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人感应思想的笼罩，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等自然知识，一直被许多人视为拥有预卜吉凶的神秘能力，从而在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中产生深刻影响。^[2]有些民变或起义，便凭藉带有天文历法色彩的谶谣来号召民众，以强调其“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神秘性。

近世流传极广的“闰八月不祥”之说便是一例。经查明代以前的典籍中，并无“闰八月不祥”的说法。相反，且多以闰八月为幸事，如唐人黄滔《闰八月》诗：“无人不爱今年闰，月看中秋两度圆。”宋赵大成《闰中秋》：“桂影中秋特地圆，况当余闰魄澄鲜。因怀胜赏初经月，免使诗人叹隔年。”明王鏊：“一年最好中秋月，岂谓今年两见之。”^[3]不祥之说，似始于清嘉庆朝的天理教起义。嘉庆十六年（1811），天理教首领林清因其宗奉的宝卷中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及“白洋劫”等谶言，便据历法推定“白洋劫”的时间及方位。于是据嘉庆即位时编印的《御定万年书》，选定于十八年的闰八月十五日起事以应此劫数。然而，清廷正式颁行的十八年《时宪书》中竟没有闰八月！于是，只得改成九月十五日。

然而，就是这72名天理教徒的起事应劫之举，竟成功地打进紫禁城！这促使其时尚处在盛世余辉中的清朝统治者，被迫意识到衰世征兆已出现的严酷现实。嘉庆帝为此特颁《遇变罪己诏》，称其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痛言“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4]且由此力图开创“中兴之治”之宏业，展开长达两年之久的吏治整顿，并进行文化统治、社会控制等全方位的政策调整。如提升汉人在省级地方行政的权力，缓解政治高压，放松对士林舆论的钳制，严格保甲制度，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思想控制和宣传教育，制定和重申严惩传习邪教律例等，其幅度和范围堪称乾隆末至鸦片战争前最大的一次变革。^[5]后世研究者亦视此事件为前承川、楚白莲教起义，后接太平天国运动的秘密教门起义，甚至有称其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6]天理教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但由于起义者极为看重其据宗教宝卷谶语择定的起事时间，而这一时间又因清廷的改闰而被迫调整，于是天理教起义后，闰八月对清朝不利的谣言便开始流传，并演变为“闰八月不祥”的谶谣。

但对此“闰八月不祥”之说及其与天理教起义间的关联，除庄吉发先生对正德十五年（152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380年间的十次闰八月加以统计并罗列该年史事，称并非闰八月之年即有不祥之事发生外^[7]，此后陈学霖先生考溯20世纪流传极广的元明鼎革之际“八月十五杀鞑子” 的著名传说时，曾指出其与天理教起义后“闰八月不祥”的谣言有关，惟其讨论多引据庄先生的研究，未有新的拓展。^[8]其他研究天理教起义的论著对此多是简单涉及，未作深入探讨，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讹误。^[9]至于天理教徒据以推定嘉庆十八年闰八月起事的《（嘉庆）御定万年书》以及后来对起事时间产生重要影响的《嘉庆十八年岁次癸酉时宪书》等文献，更未见有人使用。

有鉴于此，本文将对“闰八月不祥”俗忌的起源以及历代对闰八月的看法，试作考证。首先考察闰八月与天理教起义间的关联；其次，从历法角度讨论清代的置闰之法与嘉庆十八年不闰八月的真相，并利用新发现的嘉庆《御定万年书》的不同版本，探讨该书后来被改刻等情况；最后，讨论天理教事件后闰八月不祥之说的流传及影响。希望为社会天文学史领域提供一极有意义的个案研究，并引发学界对民间秘密宗教、结社中有关天文、历法等知识参与状况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