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据王锡祺统计，自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光绪二十六年两千余年间共有61次闰八月，其中多数并未发生重大变故，故闰八月与重大历史变故之间并无必然关联。“闰八月不祥”之说，应是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失败后，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穿凿附会而来。
天理教教首林清等因其信奉的本教经卷中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及“白洋劫”等谶言，便据历法加以附会，推定“白洋劫”的时间及方位，并据《嘉庆万年书》选定于嘉庆十八年闰八月十五日起事以应劫数。恰巧就在他们决定起事的十六年，又发生了彗星见于紫微垣的天象，而这在星占学上主兵象，意味着将要除旧布新，更增强了起事的信心。也是在十六年，钦天监官员在编制十八年时宪书时发现，如果该年闰八月将不但使该年的冬至落在十月三十日，还会出现各月中气与历法月序不合的情形，加之当时清廷每年举行的郊祀大典惯例都在十一月的冬至日举行，于是将嘉庆《万年历》中的闰八月改于十九年二月置闰。此故，当嘉庆十八年的时宪书颁下后，天理教教众发现他们据以起事的闰八月根本不在这年的历日中！为此，天理教起义者不得不对原定起事时间加以调整，最后定于《时宪书》中的九月十五日起事，李文成等则将以新的起事时间与彗星见于紫微垣的天象作附会，以鼓舞教众。
由于这些复杂关系，当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时人便将十六年秋彗星见于紫微垣对清廷不利这一星占学上的解释，与同年钦天监将十八年八月改闰，混淆在一起，将本是对天象的解释，变成对清廷八月改闰之举的解读，于是便有了“清朝不宜闰八月”或“闰八月不祥”等谣言，并附会称钦天监官员因此天象不吉而奏请改闰。实则改闰之举不但在动机上与此毫无关系，时间上亦在此前两个多月。
此后咸丰元年、同治元年两次闰八月，虽受“清朝不宜闰八月”等流言影响，但仍于八月置闰。光绪二十六年又逢闰八月，是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等造成的时局动荡，使许多人更加相信闰八月对清朝不利的流言，民心愈加惶恐不安。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撰文厘清此一流言，这种努力既见于学者严肃的学术考证，亦见于宣传破除迷信、旨在促进中国进化的通俗小说中。清亡后，清朝不宜闰八月之说，自然失去了其预言未来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一说法却以另一种方式——闰八月不祥继续流传、发酵。
符谶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重要特征之一，藉谣谶起事则是自张角创太平道以来，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或秘密结社的另一特色。这些谶言中，与天文、历法相关者不在少数。古代中国，天文、历法、术数等往往会蒙上浓重的神秘色彩，对传统的政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在一些民间秘密宗教起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所讨论的“闰八月不祥”之说即为一例。探讨民间秘密宗教中有关天文、历法等知识的参与状况以及其与重大历史事件等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将是社会天文学史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
[本项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第三期专项经费资助，论文承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鲁颖女士、南开大学张建博士、台湾大学黄丽君博士提示相关资料，清华大学黄振萍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锋教授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精彩意见，使本文的相关论述更为谨严。]
【注释】
[1]作者：张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黄一农，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2]参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92页。
[3]分别见《御定全唐诗》卷70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30册，第148页下；〔宋〕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9册，第152页上；〔明〕王鏊：《震泽集》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6册，第222页下。又，此承匿名审稿人提示，特此致谢！
[4]〔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嘉庆二十一年武英殿刊本，第27—292页；《清仁宗实录》卷274，“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4册，第722—723页；〔清〕昭梿：《啸亭杂录》卷6，“癸酉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9页。
[5]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嘉道之际学术转向》，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41—112页。
[6]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61页；铢庵（瞿兑之）：《杶庐所闻录·林清之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期，1935年12月15日，第106页。
[7]庄吉发：《闰八月——民间秘密宗教的末劫预言》，《历史月刊》（台北）第92期，1995年，第61—65页；《三教应劫：清代弥勒信仰与劫变思想的盛行》，《清史论集》（1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第161—164页。
[8]陈学霖：《刘伯温与“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考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6期，2004年，第1—52页，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4—182页。
[9]如关于清廷改闰嘉庆十八年八月于次年二月，便多沿用天理教徒众的说法，称因十六年彗星出现的缘故（实则并非如此，详见后文）。参见韩书瑞《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李祖德《林清与京畿天理教暴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8—168页；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0页；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尚英《紫禁城之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29页；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10]喻松青：《天理教探析》，《明清白莲教研究》，第163—198页；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第9—14、28—32页。
