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中国古代天文、术数中的四余，在自印度传入后，其定义渐生改变，如佛经中原以罗
为白道的升交点，计都为月亮的远地点；但中土历家则在稍后改成以罗为白道的降交点，计都为升交点，月孛为月亮的远地点。四余虽多亦具有推步天行的积极意义，但在天算与术数密切结合的中国社会中，其原始的天文意义渐被淡化，并演变成具备明显的形象与神格，以为占算吉凶趋避之用。
明清鼎革之后，汤若望利用其掌理钦天监监务的职权，在新法中不仅删去紫气，颠倒罗计，甚至将传统罗计无顺行、无迟疾的规则亦加以推翻。其目的一方面或欲剔除四余中迷信的内容，一方面很可能是为标奇立异，以突显新法之新。但由于四余之说早已透过术数或释、道等宗教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故汤若望当时尚不敢将四余尽废，只能折中保留较具天文意义的罗、计都与月孛三曜之名，并从一较科学的角度以新法细推各曜的行度。无怪乎王锡阐讥耶稣会天文家曰：“评书之初，本言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隳成宪而专用西法。”[104]
虽然汤若望试图从一科学的立场赋予四余新的定义，但因其在推步罗计行度时，所加入的修正项过大，以致误差反而较旧法只单纯考虑均匀行度时为大，甚至因此产生罗计明显顺行的错误结果。此一情形，直至雍正十年（1732），始由使用西法的钦天监监官修订了汤若望的计算法。
由于汤若望对四余的态度，乃为一折中的结果，故其在辩护新法颠倒罗计，删除紫气一事的逻辑上，显得并不十分周全。从清初反教首要人物杨光先对删改四余一事的抨击，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杨氏辩才的犀利，亦可间接体会汤若望处境的无奈。在借天文以扬教的策略下，汤若望得在中国传统与天主教义间取得一平衡点，但他对四余一事所选择的妥协方式，在中国社会不同的价值标准下，并无法获得全面的认同；而在另一方面，妥协的结果则削弱了其所采科学实证的基本立场，导致杨光先在论辩之时，得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亦可发现天主教天文家在抨击中国传统四余时，往往采取一较理性的态度，然而在“康熙历狱”的过程中，当双方辩及天主教义时，教会人士却又屡将杨光先等人的诘难用“神迹”一笔带过。[105]显然两造在辩争中所取的理性或非理性态度，多因事而取。亦即“历狱”的发生，并非一单纯的科学与伪科学间的冲突[106]，双方在欠缺相互的了解、沟通与体谅之下，将天算与术数用为攻击对方的主要工具之一，以致引发此一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影响深远的悲剧。
由于中国古代对四余的重视，乃建立在术数的应用上，原非仅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客观的了解，此一心态上的差异，导致入清以来长达近百年的争执；虽然在“历狱”之后，新法一直拥有官方的正统地位，但在民间所自行编印的通书中，则依旧照传统方法推步四余。乾隆五年（1740），保守人士终于成功地迫使钦天监妥协，亦即在《七政历》中重依古法增列紫气，并改订罗、计的名目，但罗、计行度的推步则仍据新法，并仍以新历所定义的黄道宿度表示各曜的坐标。
民国以来，术家所订四余的躔度，多不再使用入宿度以表示位置，而改以子、丑、寅……十二宫表示，而其推步四余的方法，亦与《时宪历》不同。[107]此或因民国以后，官方天文台已不再负责与天文科学无关的推步[108]，而民间术家又不熟悉《时宪历》中那套复杂的计算方式，更无能力以现代天文学的知识推求黄白交点以及月亮远地点的位置，只得采用一不古不今的简法推步，亦即只推求正交（或中交）平行之值（此与古法相同），但黄经的定义则依西法，且因入宿度的计算较为繁琐[109]，故又改采十二宫以表示四余的坐标。由于各家的理解与能力各异，以致现今坊间所见记七政四余躔度的工具书，往往互有差异，此一现象与清前期的四余之争，同样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且亦突显出中国传统天文术数与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原刊于黄一农《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存废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个案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201—210页；第12卷第4期，第344—354页。]
【注释】
[1]参见拙文《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收入吴嘉丽、叶鸿
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第465—490页。
[2]汤若望：《奏疏》卷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西洋新法算书》清刻本，第29—32页。
[3]本文中除非直引原典，否则均一律将此曜之名书作罗。
[4]参见拙文《清初天主教与回教天文家间的争斗》，《九州学刊》1993年第5卷第3期，第47—69页。
[5]〔清〕杨光先：《距西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第6277号，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上之奏疏。参见拙文《杨光先著述论略》，《书目季刊》1990年第23卷第4期，第3—21页。
