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从汉迄明，中国官方一直是以猎户座φ1及δ星为觜宿及参宿距星，虽因岁差的影响，自13世纪末以后，传统的觜前参后的赤经顺序已变成参前觜后，但直到明末天主教天文家以较精密的仪器测量之前，国人一直未发现此一现象。

清入主中原后，除了“康熙历狱”的小段时间外，耶稣会士所引进的西法一直是官方天文学的主流，故在将近百年的期间内均定猎户座λ及δ星为觜、参的距星，并强调参宿确位于觜宿之前。由于觜、参两宿次序的更调与术数法则发生严重矛盾，因此清初社会对奉教天文家的主张，反弹相当激烈，甚至有将其变成排外运动中攻击西人西教的着力点之一。支持术数的保守人士虽不断抨击此事，但直至乾隆十七年始成功地说服官方改定猎户座λ及ζ星为觜宿及参宿距星，从而恢复了觜前参后的传统。

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觜、参两宿距星发生顺序互调一事，仅为因岁差所导致的一个单纯天文现象，对世界上大多数其他的文明而言，其对社会的影响层面可能并不大。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天文因与星占术数紧密结合而带有特别浓厚的非科学色彩以及人文精神。^[71]乾隆时觜、参距星的重新选定，并不因其受到新的实验结果或不同的岁差理论的挑战，乃是官方为配合社会上将天文知识应用至术数学的特殊需求，而在不违反实际天象的原则下，对“非科学”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入华耶稣会士或因深受教义的影响与拘限，或因对其他文化的宽容度不够，故极力排斥中国传统的术数思想，且严重低估其在中国社会深入的程度。为了宣传的目的，他们不断地设法突显西方强势的科技文化，欲令其凌驾于中国的传统之上。因而不仅未能在如礼仪问题上考量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72]，即如在觜参顺序等枝节之处亦不愿善作调和或稍作让步，以避开冲突。

天主教士所引进的西方天文科学，虽在长达一世纪的争执后，就觜参顺序一事与中国社会上盛行的术家之学达成妥协，但教士们入华目的中最根本的传教活动，此时却早已因雍正、乾隆时的连续禁教政策，而陷入了长期的低潮^[73]，此与利玛窦当初主张知识传教策略的预期结果大相径庭。

[原收入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1年，第71—94页。]

【注释】

[1]钱宝琮：《论二十八宿之来历》，《思想与时代》1947年第43期，第10—20页；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及《二十八宿的起源》，收入《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34—254及317—312页；[日]新城新藏著，沈璿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上海：中华学艺社，1933年，第257—286页。

[2]参见拙文《中平客星新释》，《汉学研究》1989年第7卷第1期，第283—305页。

[3]近代各天文史家所定的二十八宿距星均不全同，且往往未考虑入距星随时代改变的情形。高平子：《中西星座对照之一斑》，收入《学历散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1969年，第305—33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第282页；[日]能田忠亮：《东洋天文学史论丛》，东京：恒星社，1943年，第448—478页；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p.235—237。

[4]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称此两宿的发音为：“参，色林反……觜，子思反”又唐陆德明为《左传》注音义时，则称参宿的参应读为“所林反”。据新竹清华大学语言所张光宇教授的意见，“色林反”及“所林反”均可读作“申”见《史记》卷27（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二十四史版本均同此，第1306—1307页）及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义《春秋左传注疏》卷4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页）。李约瑟在其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第3册中将“觜”的音误作“嘴”（第236页）。

[5]王健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期，第40—45页。

[6]《春秋左传注疏》卷41，第29—30页。

[7]《史记》卷27，第1306页。

[8]《晋书》卷11，第302页。

[9]〔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62至卷6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51页。

[11]见《新唐书》卷27上，第603页。王健民以猎户座α星（参左肩）为古历的参宿距星；《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第282页。

[12]经计算发觉，至少在过去6000年间，猎户座γ星的赤经均不可能位于觜宿三星之后。本文中所有的计算均已考虑入岁差及恒星自行。

[13]《钦定仪象考成·恒星总论》，《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页。

[14]《文献通考》卷27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19页。

[15]《宋史》卷51，第1047—1049页。

[16]宋苏颂《新仪象法要》的《浑象西南中外官星图》中，绘有各宿的界线，其中觜宿及参宿的部分明显通过猎户座λ星及δ星，但在同书的《浑象南极图》中觜宿及参宿的起始线则似乎通过猎户座φ1星及δ星。〔宋〕苏颂撰，钱熙祚校：《新仪象法要》卷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荟要》本，第60—67页。