[11]〔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首，第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上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册，第359—360页；《清仁宗实录》卷277，“嘉庆十八年十月辛酉”，第4册，第786—787页。
[12]牛亮臣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录副档”），档案号3—8806—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6，第24页；董帼太又供词，《故宫周刊》第221期，1933年5月，第361—363页。
[13]林清供词，《故宫周刊》第202期，1933年1月，第285页；〔清〕兰簃外史（盛大士别号）：《靖逆记》卷5“李文成”，嘉庆庚辰春正道堂刻本，第10页。按：《三佛应劫统观通书》又称《三教应劫总观通书》等，因此次起事，该书为清廷厉禁销毁，存世无多（参见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31，第39—41页）。1995年，李世瑜在山东宁津县发现了此经卷的两种不同抄本，并就其与天理教起事间的关联做了研究（《“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初探》，《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6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03年，第261—282页。该经卷原文，附录于此文，第283—318页）。然细考其内容，则与林清据以起事之本仍有较大差异，很多关键内容如此处所引“中秋八月，八月中秋，黄花遍地开放”等，在这两个抄本中都未出现。由于这类经卷多以抄本流传，内容上可轻易改动或增减，故差异较多，因而林清等据以起事的经卷抄本仍待查找。
[14]〔清〕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勴堂文集》卷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28册，景印1924年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5页；〔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嘉庆九年武英殿刻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95页。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册，“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那彦成奏拿滦州卢龙县王姓宗族讯供情形折”（宫中朱批奏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谕那彦成将石佛口王姓为首传教者照律问拟”（军机处上谕档），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29、36页。
[16]参见林清供词，《故宫周刊》第202期，1933年1月，第285页；〔清〕兰簃外史《靖逆记》卷1，第1页；卷5，第21页；张见木（即张建谟）、李照远、赵成元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8—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按：张见木供称，十八年二月徐安帼曾言：“今年本应闰八月，如今不闰八月，推到十月是一个月三个节气，就是白洋劫。”知十六年所推定白洋劫在九月（是月有三个节气），是据嘉庆《御定万年书》（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95页）。当十八年《时宪书》颁下后，因其中并无闰八月，故此有三个节气之月也由原来的九月顺延为十月。故称白洋劫在十月者，乃据十八年《时宪书》而言（钦天监编：《大清嘉庆十八年岁次癸酉时宪书》“十月”，武英殿刻本，无页码）。
[17]李允和、李照远、杨霭行、周廷林供词，录副档奏折，档案号均为3—8808—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张见木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8—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1，“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兴奏折”，第30—32页。同兴在此奏折中还称，天理教教徒后来在各地的起事情况，即与此无异。
[19]冯克善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6—18、23、25、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4，第23—26页；秦理（即秦学曾）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10—4、9、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李尚英：《紫禁城之变》，第39—40页。
[20]相关的观测记录，参见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501—503页。时人对此颇为关注，如姚元之、郝懿行、冯右椿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记载及对此天象征兆的疑虑。参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3页；郝懿行《奉答阮芸台先生书》，《晒书堂外集》卷上，《郝氏遗书》，光绪十年刻本，第19—20页；冯右椿《客世行年》，《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36册，第683—684页；姚莹《识小录》卷6，“星变”条，同治丁卯《中复堂全集》刻本，第13—14页。
[21]《史记》卷27《天官书》“三月生彗星”条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1316—1317页；《宋书》卷27《符瑞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785页；〔清〕魏源：《嘉庆畿辅靖变记》，《圣武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3页。并参见本书《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
[22]〔清〕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第10、11页；〔清〕昭梿：《啸亭杂录》，第159—160页。
[23]〔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95页；〔清〕钦天监编：《大清嘉庆十八年岁次癸酉时宪书》“八月至九月”，无页码。
[24]〔清〕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59—160页。
[25]董帼太又供词，《故宫周刊》第221期，1933年5月，第361—363页。
