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家以天极为中心，将星空分成二十八个不等分的扇形区，由西向东排列，谓之二十八宿。每宿并选定一颗距星为标的，以通过此星的赤经线为该宿扇形区的起始线，而该宿的赤道宿度（或距度）即其距星与下宿距星间的赤经差。二十八宿各宿的宿度有窄至数度（本文中的“度”均指中国古度，亦即以圆周为约365.25度）或更小者，亦有宽至二三十度者，至于当初选定距星时为何容许如此大的差异，则尚无定论。^[1]

二十八宿各宿距星究竟相当于今日何星，仍未完全确定，此因历代所选用的距星，并不一定为周遭最亮的星，且古代对星体坐标的测量误差较大，又欠缺星等的观念^[2]，以致目前天文史界对其中部分距星的推断仍有争论。^[3]尤其历代对距星的选取偶有更易，更增加了认定的困难。

觜（音资；又名觜觿）与参（音申）是二十八宿中最贴近的两宿^[4]，由于岁差的影响，此两宿距星的赤经愈来愈接近，在13世纪末以后，传统觜前参后的次序甚至因此变成了参前觜后。本文即尝试探究觜参顺序如何成为清前期受传统术数思想熏陶的保守分子与受西方科学洗礼的天主教人士间争斗的着力点之一，希望能藉此一案例抛砖引玉，引起中国科技史学界对社会天文学史研究天文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新兴学科的重视与兴趣。

文中将先究明传统所用觜、参两宿的距星为何，次探讨奉教天文家对觜、参两宿次序的态度，最后则论及当时社会上支持术数的力量如何促使官方更改参前觜后的科学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