[17]《两朝天文志》应即王珪所撰《两朝国史》中的《天文志》。参见《文献通考》卷192，第1628—1629页。

[18]《宋史》卷74，第1691页。

[19]见《汉书》卷21上，第975页；《宋史》卷74，第1690—1691页。

[20]《新唐书》卷28上，第646页。

[21]笔者计算1000 BC至1500 AD间每隔250年猎户座δ星与φ1星以及双子座μ星（井宿距星）与猎户座δ星的赤经差，发现觜、参宿度随时间的变化大致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觜宿距度=（1.0727-0.00084t）度
参宿距度=（8.1211+0.0023484t）度
其中t值即西历之年（前以负值表示），唯觜宿距度的公式仅适用于公元1277年之前，因从这年起，参宿实际上将位于觜宿之前。关于井宿距星的认定一般均无异议，笔者尝查考文献中月亮及五星掩犯井宿距星的记录，结果在《宋史·天文志》及《元史·天文志》中共找到近十多则，经以电脑回推各天象后，证明井宿的距星确为双子座μ星。

[22]《新唐书》卷31，第809—810页。

[23]此一测去极度时所出现的较大误差，并不只限于觜、参距星，因经计算如角宿距星（室女座α星）及鬼宿距星（巨蟹座θ星）的理论道后，发觉当时一行所测得的去极度亦出现2.1及1.5度的偏差。参见拙文《极星与古度考》，《清华学报》（新竹）1992年新22卷第2期，第93—117页。

[24]《宋史》卷74，第1746页。

[25]《宋史》卷79中有云：“诸历赤道宿次，就立全度，颇失真数。今依宋朝浑仪校测距度，分定太、半、少，用为常数，校之天道，最为密近。”（第1857页）。

[26]参见拙文《中国古代窥管考》，《科学史通讯》1989年第8期，第28—37页。

[27]郭氏言：“然列舍相距度数，历代所测不同，非微有动移，则前人所测或有未密。”《元史》卷52，第1142页。

[28]参阅拙文《极星与古度考》以及陈鹰《〈天文汇抄〉星表与郭守敬的恒星观测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5卷第4期，第331—340页。

[29]〔明〕王英明：《历体略》卷中，《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24页。

[30]《明史》卷31，第515—516页。

[31]Henri Bernard：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Westport：Hyperion Press，1973 reprint，pp.11—14，translation of L'apport Scienti fique du Père Matthieu Ricciàla Chine（published in 1935 by Henri Vetch，Peiping，China）and translated by Edward Chalmers Werner.

[32]汤若望等：《奏疏》卷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第36—41页。

[33]参见拙文《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收入吴嘉丽、叶鸿洒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第465—490页。

[34]《新法算书》卷1至卷8，《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参见陈久金《徐光启和〈崇祯历书〉》，收入席泽宗、吴德铎主编《徐光启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83—91页。

[36]《新法算书》卷59中所列觜、参两宿距星的数据，与猎户座λ星及δ星在公元1628年春分点的回推值比较的结果如下：

另参见潘鼐、王庆余《〈崇祯历书〉中的恒星图表》，收入《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92—99页。

[37]《新法算书》卷29中有云：“今恒星历各注黄、赤经纬度分，星名、位次皆按中历更定，免致凌杂，而间考西古太阴历，则亦有二十舍，译谓月所宿留之处，即又与宿次同义，且二十八距星亦皆吻合，其不合者，独觜宿距星，不用觜用天关耳，竟不知其何繇而同？”（第20页），此段文句似乎为其改动传统觜宿距星提供一个牵强的理由，因其中所称西方古代太阴历距星除觜宿外均与中历相同一事，并无任何根据。

[38]如《新法算书》卷98中有云：“西测星非详得其分秒置不用，非三四器、三四人同地并得在一分以内者置不用，此新法所以独密也。”（第22页）

[39]但当时耶稣会士天文家误以恒星均循黄道右旋而不知岁差的正确道理。见拙文《极星与古度考》。

[40]《新法算书》卷4，第13—17页。

[41]《明史》卷25，第353—355页。

[42]如崇祯十二年，李天经具题十一月十六日月偏食的推算数据，其中有云：“食甚月离黄道实沈宫一十八度一十八分，为参宿初度九十分”，经推算月亮的坐标后，发现当时所用的参宿距星确为猎户座δ星，且月亮入参宿的“初度九十分”一值，亦明显超过徐光启等新订的参宿宿度二十四分。《新法算书》卷7，第15页。

[43]参见拙文《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

[44]《钦定仪象考成·奏议》中有云：“查《时宪书》内铺注二十八宿值日，古法觜宿在前，参宿在后，自用西法以来，改为参宿在前，觜宿在后。”（第12页）。在现存顺治十五年《时宪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及康熙四年、五年的《七政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均明显可见参前觜后的痕迹。

