奥斯曼帝国锡顿省总督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3]率军驻扎在圣让阿卡。拿破仑·波拿巴计划先将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的兵力击溃。他打算迅速出击，趁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不备，将其驻军一举消灭。

1799年2月10日，拿破仑·波拿巴致信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督政府：

我军已在苏伊士造好五艘风帆战舰，还有另外五艘通信船在红海巡弋……穆罕默德·阿里帕夏^[4]和另外几位帕夏以攻打埃及威胁我们。我准备先发制人，主动进攻。我军要在沙漠中行军九日。沙漠行军条件艰苦，没有水，也没有绿洲。我们征用了许多骆驼随行。我祈祷一切顺利，希望我们可以安全穿过沙漠……我军此行有三个目标：第一，我们要穿过沙漠，在沙漠的另一边建立要塞，以保证埃及的后方安全；第二，我们要迫使奥斯曼帝国做出让步；第三，我们要缴获英军战舰在叙利亚征集的全部物资。

此番远征，有毛拉^[5]伴我同行。在奥斯曼帝国，毛拉在伊斯兰教教法上的尊崇地位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大穆夫提^[6]……昨天是莱麦丹月^[7]，我举行了戒斋仪式。现在，我与帕夏可以行使完全相同的权力。

1799年2月27日，拿破仑·波拿巴致信路易·查尔斯·安托万·德赛·德·维古。当时，路易·查尔斯·安托万·德赛·德·维古奉命在埃及驻守。信中说道：

我军已在沙漠中行进七十里格，将士们疲乏困顿。我们需要淡水。有时，我们很久都找不到水源；有时，找到的水源又不能直接饮用。我们也需要粮食。将士们已将狗、驴和骆驼杀死充饥。三天前，狂风肆虐，久久不息。后来，又下起瓢泼大雨。天色黑沉沉的，喑哑阴郁。士兵们情绪低落，都开始想家。

这封信是拿破仑·波拿巴在加沙境内完成的。攻克加沙之前，拿破仑·波拿巴已攻下埃尔阿里什。他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加沙，没有遇到顽强抵抗。奥斯曼帝国驻加沙部队缴械投降后，拿破仑·波拿巴准允他们自行向大马士革方向退去，条件是投降的奥斯曼帝国驻军必须对《古兰经》起誓：至少在一年内不会重拾武器，对抗法军。加沙城内有诸多商铺。法军在加沙获得了大批补给。

1799年3月4日，拿破仑·波拿巴抵达雅法，开始围城。1799年3月7日，法军攻下雅法，开始在城内劫掠。持有武器的奥斯曼帝国士兵和反抗法军劫掠的雅法居民全部被法军屠杀。屠杀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

奥斯曼帝国驻雅法部队共有四千人，其中多为阿尔巴尼亚人。奥斯曼帝国驻雅法部队的士兵退至一家商队客店^[8]，恸哭着向法军求饶，说他们愿意向法军投降。在欧仁·罗斯·德·博阿尔内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副官克鲁瓦西的同意下，这四千名奥斯曼帝国驻雅法士兵投降了法军。

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记述道：

克鲁瓦西副官将四千降兵分为两个方队，依次带入我军军营。一个方队有两千五百人，另一个方队有一千五百人。当时，欧仁·罗斯·德·博阿尔内与克鲁瓦西副官还没回来，我正陪同拿破仑·波拿巴在营帐外巡视。拿破仑·波拿巴看到这么多降兵，刻薄地说：“天啊！谁抓来的这么多俘虏？这下可怎么办呢，我们自己的存粮都不够。况且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将俘虏押回埃及，更不可能将他们送回法兰西。这是谁抓来的俘虏？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

欧仁·罗斯·德·博阿尔内和克鲁瓦西副官回来后，向拿破仑·波拿巴解释道，这些土耳其士兵都已投降。拿破仑·波拿巴一边听着欧仁·罗斯·德·博阿尔内和克鲁瓦西副官的解释，一边大发雷霆，将二人狠批一通，责备他们二人做事过于草率。^[9]

然而，这四千雅法降兵已押回法军军营。欧仁·罗斯·德·博阿尔内和克鲁瓦西副官提醒拿破仑·波拿巴，不久前，拿破仑·波拿巴刚刚颁布军令，禁止屠杀降兵。如果他们现在处死雅法降兵，恐怕会违背禁令。拿破仑·波拿巴情绪激动地答道：“我们的禁令是说不许屠杀老人、妇女和孩子，不是要保护手持武器、可能会对我军造成威胁的土耳其士兵。你们二人就不该接受雅法士兵的投降，就该将他们当场击毙。现在，你们将他们带来见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知道，他们已经投降了，也很可怜，但我该如何安置他们呢？”拿破仑·波拿巴说出这些话时，表情极其严肃。

接着，拿破仑·波拿巴下令将降兵反手绑好，又命令降兵坐在营帐前的地上。降兵们面色憔悴，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将面临必死的结局。我们的士兵为雅法降兵分发了一些干粮。当时，我们自己也面临粮食匮乏的窘境。可以分享给雅法降兵的口粮虽然不多，但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补给中凑出来的。

接下来的三天，拿破仑·波拿巴与他手下的军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商议究竟该如何处置降兵。最终，拿破仑·波拿巴下令处死所有降兵。他的原话是：“全部枪决，小心处理。”^[10]