[26]冯克善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6—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宋玉林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9—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并参见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4，第22—23页。
[27]张见木、李照远供词，录副档奏折，档案号3—8808—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8]〔清〕赵怀玉：《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7册，景印清刊本，第321—322页；吕小鲜：《嘉庆十八年冀鲁豫三省灾荒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第38—53页。
[29]一般情况下，米每石约钱二千文。如嘉庆十六年，四川大竹县米每石钱二千文，湖北蒲圻县稻谷市场价每石钱一千文（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35、454页）。又嘉庆十一、十二年前后，陕西西乡县、湖南龙山县的包谷，每石均为钱二千（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91页）。由于文献记载对谷、米的分别不是很明晰，但即使这些全为谷价，按照清初官方收赋所定的“一米二谷”（即米谷50%的比价）计算，即米每石钱四千，也达6倍之多。何况在嘉庆二十五年前后旱情严重的福州，即使在“米粟价大腾涌”时，米每石也只是钱五千三百，粟每石二千六百（〔清〕陈寿祺：《与孙平叔藩伯书》，《左海文集》卷4，三山陈氏家刻《左海全集》本，第37页。考平叔乃孙尔准之字，其任福建布政使，在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1820—1821）间，则该信当作于此间，参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056621号），依此价，亦为4倍多。
[30]林清供词，《故宫周刊》第202期，1933年1月，第285页；冯克善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6—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35，第22页；〔清〕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第3页。
[32]冯克善供词、牛亮臣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6—18、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9，第4页；卷24，第22—23页。
[33]〔清〕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第10、11页；〔清〕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59—160页。按：这两则材料，均称此谣是十六年秋彗星天象时，李文成所造。但细考其时十八年时宪书尚未颁行，则其用以预推历日者，只能是嘉庆《万年书》。因闰月无月建，按当时的月建规则，若闰月大则十六日取用下月节，闰月小则十五日取用下月节（参见缪之晋辑《大清时宪书笺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40册，第693页），《万年书》中嘉庆十八年闰八月是大尽，故闰八月十五日应取用上月节八月建酉，而非下月节九月建戌。故尽管该日干支虽为戊寅，但若依万年历，应为“酉之月”，而非“戌之月”（据嘉庆《御定万年书》中嘉庆十八年闰八月历日推算，第95页）。且即使考虑到星相家和选择术家取月建，多以每月所对应的节气而非朔日起算（如寅之月，自立春日起算至惊蛰前一日），则“戌之月”，应自寒露日起算至立冬前一日，但《万年书》中嘉庆十八年的寒露日是闰八月十六日，故闰八月十五日亦应取前月月建——“酉之月”。何况，十八年时宪书中的寒露日为九月十六日，据此则九月十五日所取月建，亦应为“酉之月”，李文成取用为“戌之月”，知其取用月建之法，是按当时通用的方式，而非星相家或选择术家之法。因而，怀疑“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这一天象应验之谣，是十八年时宪书颁行后而非此前十六年秋出现，目的就是为新定的起事时间——九月十五日增添神秘色彩。
[34]〔清〕包世臣：《皇诰授通议大夫按察使衔陕西凤邠道查公神道碑》，《艺舟双楫》卷7下，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本，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473页；《清史稿》卷362《査崇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1403页。又，查氏名崇华，据其自撰年谱《家居自述》，辛德勇《未亥斋读书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6页）所载刻本书影。并参见托津等奉敕纂《（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1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9辑，景印嘉庆间刊本，第9—10页；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23，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据乾隆五年武英殿刻本点校），第368—369页。
[35]王有太（即王辅）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27—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3，第22页；卷10，第19页；卷17，第6页。冯克善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6—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屈四又供词，《故宫周刊》第227期，1933年7月，第387页。
[37]十八年九月初五日强克捷致朱凤森书，转引自朱凤森《守濬日记》，道光壬寅（1842）刊本，第2页。
[38]秦理供词、牛亮臣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10—4、9、14，3—8806—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6，第25页。
[39]徐安帼供词，录副档，档案号3—8809—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10，第19页；马西沙：《清代八卦教》，第262—268页。
[40]〔清〕英和：《恩福堂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3册，景印清刊本，第422—423页。
[4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册，“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那彦成奏拿滦州卢龙县王姓宗族讯供情形折”（宫中朱批奏折），第29页。
[42]〔清〕姚祖同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2，第2页；卷25，第21—22页；马西沙：《清代八卦教》，第267—272页。