[6]此书乃据天主教的人类起源说，主张中国人为如德亚人（即今所称之犹太人）的苗裔，且附会称中国先秦文献中的“天”“上帝”等名词，即天主教所尊奉的神，并由此论证天主教在上古时即已昌明于中夏。参见拙文《康熙朝涉及“历狱”的天主教中文著述考》，《书目季刊》1991年第25卷第1期，第12—27页。
[7]拙文《吴明炫与吴明烜——清初与西法相抗争的一对回族天文家兄弟？》，《大陆杂志》1992年第84卷第4期，第1—5页。
[8]见拙文《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清华学报》（新竹）1991年新21卷第2期，第247—280页。
[9]《圣祖仁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27，第25页；卷28，第6—9页。
[10]W.Hartner：The Pseudoplanetary Nodes of the Moon's Orbit in Hindu and Islamic Iconographies，Oriens-OccidensⅠ（1968）pp.349—404。
[11]笔者怀疑至迟在6世纪末，此一名词即已传入，因隋代有一周姓大将军即以罗睺为名，而此一字词在中文中相当罕见。《隋书》卷65，北京：中华书局（以下所引各正史版本均同此），第1523—1525页。
[12]〔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104，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页；Yabuuti Kiyosi：Researches on the Chiu-chih li-Indian Astronomy under the T'ang Dynasty，Acta Asiatica，No.36（1979），pp.7—48。
[13]〔宋〕王溥：《唐会要》卷42，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第752—753页。
[14]参见拙文《中国史历表朔闰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汉学研究》1992年第10卷第2期，第305—332页。
[15]此三书均收入《续藏经》第10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第370—377页及第389—392页。有学者怀疑这些书多为托名一行的伪作，但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吕建福：《一行著述叙略》，《文献》1991年第2期，第96—108页。
[16]此书定义一周天为360度，此与中国传统所习用的365.25度有异，书中所定罗的行率，大约是每年均匀逆行19.355度，故称“一年行十九度三分度之一”，又称“十八年一周天退十一度三分度之二（19.355×18=348.89=360-11.61），“且以罗在九十三年之后（19.355×93≈1800.00，即360×5，恰运行五周天），可在一年内的同一时日回到天球上的同一位置。参见金俱吒《七曜攘灾决》卷中，第703页，收入《续藏经》第104册；此书书名亦有作《七曜禳灾决》或《七曜禳灾诀》者。
[17]陈美东：《刘洪的生平、天文学成就和思想》，《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5卷第2期，第129—142页。
[18]参见金俱吒《七曜攘灾决》卷中，第703—708页；Michio Yano：The Ch'i-yao jang-tsai-chüeh and Its Ephemerides，Centaurus，vol.29（1986），pp.28—35。又，在《七曜攘灾决》所记的五星及罗计行度表中，每年都记十二个入宿度值，Michio Yano认为此即记的是各月中气时的位置，但笔者以为表中所记应是各曜在各月节的位置，此因书中尝曰：“每年十二月皆以月节为正，其伏见入月日数，各从节数之，假令三月十日者，当数清明（按：此为三月节）后十日是也。”（卷中，第712页）
[19]〔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104，第10—11页；Yabuuti kiyosi，“Researches on the Chiu-chih li”。
[20]张公瑾、陈久金：《傣历研究》，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1—237页。
[21]金俱吒：《七曜攘灾决》卷中，第709—712页。此文中所谓“九年一周天差六度十分度之三”，乃指九年总共行一周天又6.3度（因一年行40°.7，故40°.7×9=366°.3=360°+6°.3）
[22]月球近地点与远地点的连线（名曰拱线：Apsidal Line）在太阳重力的影响下，会以每8.85年一周天的速率顺行。此一拱线运动在中国早于汉代时即已由贾达发现，他并提出月行最疾点每九年运行一周天的约略值。参见陈美东《论我国古代年、月长度的测定（上）》，收入《科技史文集》第10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9—26页；郭盛炽《我国隋代以前月行迟疾资料精度分析》，《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89年第10期，第210—217页。
[23]Michio Yano：The ch'i-yao jang-tsai-chüeh and Its Ephemerides.