法军将降兵分成两拨，分别执行枪决。一部分降兵被押至距离海岸较远的地方处死，另一部分降兵被押到海滩上处决。被押上海滩的降兵刚刚踏上海滩，便朝大海跑去。许多降兵甚至游到近海的暗礁和岩石后躲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躲在法军火枪的射程外，可以获得暂时的安全。法军士兵在沙滩上架好火枪，向海里做着埃及文化中表示“和解”的手势，将逃走的降兵都哄骗回来。于是，降兵游回了海岸。然而，这些降兵还来不及上岸，便统统被枪杀。很快，海浪卷走了他们的尸体。转眼间，沙滩上便再没有他们的踪迹。

这件事非常可怖。但当时，法军也没有别的选择。我所叙述的，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当时的场面非常残暴。我一个人的讲述不足以取信。所幸目睹此事的不止我一个人。其他目击者也有过类似的叙述，可为我说的话佐证。当日的场景历历在目。每当忆起，我依旧会战栗不已。重述这段历史令我痛苦不堪。对我来说，能够忘记这段经历反而算是幸运。

要知道，即使穷尽人的想象，都无法描述当天的景象。雅法降兵的鲜血染红了海水。人世间最悲痛的语言都描述不出那样凄惨的情景。

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一句谎言。杀死俘虏这件事，从一开始大家坐下来商议，到后来，由于意见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再到后来，决定秘密处死所有降兵。我知道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当时，我也参与了其中的讨论。但我并没有决策权。我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法军的处境本身已经非常艰难。我们置身于陌生的国土，广袤的荒原。法军人不多，但军粮供给依旧非常紧张。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敌人。因此，如果当时让我投票，在内心深处，我也会赞成杀死降兵吧。只是当时，我的级别还达不到可以投票的资格。不在现场的人没有身处险境，因此无法体会那样的心情。^[11]

后来，拿破仑·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口述回忆录时，找尽借口想粉饰暴行。他说当天的死亡人数并没有那么多，而且降兵中有埃尔阿里什人。有些降兵投降后还试图反抗。然而，这种说法与他当时下达的命令似乎并不相符。另一个版本的借口是：拿破仑·波拿巴曾送降旗给雅法驻军，并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举旗示意投降，就不会杀他们。但法军前去送降旗的使者竟遭砍杀。如果第二个借口所述是事实，那么当时，拿破仑·波拿巴攻下雅法城后，也只可能下令杀死雅法驻军指挥官，而不是杀死全部驻军。上面的借口都不能有力地解释拿破仑·波拿巴究竟为何要杀死所有降兵。事实上，他下令处死降兵也是迫不得已。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没有说谎。当时，法军已没有存粮。或许他们在抵达加沙后可以再行征集，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另外，法军本就人员不足，如果再分散一部分兵力用来看守降兵，能够打仗的兵力就更少了。而且当时也没有船，无法将降兵送回埃及或法兰西。即便如此，仍有人会问，为何拿破仑·波拿巴不索性释放降兵，让降兵在沙漠里自生自灭呢？不必将他们全部杀死。降兵不过四千人，又手无寸铁，他们并不会威胁到法军。然而，能够放降兵离去而不担心他们卷土重来的统帅，必须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圣贤啊！当时，拿破仑·波拿巴率埃及军团孤军深入叙利亚，也需要面对重重困难和颇多顾忌。恐怕拿破仑·波拿巴也无法达到这么高的道德水准。战争扼杀了人间的正义。罪恶和残虐的事端会随着战争一同出现，不可避免。

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与拿破仑·波拿巴宣称的不同，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了撒播仁慈，也不能带给当地人民自由的光芒。1799年1月11日，拿破仑·波拿巴致信法兰西埃及远征军骑兵指挥官若阿基姆·缪拉，并在信中直言：“如果遇到的敌军不肯投降，可以就地杀光。”1799年1月20日，拿破仑·波拿巴致信法兰西埃及远征军总参谋长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时，还提到了他向骑兵指挥官若阿基姆·缪拉下达的指示。他指示骑兵指挥官若阿基姆·缪拉，如果遇到反对法军的阿拉伯人，一律格杀勿论。拿破仑·波拿巴写道：“如果遇到阿拉伯人，无论男女老幼，将他们一律带到开罗。必须抢下所有骆驼。胆敢违抗法军命令的阿拉伯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处死。”命令中对妇孺竟也没有额外的怜悯。

拿破仑·波拿巴的性格中天生具有隐匿真相的本领。说得严重一些，那便是“口是心非”的本能。1799年1月20日，拿破仑·波拿巴同时致信身处圣让阿卡的奥斯曼帝国锡顿总督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我们来看看拿破仑·波拿巴在这封信中的说法吧。拿破仑·波拿巴说，他已“力所能及地宽仁地对待降兵”^[12]了。他还说道：“几天后，我军将开往圣让阿卡城。我奉上帝之名前来占领圣让阿卡，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获取胜利。但同时，我会记住上帝的仁德和慈悲。我不会随意杀戮圣让阿卡城内的任何居民，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拿破仑·波拿巴按照计划开赴圣让阿卡。1799年3月19日，法军抵达圣让阿卡，开始围城。圣让阿卡城墙坚固，城内道路宽阔，易守难攻。这一次，拿破仑·波拿巴也想效仿攻占埃尔阿里什和加沙时的方式，在几日内结束战斗。然而这一次，他想错了。要知道，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的火炮有一半来自法军工程兵，其中一位工程兵甚至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校友。另一半来自大不列颠海军军官及水手，即大不列颠海军舰长威廉·悉尼·史密斯爵士的部下。