[43]参见朱成珍供词、徐安帼供词、宋树得（即宋树铎）供词，录副档奏折，档案号3—8803—21，3—8809—2，3—8829—17、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4]〔清〕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勴堂文集》卷2，第4页。
[45]《清史稿》卷45《时宪一》，第1661页。
[46]《清史稿》卷48《时宪四》，第1732页。
[47]此段承匿名审稿人提示，特此致谢！又据嘉庆《万年书》（嘉庆十八年未闰八月者）统计，自顺治二年至嘉庆二百年（1645—1995）350年间，十一月、十二月和正月均未置闰，二月置闰11次，三月20次，四月22次，五月25次，六月21次，七月17次，八月7次，九月、十月均3次。
[48]参见黄一农《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清华学报》（新竹）新26卷第2期，1996年，第189—220页。
[49]〔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12、19、21、29、31、40、76、88页；并参见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70—397页。
[50]〔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95页；〔清〕钦天监编：《大清嘉庆十八年岁次癸酉时宪书》“十月”，无页码。
[51]《英祖实录》卷40，英祖十一年（1735）十月十九日甲申，《朝鲜实录》，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影印本，第44册，第22页下；〔清〕萧猛（原误为萧奭）撰、朱南铣点校：《永宪录》卷2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页。
[52]〔清〕托津等奉敕纂：《（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30“钦天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辑，影印嘉庆间武英殿刻本，第9、11页；〔清〕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04，《续修四库全书》，第813册，第317页下。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康熙《御定万年书》（按：如确为康熙本，疑应为《万年历》），但因提为善本等原因，此书现不能阅览。
[53]〔清〕托津等奉敕纂：《（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5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辑，第9—11页；〔清〕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5，《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第78—80页。
[54]〔清〕萧猛：《永宪录》卷2上，第74页。关于三元甲子纪年说，参见李世瑜《甲子纪年有三元说小考》，《社会历史学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22—723页。
[55]此后分别于嘉庆四年、道光四年、咸丰元年、同治元年、光绪二年、宣统二年，再续修《万年书》。参见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04，《续修四库全书》，第813册，第320页；刘锦藻纂《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94，《续修四库全书》，第819册，第514页。
[56]参见伊桑阿等纂修《（康熙）大清会典》卷16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影印康熙二十九年序刊本，第3—4页；〔清〕托津等奉敕纂《（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6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4辑，第1页；〔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据光绪间刻本点校），第77页；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勴堂文集》卷2，第5页。
[57]〔清〕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勴堂文集》卷2，第5页；〔清〕钦天监编：《（乾隆）御定万年书》，乾隆九年武英殿刻本，第95页。
[58]〔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95页。
[59]如《大清会典》有云：“十一月冬至，大祀天于圜丘。”即明白将冬至系于十一月，参见伊桑阿等纂修：《（康熙）大清会典》卷62，第1页。
[60]〔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95页。
[6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第16册，第22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册，第217—218页；《清仁宗实录》卷242，嘉庆十六年四月庚午，第4册，第266—267页。
[62]〔清〕伊桑阿等纂修：《（康熙）大清会典》卷64，第1页。
[63]〔清〕伊桑阿等纂修：《（康熙）大清会典》卷58，第1页。
[64]《明史》卷49《礼志三》云：“旧制：上丁释奠孔子，次日上戊祀社稷。弘治十七年八月，上丁在初十日，上戊在朔日，礼官请以十一日祀社稷。御史金洪劾之，言：‘如此，则中戊，非上戊矣！’礼部覆奏言：‘洪武二十年尝以十一日为上戊，失不始今日。’命遵旧制，仍用上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267页）。由此，知上丁和上戊均指当月朔日（含）之后的头一个丁日或戊日。
[65]如见《新唐书》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72页；《宋史》卷9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425页；《元史》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51页。
[66]〔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普通线装书部藏，第96页。
[67]〔清〕钦天监编：《大清嘉庆十八年时宪书》“十一月大”、《大清嘉庆十九年时宪书》“二月大”，均无页码；并参见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第397—398页。
[6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第16册，第224页。
[69]《纯祖实录》卷14，纯祖十一年（1811）九月二十三日戊戌，《朝鲜实录》第50册，第381页上。
[70]此《万年书》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鲁颖女士的帮助下发现，在此谨致谢意！
[71]按：顾家相称此后各朝《御定万年书》于嘉庆十八年八月均不置闰，乃道光后据时宪书而改（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勴堂文集》卷2，第4页）。据此，则道光后并无修改之举，只是沿用嘉庆间更改过的嘉庆《御定万年书》而已。