[45]见清杨光先《不得已·孽镜》，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重印民国18年中社本，收入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3册，第1217—1221页。东汉王充（27—？）尝提及“十二辰禽”（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豕），此或为最早将地支与灵禽相配的文献。参见田昌五《论衡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08页。本文所提及杨光先各著述的讨论，请参阅拙文《杨光先著述论略》，《书目季刊》1990年第23卷第4期，第3—21页。

[46]引自《中国禽星占命秘传》卷首，台北：武陵出版社，1982年。秦简日书中亦有“觜，百事凶，可以邀人攻讎，生子为正”“参，百事吉，取妻吉，唯生子不吉” 之语。参见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图版八。

[47]如见不著撰人《演禽通纂》及明池本理《禽星易见》《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见元不著撰人《奇门秘窍》，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1980年。

[48]《清朝文献通考》卷25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158页。

[49]南怀仁的批评见其所著《妄推吉凶辩》（比利时鲁汶大学藏），第1页；又杨氏曾撰有《易见通书》《阳宅辟谬》等术数书。

[50]〔清〕杨光先：《距西集·摘谬论》（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第6277号）。

[51]《距西集·摘谬论》。

[52]参见南怀仁《不得已辨》，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22—27页，收入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

[53]如见汤若望《奏疏》中的资料，参见拙文《清初天主教与回教天文家间的争斗》，《九州学刊》1993年第5卷第3期，第47—69页。

[54]参见拙文《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

[55]《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4，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27页。

[56]《不得已》，第1300页。

[57]《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6，第25—26页。并参见拙文《吴明炫与吴明烜——清初与西法相抗争的一对回族天文家兄弟？》，《大陆杂志》1992年第84卷第4期，第1—5页。

[58]南怀仁：《钦定新历测验纪略》（比利时鲁汶大学藏），第1—2、23页。至于汤若望及南怀仁对此事所作的详细辩说，可参见南怀仁《不得已辨》，第22—27页。

[59]康熙各年所用的参、觜顺序可参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历年的《七政历》。

[60]参见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09—520页。

[61]有关康熙及耶稣会士对术数的态度一事，参见拙文《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九州学刊》1991年第4卷第3期，页5—23。

[62]章梫等：《康熙政要》卷18，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1969年，《中华文史丛书》景印光绪刊本，第19页。

[63]见《钦定协纪辨方书·奏议》，第1—33页。

[64]允禄等尝称：“自古皆觜宿在前，参宿在后，其以何星作距星，史无明文”，显见他们对古代觜、参两宿距星的叙述，多出于臆测。见《钦定仪象考成·奏议》，第9页。

[65]《钦定仪象考成绩编·星图步天歌》卷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道光二十五年武英殿刊本）中称：“（觜）距是北星三紧簇”“（参）距在中东自古标”（第28—29页），将乾隆时新定的参宿距星依允禄等的说法说成自古以来即以此星为距。

[66]参见陈东林《雍正驱逐传教士与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5期，第7—15页。

[67]支持觜前参后的允禄与支持参前觜后的鄂尔泰同为高宗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二人在当时政坛不知有否嫌隙，因乾隆七年鄂尔泰长子鄂容安私询密奏留中事，允禄等即尝请夺鄂尔泰官逮问，后获高宗宽罪。鄂尔泰在乾隆朝初期位极人臣，影响力甚大，但在《钦定仪象考成》修成之时，鄂尔泰已先于乾隆十年去世，或因此大大减少了反对的力量。参见《清史稿》卷10，第373—382页；卷219，第9049—9050页；卷288，第10229—10236页，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80，第15页；卷181，第1页及第4—5页；卷182，第2—3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

[68]《钦定仪象考成·奏议》，第19页。

[69]由于距星选用的不同，故代表参宿距星的“参宿一”，在乾隆十八年以后指的是猎户座ζ星，之前则指δ星；（钦定仪象考成·恒星总论》，第3页。

[70]朝鲜英祖二十年（乾隆九年）曾实测得恒星黄赤经纬度，其中觜宿一及参宿一的坐标明显对应于猎户座λ星及ζ星，但朝鲜直到英祖四十四年（乾隆三十三年）始在观象监中行用此一新的定义，此或因当时朝鲜仍奉中国正朔，在《时宪历》未更动之前，尚不敢妄作主张。洪凤汉、李万运、朴容大编著：《增补文献备考·象纬考》，汉城：明文堂，1959年，第1—7页。

[71]参见本书《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

[72]参见矢泽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东京：近藤出版社，1972年。

[73]参见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47—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