威廉·悉尼·史密斯舰长下令两艘舰艇靠近海港，对拿破仑·波拿巴的部队发起强烈的火力攻击。他非常清楚圣让阿卡的重要性。一旦失去圣让阿卡，必定会失去整个小亚细亚。圣让阿卡驻军受雅法屠杀事件的影响，不敢投降，只能拼死一战。另外还有消息传来：大不列颠海军威廉·悉尼·史密斯舰长截获了法军运输队，同时缴获了法军的攻城装备。这样一来，即使法军攻到圣让阿卡城下，也只能用野战火炮轰炸城墙。法军炮弹匮乏，有时不得不回收利用圣让阿卡驻军射出的炮弹。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此时又有消息传来。阿卜杜拉·阿泽姆帕夏^[13]正率援军二万五千人从大马士革赶来。圣让阿卡的守军听到这个消息，士气更加振奋。拿破仑·波拿巴也获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派遣一支分队前去拦截援军。在塔波尔山战役^[14]中，拿破仑·波拿巴的部队剿灭了所有援军。

拿破仑·波拿巴围困圣让阿卡已有两月。在这两个月中，法军强攻七八次，损失了三千兵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拿破仑·波拿巴看到强攻圣让阿卡损失惨重，只好下令撤军。与此同时，在法军部队中，原本只在小范围内传染的瘟疫已肆虐全军，诸多法军士兵死于瘟疫。在法军部队中蔓延的瘟疫宛如圣让阿卡驻军的另一支援军，让圣让阿卡城内的驻军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1799年5月17日，拿破仑·波拿巴决定退兵。他的内心充斥着愤怒，失望极了。拿破仑·波拿巴曾轻蔑地说，圣让阿卡不过是一堆石头。但这座石头堆砌的古城玷污了他的一世英名。在圣赫勒拿岛时，拿破仑·波拿巴亲口告诉拉斯卡斯伯爵埃马纽埃尔-奥古斯丁-迪厄多内-约瑟夫^[15]：

假如当时我军能占领圣让阿卡，便可将圣让阿卡作为基地，进而攻占大马士革和幼发拉底河。这样一来，叙利亚境内的基督徒、德鲁兹派^[16]和亚美尼亚人便会一路支持我们。阿拉伯世界的奥斯曼帝国诸邦早已为这场巨变做好准备，等待战争的到来……我只要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布局十万大军，便可一路攻至君士坦丁堡，甚至打到印度。那么，整个东方世界都将因我一人改变。我的东方帝国之梦便可实现。但法兰西的篇章将不再由我来书写。

拿破仑·波拿巴痛苦地说：“我失掉了一城，导致大业不成。”

拿破仑·波拿巴致信三弟卢西恩·波拿巴时说：“我在圣让阿卡错过了一生最好的时机。”他还告诉德·雷米萨伯爵夫人克莱尔·伊丽莎白·让娜·格拉维耶·德·韦尔热纳：“其实当时，我一心扑在创建东方帝国的大业上，无心理会欧洲事务。只是，我的东方之梦在圣让阿卡破碎了。”

每天晚上，拿破仑·波拿巴都会在营外的旷地上向他的时任秘书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倾吐他的东方大计。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将此一一记叙。

1799年5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说：“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我也知道，我被圣让阿卡这鬼地方困住了，我的远征军在此损失惨重。但如果不做最后一搏，我誓不甘心。我已察明，如果我军能够攻克圣让阿卡，那么，城内的钱财粮食可以解决我们军队三万人的给养。待我军得到充分补给，我只需稍做激励，便可鼓动叙利亚人民发起起义。在叙利亚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我军也可以向其提供武装支援。随后，我们可以进军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深入叙利亚腹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我军的势力也会越来越强大。我会向人民宣布废除奴隶制度，推翻土耳其皇室的反动统治。到那个时候，各民族会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向我归顺，加入我军。这样，我们远征军势力会愈发强大。最终，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占领君士坦丁堡。接着，我要推翻土耳其皇室，在东方新建一个强大的帝国。我将与我的帝国同在。我的帝国将与日月同在，世代流传。日后，我如果一时兴起，或许会打回巴黎。那我就取道亚德里安堡或维也纳，顺便消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说：“我回到营帐后，趁记忆新鲜，赶紧将这段话记了下来。我敢说，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当日他说过的原话。”

拿破仑·波拿巴对大不列颠王国的忌恨由来已久。现在，我们终于追溯到了这刻骨仇恨的根源。大不列颠王国一手粉碎了拿破仑·波拿巴儿时的梦想，摧毁了他建立东方大业的希望。

法军军营中疫情严峻。拿破仑·波拿巴别无选择，只得放弃攻城，率军撤离。

1799年5月17日，拿破仑·波拿巴下令退军。法军开始经雅法向下埃及后撤。法军摆成长队，伤员和病号走在前面。大军一路蜿蜒地奔赴回程。

拿破仑·波拿巴又失落又羞愧，但他不是轻易承认失败的人。无论是送回国内的公告，还是呈交督政府的战报，他都用胜利者的口吻描述战绩。后来，拿破仑·波拿巴返回法兰西前，命令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接手埃及军团时，也曾强势地命令过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拿破仑·波拿巴的强势还表现在毫不在意将士们知道真相后会怎么看他。比如，有些将士知道圣让阿卡城失败的事，还有些知道拿破仑·波拿巴返回法兰西的消息。但即便如此，拿破仑·波拿巴也不会因他人而更改计划。

拿破仑·波拿巴呈交督政府的报告如下：

我们深入埃及腹地，经历艰险。但我们完成了当初的目标！当前埃及形势严峻。我必须从叙利亚返回埃及。我军用火炮猛攻圣让阿卡。我们要将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的宫殿夷为平地，要将圣让阿卡城内的纪念柱炸毁……圣让阿卡已被摧毁，现在只剩一堆乱石。我将率领埃及远征军再次穿过沙漠，回到埃及。即使我们会在沙漠中遭遇土耳其军队或大不列颠王国在埃及登陆的海军，我们也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果然，我军与敌军在沙漠中交战。我军五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敌军死亡一万五千人。