[72]〔清〕俞樾著，贞凡、顾馨等点校：《茶香室三钞》卷1“闰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01页。
[73]据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收录的观测记录（第501—503页），各地所能见到彗星见于西方或西北紫微垣的天象，是在七月及此后。且仅就这年能观测到的彗星而言，也主要是在六月，而非此前（第500页）。时人姚元之在京观测到该彗星并向钦天监官员询问证实，亦在七月，参见氏著《竹叶亭杂记》卷7，第143页。
[74]参见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第5章“天理教事件消息的传播与知识界对天理教事件的关注”，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113—138页。
[75]朱锦琮：《记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事》，《治经堂集》卷19，道光十八年序刻本，第29页。
[76]〔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6，第79页。据文中“至今咸丰乙卯（1855）” 语及其历数清初以来闰月亦仅至咸丰时而止，可知此条当撰写于咸丰五年前后。
[77]〔清〕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勴堂文集》卷2，第5页。
[78]〔清〕钦天监编：《（道光）御定万年书》，道光初武英殿刻本，第114页。
[79]〔清〕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勴堂文集》卷2，第4页。传统关于“幼”的界定一般在15岁以下，如《仪礼·丧服》郑玄《注》：“子幼，谓年十五已下。”《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顾氏自称“幼时习闻”此说，考顾氏生于咸丰三年（参见缪荃孙撰《顾辅卿同年墓志铭》，《艺风堂文漫存》之《乙丁稿》卷2，民国间缪氏家刻本，第2—4页），其“幼时”当在同治六年以前，即咸同年间。
[80]《吕祖乩语》《上帝今有七怒》《宝坻县乩语》《吕祖降坛云》，《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11、16、631页；《任丘县八里庄碑文》、《静海七里庄碑文》，陈振江、程
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89页。
[81]按：“家家红灯照”中“家家”二字亦作“大路”“满街”“天下”等，参见《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第12—13、15、625页；陈振江、程
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78—80、114—120页。
[82]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第31页；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213—214页；并参见陈振江、程
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73—77页。
[83]〔清〕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万国公报》卷137，庚子年（1900）五月，第4—5页。后收入顾氏《勴堂文集》卷2。
[84]海天孤愤生雪涕集：《京津拳匪乱事纪要之八附“各省小乱记”》，《万国公报》卷144，庚子腊月，第23页；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册，第236页。并参见庄吉发《庚子惠州革命运动始末》，《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4辑第6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75年，第94—101页。
[85]詹熙：《衢州奇祸记》，郑渭川纂：民国《衢县志》卷9《防卫志》，1926年刊本，第36—37页。
[86]〔清〕王锡祺：《闰八月考叙》，《闰八月考》卷首，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第1页。
[87]〔清〕王锡祺：《跋》，《闰八月考》卷末，第2页；卷3，第24—27页。
[88]〔清〕壮者：《扫迷帚》第17回“阎王请吃肉语涉诙谐 闰月屏讹言事征畴昔”，《绣像小说》第51期，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第24页。
[89]〔清〕顾家相：《闰八月无关吉凶辨》，《万国公报》卷137，“庚子年五月”，第5页。
[90]〔清〕钦天监编：《（乾隆）御定万年书》，第95页。
[91]〔清〕钦天监编：《（嘉庆）御定万年书》，第114、120、139、167、177、186页。
[92]〔清〕钦天监编：《（道光）御定万年书》，第114、120、139、167、177、186页。
[93]〔清〕钦天监编：《（宣统）御定万年书》，宣统初武英殿刻本，第167、177、186、215、224、234页。
[94]〔清〕王锡祺：《闰八月考》，“凡例”，第2页；卷1，第2—3页。
[95]佚名：《遇难日记》，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96]《景善日记》，《满清野史》第3编第7种，1920年程度昌福公司铅印本，第2页。按：《景善日记》首先刊布于濮兰德（J.O.P.Bland）、白克浩司（E.T.Backhouse）宣统二年出版的《慈禧外记》第17章，此后又有单行本问世。该日记问世后，备受中外学者关注，但经考证，乃属伪造（参见程明洲《所谓“景善日记” 者》，《燕京学报》第27期，1940年，第143—169页；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第202—211页）。不过，考虑到其作伪时间亦在光宣之际（1900—1910），则作为讨论这一时期闰八月不祥之说传播的资料而言，亦不失其史料价值。
[97]《景善日记》，《满清野史》第3编第7种，第1、21页。
[98]该文的汉文翻译、注释本，参见陈学霖《蒙古〈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第254—255页。又，另一份这则故事的口述本，则称起事时间是在“八月十五”。并参见钟焓《吸收、置换与整合——蒙古流传的北京建城故事形成过程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48—50页。
[99]参见陈学霖《刘伯温与“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考溯》，《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第144—182页。
[100]参见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管理钦天监事务世铎等奏请旨饬议应否停罢闰月折，刘锦藻纂：《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94，《续修四库全书》，第819册，第514页。
[101]刘声木撰、刘笃龄点校：《苌楚斋随笔》卷7“连三四月月大”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据1929年排印本点校），第143—144页。考刘氏该书《序》作于1919年，据序文，随笔多为其中年以后所作，而刘氏于清亡时年34岁，故随笔多成于民国间。至引文中“本朝”之称，乃其以清朝遗老自居，非表示该条撰于清末。此随笔有多处于清亡后仍称“本朝”者，便是明证，如卷2“倪刘撰述”条，卷3“永乐大典四部”条等，分别见第1、3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