这份公告中的诸多错漏已不必细数。

拿破仑·波拿巴对部队这样说：

再过几日，如果继续攻打圣让阿卡，我们也能攻下。如果继续进攻，再过几日，我们将冲进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的宫殿，将他活捉。只是，我们可以用这几天时间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攻打圣让阿卡只会白白损耗我们法军士兵的宝贵生命。现在，我们有了更伟大、更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为了轻装行军，拿破仑·波拿巴向炮兵师指挥官埃尔泽阿·奥古斯特·库赞·德·多马尔丁将军下令，趁夜深无人时将部分火炮沉入大海。让-安多什·朱诺也接到命令，要将约旦河沿岸磨坊一律烧毁，所有谷物尽数出售，出售不了的一并烧毁。

拿破仑·波拿巴向位于开罗的底万宣称，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的宫殿已化为灰烬，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身受重伤，圣让阿卡居民坐船逃至海上，如此等等。

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说，记录这样的谎言让他感到万分羞愧。他忍不住向拿破仑·波拿巴进言，拿破仑·波拿巴却答道：“小兄弟，你太单纯了。这是政治，你不懂。”

撤退过程中，法军在路过各地时犯下了累累虐行。他们或许只在由于担心敌军追击，不得不全速行进时才有所收敛。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详尽地描述了法军自残式的宣泄和劫掠奥斯曼帝国国土的暴行：

士兵们没有一滴水，渴得受不了。埃及军团在炙热的沙岗上行军，在热浪中饱受煎熬。军中将士们极其疲惫。因此，大家看上去都有些消沉，士兵们也少了许多士气。在艰苦的条件下，士兵们显得格外刻薄、冷漠。当时，拿破仑·波拿巴下令不准带担架上路，要轻装急行。有一些因战伤或肢体残缺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的军官们不想被抛下。于是，他们花钱请士兵抬着担架继续前行。许多肢体残缺的伤兵和感染瘟疫的病员都被当场抛弃。这些可怜的伤兵和病员被抛弃在土耳其陌生的国土上，等待死亡。在行军的途中，法军纵火焚烧沿途的村庄。我看到处处是火把的光亮。法军不仅放火焚烧村舍，还将村里的庄稼也烧个精光。熊熊的大火四处燃烧。奉命纵火的士兵丝毫没有怜悯之心。法军士兵心情压抑，焚烧村庄时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他们想以纵火的方式泄去心头的恼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忘记从圣让阿卡败退的羞辱。于是，法军士兵发疯一般地破坏村庄，在土耳其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处废墟。法军在行军途中一路烧杀破坏。

我还见过有士兵直挺挺地躺在路边，奄奄一息。他们用虚弱的声音哀求过往的部队：“请救救我，我是伤兵，我没有感染瘟疫。”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感染了瘟疫，而是真的受伤，这些伤兵们忍痛撕裂伤疤，露出伤口。而躺在路边生了病的士兵则自己动手，割出新的伤口，装成伤兵。但无论是伤兵还是病员，无论他们如何哀求，都得不到任何回应。我只看到一路火光冲向天际，滚滚浓烟遮蔽了阳光，连晴朗的天气都显得越发晦暗。我们的身后满是废墟，我们的前方只有苦痛和贫乏。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

1799年5月20日，法军终于退至唐特托瓦。根据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的叙述，当时的形势对法军极其不利。法军部队中的伤兵和病员实在太多。于是，拿破仑·波拿巴下令将所有马匹都用来驮运伤病员。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前往部队传达这一命令后，在返回途中，看到拿破仑·波拿巴的马倌维戈格前来。马倌维戈格脱帽行礼，向拿破仑·波拿巴询问道：“将军，您想留哪一匹马？”

据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说，当时，拿破仑·波拿巴正在气头上，这个问题简直是火上浇油。拿破仑·波拿巴抬起马鞭，狠狠地抽在维戈格的头上^[17]，颤抖着声音吼道：“混蛋，听不懂吗？谁都没有马骑！我来做表率，不许骑马！你听不懂命令吗？退下！”

法军继续撤退。为轻装行军，法军将重炮辎重埋在黄沙中。1799年5月24日，法军抵达雅法，在雅法停军休整至1799年5月28日。法军士气无比低落。

雅法的城堡已被尽数损毁。如何安顿伤病员，尤其是瘟疫患者，这是个问题。雅法的战地医院中发生了惊心的恐怖事件。迄今为止，关于此事流传着两个版本，但我们至今都无法确认。第一个版本来自神化拿破仑·波拿巴的人们，第二个版本来自拿破仑·波拿巴的对手的讲述。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版本更靠近真相。我们真希望是第一个。

法军部定离开雅法。一切准备就绪，法军也安排好马匹运送伤病员一同离开。然而，该如何对待染上瘟疫的士兵们呢？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真是不敢多想。因为越想越害怕。此次瘟疫极难康复。感染严重的患者会在数小时内身亡。而且人们认定接触传播为最直接的感染途经，这导致瘟疫患者竟无人料理。法军军官们特意吩咐，马匹要用来驮运伤兵，不能用来载驮患有瘟疫的士兵。这些患上瘟疫的士兵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有一种不实的传言，说拿破仑·波拿巴下令给患有瘟疫的士兵服用过量吗啡，将他们全部毒死了。我们无法确定这一传言的真实性。但由于这条传言，拿破仑·波拿巴在后世受到了颇多诟病。这件事或许是真的，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法军的形势凶险万分。法军前路必须急行前进，后有土耳其追兵，因此，有人提议用吗啡毒死感染瘟疫的士兵，也算正常。

据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讲述，在迦密山附近，曾有三位兵士因感染瘟疫未能随军继续前行。这三位兵士停留在一所修道院中，后来竟被土耳其人活活虐待至死。因此，先用吗啡毒死无法一同前行的感染瘟疫的士兵，或许也是为了防止他们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摧残。要知道，当地的土耳其人失去了土地和家园，都对法军恨之入骨。因此，他们绝不会对法军俘虏手下留情。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用吗啡毒死感染瘟疫的士兵，也是为了避免他们活着被俘，然后遭敌军凌暴。然而，就在要使用吗啡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军中竟然没有吗啡。原来，军队药剂师早已将吗啡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载在骆驼上一路携带。药剂师本来想找机会将小商品卖给官兵们，赚点外快。这样一来，没有吗啡可以用了。于是，用吗啡毒杀感染瘟疫的士兵的计划就此作罢。后人之所以传言纷纷，或许也认为即使提出这样的计划都很残忍。在欧洲广泛流传的版本中，因吗啡致死的士兵多达五百人。但事实上，当时的伤病员总人数并没有那么多。因此，这种说法一定有所夸张。同时，在拿破仑·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回忆的版本中，这个数字又变得极小。拿破仑·波拿巴说，因吗啡致死的士兵只有七个人。这种说法也比较离谱。可以肯定的是，法军撤走后，威廉·悉尼·史密斯舰长率军抵达雅法，发现雅法城里有几位感染了瘟疫的法军士兵一息尚存。因此，公道地说，这也证明当时拿破仑·波拿巴并没有下令实施吗啡计划。

下面是来自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的叙述。不过，有心人会发现，当时，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任路易·查尔斯·安托万·德赛·德·维古将军的副官还在埃及留守，并不在现场。因此，他的叙述不是道听途说，就是胡编乱造。

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说：

当时，在战地医院里，伤病员精神崩溃者大有人在。很多士兵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听说自己感染了瘟疫，被吓疯了。拿破仑·波拿巴决定前往安抚伤病员，期待他们恢复心智。他告诉伤病员们，不要自馁，更不要惧怕无谓的灾害。为了振奋士气，拿破仑·波拿巴显示出了他的精诚和勇气。他用手沾摸一位士兵流着脓血的伤处，以示病况并不可怕。这一招倒是管用。病者恢复了自信，不再觉得瘟疫是不治之症。大家纷纷恢复了信心，再次鼓起勇气，收拾好行装，准备离开伤兵站。就在前一刻，伤病员们还以为自己会死在这里，再也无法出去。有一位掷弹兵病重到无法在床上直腰坐起。拿破仑·波拿巴见状，走上前同他说话，鼓励他。这位掷弹兵答道：“将军，您说得对。我是您英勇的掷弹兵，我不能死在这里，死在医院里。”士兵们在濒临死亡时还能保持英勇的气度。看到这样的场景，拿破仑·波拿巴的心痛如刀绞。于是，拿破仑·波拿巴看着这些伤病员一一被抬上骆驼，得以妥善安置，才默默离去。当时，部队中再没有其他的运输工具，法军只得用骆驼运送伤病员。

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也讲述了拿破仑·波拿巴命令全军弃马步行的事。至于不识相地询问拿破仑·波拿巴选择哪匹马的那位马倌，在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讲述的版本中，拿破仑·波拿巴并没有打他，只是“用如炬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我们知道，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的版本不可采信。首先，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本人并不在现场。其次，他说所有的伤病员都得到了转移，这一点与上文中威廉·悉尼·史密斯舰长的记录不符。其实，伤病员们都被弃置在战地隔离医院。威廉·悉尼·史密斯舰长抵达雅法时，发现他们或者已经死亡，或者奄奄一息。再次，用马匹运送伤病员的命令是自圣让阿卡至雅法的途中下达的。离开雅法时，伤病员或登船被送回法兰西，或被担架抬着，继续随法军前进。而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的版本中，不真实的地方在于，无论是时任拿破仑·波拿巴副官的安托万·玛利·尚曼，还是目睹整个事件的另一位副官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对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的说法都没有认可。他们要么直接否认，要么闭口不提。

当时，安托万·玛利·尚曼接到拿破仑·波拿巴的命令，前去战地医院慰问。他也没有提及拿破仑·波拿巴去战地医院的事情。当时，他对战地医院伤病员的描述是这样的：

五六个伤病员围着树坐在一起。他们看到我过来，大声喊道：“大人，求求您，带我们一起走吧。我们还能走路！”但他们深受瘟疫折磨，根本没办法继续行军。而且事实上，当时他们都已站不起来了。没有人敢去护理他们，我也只得走开。我去寻找拿破仑·波拿巴，将以上状况报告给他。拿破仑·波拿巴当时正在海岸上散步。他听了我的汇报，沉默不语地继续散着步。在我们经过的地方，一位年轻的骑兵躺在地上。这位骑兵要强地从地上爬起，求我们带他一起走。拿破仑·波拿巴心生怜悯，命人牵来他的坐骑，让给了这位骑兵。但不知这位骑兵是不是不敢置信，认为这并不是真实的状况，始终不肯上马……至于一开始讲到的在树下的几位伤病员，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或许，他们还未撑到夜里就已死去。对他们来说，那样反而是好事。假如他们活着落到敌军手里，只怕会比死还难受。

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做了如下的记录：

拿破仑·波拿巴手握马鞭，走路时，耷拉着的马鞭末梢便轻轻打在军靴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一边急步走过各个房间，一边不停地下令：“要将堡垒全部摧毁。圣让阿卡是个噩梦一般的地方。我必须抢先赶回埃及布防。敌人随后就会跟来。事实上，土耳其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追到这里。至于伤病员，自己能站起来的，就带他们走。用担架抬着，放在马背上，将他们带走。

战地医院有六十位感染了瘟疫的病员。凡是多于这个数字的传言，都不属实。伤病员们也知道，如果和大部队一起前进，会将瘟疫传染给所有人，因此，他们只能留在战地医院，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空气越来越凝重。战地医院里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伤病员们的眼神越来越空洞，他们的血在慢慢地凝固。

法军继续撤退。这一次的撤退速度比较慢，因为很多担架跟着部队一起撤退。除此之外，还有约一千八百名伤病员随军同行。在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的官方版本的记录中，拿破仑·波拿巴口述的撤退情形为：“我军从海陆两路运送伤员。”而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和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二人关于法军撤退的描述与官方版本有所不同。请注意，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记录的官方版本中，没有一句讲到瘟疫肆虐，或拿破仑·波拿巴慰问伤病员，或拿破仑·波拿巴在战地医院与瘟疫病人接触且不怕传染。为什么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的记录中对这些内容只字未提呢？以拿破仑·波拿巴的性格，这样的说法可以突出他的宽容，描画他的美德。如果一切属实，他怎会不加以利用呢？可见，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记录中的“拿破仑·波拿巴去战地医院看望伤病员”或“拿破仑·波拿巴不怕接触溃烂的伤口”都是杜撰。这些说法与“拿破仑·波拿巴用吗啡毒死五百名士兵”的传言一样虚伪。但无论如何，罗维戈公爵安·让·玛利·勒内·萨瓦里的叙述激发了后世一大批艺术家的灵感。这个故事也传为了一段佳谈。

1799年6月14日，法军经历了二十五日艰辛跋涉后抵达开罗。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说：“拿破仑·波拿巴退回开罗前，事先发布了一张捷报。然而，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捷报不可能是真的。”拿破仑·波拿巴进入开罗城时，装作声势浩大的样子。法军没有足够的士兵，就让俘虏进入队列凑数。俘虏列队展开，随军行进。法军还摆列出缴获来的辎重，做出很壮观的排场。抵达开罗后，拿破仑·波拿巴听说土耳其已与俄罗斯帝国结盟。于是，1799年7月21日，他发表《告开罗底万书》。内容摘录如下：

天父是世间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神派来世间的先知。

致开罗底万……愿穆罕默德的圣光护佑你！

此文书意在通告大家……已有十艘土耳其战舰开到亚历山大港，受到了友好的接待。现在，这些船舰停靠在阿布基尔，舰上的士兵正在登岸。我军已做好准备，待舰上的士兵全部登陆后，我们一起杀过去，将投降的士兵抓做俘虏，运回开罗示众，不投降的士兵就地斩杀。

土耳其舰队之所以前来，是为了与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联合，将埃及夷为废墟。与他们同船前来的还有信奉多神教^[18]的俄罗斯帝国部队。俄罗斯人视一神教为异端。但以后，他们会明白，他们不会因信奉多神变得高贵。而且他们很快会知道，世间只有一个神，那就是我们的天父。天父温和、慈爱，总是与好人站在同一边，将坏人打败。天父派我来到埃及，替他统治这里的国度。我要推翻腐朽的王权，建立一个充满秩序和正义的国度。天父想要在全世界彰显他的力量，因此，他派我来到这里，实现他的愿望。我们的成就和事业会使信奉三位一体的人感到羞愧和汗颜。我们是天父虔诚的信徒。我们相信，有且只有一个天父统治世间。

这份公告荒唐得令人反感。拿破仑·波拿巴怎么可以装扮成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来笼络埃及人呢？大家想想他是如何在叙利亚与伊斯兰教为敌的吧。更令人感到难堪的是，拿破仑·波拿巴在这份公告中还装成仁慈正义的化身。但事实上，他率领远征军一路前来，做的都是烧杀劫掠的事。

当时的事实是，在罗得岛征募的土耳其部队抵达阿布基尔并登陆后，拿破仑·波拿巴立即迎上前去予以痛击。他只发挥了正常的水准，便将土耳其的一万八千援军消灭在了战场上。另有一万人，有的被枪杀，有的死在刺刀下，还有的溺死在大海中。

拿破仑·波拿巴打了胜仗，非常开心。要知道，在阿布基尔作战且取胜这件事具有双重意义。现在，拿破仑·波拿巴可以骄傲地宣称，他已一雪前耻，报了霍雷肖·纳尔逊完败法军海军之仇。

在此之前，由于大不列颠巡洋舰的封锁，埃及军团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本土之间的消息往来已中断数月。拿破仑·波拿巴获胜后，通信恢复。因此，他对欧洲发生的最新事件也有了了解。原来，拿破仑·波拿巴远征埃及期间，欧洲爆发了惊天战乱。

大不列颠王国会同欧洲大陆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的其他国家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奥地利公国想一雪旧辱；普鲁士王国想收回莱茵河德语诸省；俄罗斯帝国也参与进来，承诺出兵六万协同奥地利军队作战。当初，拿破仑·波拿巴攻占罗马和瑞士引起了公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手中的爱奥尼亚岛被俄罗斯夺走。1799年3月，卡尔大公击败让-巴蒂斯特·茹尔当，将法军逼至莱茵河另一侧退守。奥地利公国的海因里希·冯·贝勒加德将军和弗里德里希·冯·霍策将军也大胜法军，将法军逼回圣哥达山口。随后，奥军直入瑞士境内。驻守北意大利的巴泰勒米·路易·约瑟夫·谢雷被迫退守明乔河。让·维克多·莫罗接替玛利·巴泰勒米·路易·约瑟夫·谢雷就任驻守北意大利指挥官后，北意大利驻军更是全军覆没。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爆发人民起义，反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统治。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19]率领奥俄联军入侵曼托瓦，占领了布雷西亚和佩斯基耶拉，继而攻入米兰。1799年6月，在特雷比亚，奥俄联军与向北进军的埃蒂安-雅克-约瑟夫-亚历山大·麦克唐纳部鏖战，埃蒂安-雅克-约瑟夫-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打败，损失军士一万两千人。1799年8月，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先后打败让·维克多·玛利·莫罗和埃蒂安-雅克-约瑟夫-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后，又在诺维野地打败巴泰勒米-卡特林·儒贝尔^[20]部。巴泰勒米-卡特林·儒贝尔战死。

另外，大不列颠王国将领拉尔夫·阿伯克龙比爵士率领大不列颠王国与俄罗斯帝国联军进攻位于北荷兰半岛的巴达维亚共和国^[21]，俘获了整个巴达维亚共和国舰队。

安德烈·马塞纳孤守瑞士。法兰西举国征兵。拿破仑·波拿巴远在海外，一开始只能听到一点零星消息。后来，法军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拿破仑·波拿巴不再犹豫，打算立即回国应对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眼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处于危难之中。这是拿破仑·波拿巴夺取权力的天赐良机。拿破仑·波拿巴带着阿布基尔大捷的光环，很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登上权力的巅峰。他回国后会发表激奋人心的演说，表达自己爱国的忠心。这样一来，所有关于他在叙利亚打了败仗的流言就会不攻自破。

拿破仑·波拿巴再次矫言虚掩。他表面宣称要远征尼罗河三角洲，暗中却准备渡海返回法兰西。他委托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接任埃及军团总司令。埃及再也不会有耀眼的军功。埃及军团现在的残部由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率领。继续坚守埃及是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因为埃及军团等不到援军，补给也时断时续。拿破仑·波拿巴临行前向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嘱咐道，如果条件实在艰苦，难以坚守，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可以代表法军与土耳其宫廷议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原话是：“等到因瘟疫死亡的士兵达到一千五百人的时候。”

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暴怒，对拿破仑·波拿巴说：“我又不傻。你这么急着回国，究竟在想什么，谋划什么，我都清楚，只是不拆穿而已。我直说吧，当初，你将这支部队带来埃及，现在难道要将它弃之不顾？”

拿破仑·波拿巴答道：“你这些话如果被别人听到，一定会认为当初是我主动要求率领远征军来埃及的。你别忘了，我也是接到命令，受派遣来到这里。你可别把所有的天灾祸事都算在我头上！”

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接着说：“就是你！当初，也是你拟定的计划。我太了解你了，你就是想成名。我是个直性子，心里有话就要讲出来。当然，我也不会只埋怨你，督政府也有责任。军需再怎么充足，也不该由着你挥霍，让你真的打到埃及！”

拿破仑·波拿巴气得面色涨红，夺门而出。^[22]

1799年8月22日，拿破仑·波拿巴在亚历山大港致信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现将埃及军团总司令一职交付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将军。本人拿破仑·波拿巴将奉政府命令返回法兰西。”——这不是实话。拿破仑·波拿巴在开罗向穆斯林理事会发布公告，宣布他要离开开罗“重新组建舰队”，并保证两到三个月后即可返还。

拿破仑·波拿巴率两艘威尼斯三帆快速战舰，踏上返国的航程。在此行中，他带上了诸位心腹爱将，如让·拉纳、若阿基姆·缪拉、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埃塞·德·马尔蒙、安托万-弗朗西斯·安德烈奥西、热罗·克里斯托夫·米歇尔·迪罗克、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和安托万·玛利·尚曼。拿破仑·波拿巴认为，这些人忠心耿耿，如果回国之后要发动政变，他可以倚靠这些人。拿破仑·波拿巴要返回法兰西，他要从督政府手中夺取大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不回去就要错失良机。他要抓紧时间，赶在法兰西人民得知远征军在埃及的败绩之前，问鼎最高权力。

拿破仑·波拿巴从海上航行返国。他在阿雅克肖登陆并休整数日，1799年10月8日抵达弗雷瑞斯。

这一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有必要对拿破仑·波拿巴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我们很想知道，当他目睹人间苦难，直视血腥的战场时，他的内心究竟做何感想。

我们说，他的无情不是残暴，只是麻木。在战争中，面对整村整城的平民被杀，拿破仑·波拿巴无动于衷。但在面对个体受伤死亡或痛苦挣扎时，他又表现得悲天悯人。我知道这种人的确存在，并且亲眼见过。这样的人，站在悬崖一端远观大海时，显得非常淡然。假如海上有船正在沉没，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触动。对他们来说，由于距离太远，沉船上正在陨灭的一个个生命不过是视野中的一个个小黑点。但如果让他们在近处观察，哪怕看到一只小狗落在水中，他们都会心疼不已，久久不能平静。拿破仑·波拿巴就拥有这样的心理。他是否能够展示人道主义精神，完全取决于问题的背景是宏观还是微观。埃及和叙利亚都是宏观远景。在埃及和叙利亚，生命被肆意屠戮，国土遭到无情的践踏。而在远征埃及途中，途经土伦时，拿破仑·波拿巴听说许多流亡贵族回来后被督政府处死，又听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被枪毙。他义愤填膺，表示了对此类暴行的强烈愤恨。他还口述以下内容，呈递当时执行枪决的委员们：

得知枪决名单上竟有八十岁的老翁和有孕在身的妇人，我深感悲痛。真是难以理解，仅仅由于流亡贵族的身份，竟可以让母亲连同小孩一起死于枪下。

什么时候，我们追寻自由之神的士兵竟变成了刽子手？他们在战场上姑且对对手抱有怜悯之情，怎么会对自己的国民如此冷血？

1797年9月5日颁布的法律旨在加强公共安全的管理。我们清理的目标是叛国者，不是妇孺老弱。

因此，我的好公民们，我在此呼吁，哪怕依照法律，那些可怜的妇女和老人是有罪的，我想，他们也罪不至死。要知道，就算是在战场上，就算是敌人处理俘虏，妇女和老人也会被赦免。在战场上，我们尚且不会枪毙已经放下武器的降兵，下了战场，为什么还要处死自己国家的妇女和老人呢？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懦夫的行径吗？

然而，说完这些话后不久，在远征埃及时，拿破仑·波拿巴便食言了。在埃及，任何有可能会反抗法军的人，都会遭到法军残酷的镇压。

早年间，拿破仑·波拿巴还是一位青年军官时发生过一桩轶事。有一天，一位十四岁的少年在为蒂雷纳子爵亨利·德·拉图尔·奥弗涅唱赞歌，恰逢拿破仑·波拿巴在场。同时在场的还有一位贵妇。这位贵妇对蒂雷纳子爵亨利·德·拉图尔·奥弗涅评论道：“是的，蒂雷纳子爵亨利·德·拉图尔·奥弗涅的确很伟大，但他在巴拉丁领地烧杀抢掠的行径使我不得不低看他。”

拿破仑·波拿巴毫不在意地说：“那又有什么关系，蒂雷纳子爵亨利·德·拉图尔·奥弗涅还不是一样伟大。”^[23]

当时，拿破仑·波拿巴还年轻。他的回答显示出，在他的思想中，人道主义精神毫无地位。如果没有利益冲突，他的思想也会充满慈悲。他还会悲悯宽怀，并指责冷酷的人。对他来说，评判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关乎个人利益。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所有的错误都可以找到借口开脱。

[1]沙阿（Shah），又称“沙赫”，是波斯语中古代君主的头衔。

[2]蒂普苏丹（Tipu Sultan，1750——1799），南印度迈索尔王国苏丹。拿破仑·波拿巴曾寻求与蒂普苏丹结盟。

[3]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Ahmad Pasha al-Jazzar，1720——1804），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锡顿省总督。锡顿省省会即圣让阿卡。

[4]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1769——1849），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驻埃及司令，后成为帕夏，是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开创者。

[5]毛拉（Mollah），伊斯兰教对于学者的尊称，指受过伊斯兰神学教育和伊斯兰教法教育的人。

[6]君士坦丁堡的大穆夫提（Gand Mufti of Constantinople），穆夫提是解释伊斯兰教教法的权威学者。大穆夫提是穆夫提之首。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穆夫提是州教法官。君士坦丁堡的大穆夫提是所有教法官里级别最高的。

[7]莱麦丹月（Ramazan），又译“斋月”，是伊斯兰历第九个月，在斋月穆斯林会禁食。

[8]商队客店（caravanserai），指位于马路边的旅店，供过往旅行者或商队住宿。多见于亚洲、北非和东南欧，最著名的是丝绸之路沿途的商队客店网。

[9]克鲁瓦西在圣让阿卡牺牲。他曾向这批俘虏保证说，一定会饶他们一命，但这批雅法俘虏最后还是被屠杀。因此，有一种说法是，克鲁瓦西后来在圣让阿卡战死，就是故意借敌人之手杀死自己。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说：“自雅法杀俘之事后，克鲁瓦西抑郁而终。”——原注

[10]原文为法语“Faire fusiller，en prenant ses precautions de maniere qu'il n'en echappe aucun”，拿破仑·波拿巴说这句话的时间是1799年3月9日。

[11]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回忆拿破仑·波拿巴》，1885年，伦敦，第1卷，第177页。——原注

[12]“力所能及地宽仁地对待降兵”是拿破仑·波拿巴给在圣让阿卡的土耳其锡顿总督艾哈迈德·贾扎尔帕夏信中内容原文的引用。

[13]阿卜杜拉·阿泽姆帕夏（Abdullah Pasha al-Azm，约1783——1809），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治家。担任大马士革省总督，任期三届，从1795年至1807年。

[14]塔波尔山（Mount Tabor），位于约旦河西，在西布伦与以萨迦之间。1799年4月15日到1799年4月16日发生过塔波尔山战役。

[15]拉斯卡斯伯爵埃马纽埃尔-奥古斯丁-迪厄多内-约瑟夫（Emmanuel de Las Cases，comte de Las Cases，1766——1842），法兰西作家，因写作《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又名《圣赫勒拿岛的回忆》）而闻名。

[18]多神教是俄罗斯古老的宗教信仰，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神教信仰促进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本土化。

[19]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Alexander Vasilyevich Suvorov，1730——1800），俄罗斯军事统帅，被尊为民族英雄。

[20]巴泰勒米-卡特林·儒贝尔（Barthelemy-Catherine Joubert，1769——1799），法兰西将军，1796年任少将，担任意大利军团总司令。在诺维战役中战死。

[21]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1795——1806），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附属国。1806年开始为荷兰王国，由拿破仑·波拿巴四弟路易·波拿巴担任国王。1810年荷兰王国被并入法兰西第一帝国。

[22]查尔斯·多里斯·德·布尔热：《拿破仑·波拿巴秘史》，第13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