[24]Shigeru Nakayama：A History of Japanese Astronomy，Cambridge：He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60—61；Michio Yano：The Ch'-i yao jang-tsai-chüeh and Its Ephemerides.
[2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收入《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30页。
[26]《宋史》卷206及卷207，北京：中华书局，第5233、5274页。
[27]《旧五代史》卷140，北京：中华书局，第1866页。
[28]〔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64，收入《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7册，第7—8页。
[29]《新唐书》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8页；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收入饶氏著《选堂集林》中册，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第771—793页。
[30]〔唐〕李淳风：《乙巳占》，收入《丛书集选》第16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唐〕李淳风：《乾坤变异录》，收入《中国哲学思想要籍续编》，台北：广文书局，1987年；〔唐〕李淳风：《玉历通政经》，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蓝格钞本。
[31]虽然紫气之名早已出现，但其意多指的是云气，而与星曜无关，如《史记索隐》引刘向《列仙传》曰：“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伏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参见《史记》卷63，第2141页。
[32]六曜乃指日、月及四余；《宋史》卷206，北京：中华书局，第5258页。
[33]《明史》卷36，北京：中华书局，第733—743页。
[34]罗雅谷的《月离历指》一书，乃收入《新法历书》中，引自《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58，台北：鼎文书局，第3518—3519页。
[35]〔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2页。
[36]参见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416。所谓的交点年（Nodical Year），乃指太阳在天球上连续两次经过月球轨道升交点所需的时间间隔，今测值约为346.62003日。
[37]所谓的交点月（Draconic Month），乃指月亮连续两次通过升交点所需的时间，今值约为27.2122日，东汉时，刘洪所推的交点月周期，即已与今值相当接近。参见陈美东《刘洪的生平、天文学成就和思想》。而249个交点月约相当于18.6年，此即黄白交点退行的周期。
[38]〔元〕赵友钦：《革象新书》卷2，收入《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6册，第9—10页。
[39]〔元〕赵友钦：《革象新书》卷3，第17页。
[40]〔清〕游艺：《天经或问》卷2，收入《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93册，第32页。
[41]〔清〕王锡阐：《大统历法启蒙·凡例》，收入氏著《晓庵遗书》，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藏康熙二年序刊本。
[42]〔清〕王锡阐：《历法表》下册，第14—26页。
[43]〔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64，第8页。在题为一行所撰的《北斗七星护摩法》中有云：“计都者，翻为旗也，旗者，彗星也。罗睺者，交会蚀神也。”显然中国四余中的月孛将原先印度以计都为彗星之属的意义亦取代了；〔唐〕一行：《北斗七星护摩法》，第390页，收入《续藏经》第104册。
[44]〔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72，第6页。
[45]《旧五代史》卷140，第1866页。
[46]该馆目录上称明正德十四年（第6293号）、嘉靖八年（第6295号）、嘉靖十四年（第6297号）、嘉靖二十四年（第6303号）以及嘉靖二十八年（第6306号）等历日均为不著撰人的明刊本“历书”，但由各本的内容及书首所钤用的大型正方印信判断，这几本历日应均为钦天监印行的官本《七政历》。
[47]《宋史》卷82，第1947页。
[48]参见拙文《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新史学》1992年第3卷第4期，第1—56页。
[49]如王锡阐为辨别南怀仁与汤若望所推七政躔度的方法是否相同，即尝托其友潘耒在京代买康熙十年的《七政历》一本。〔清〕王锡阐：《答潘次耕书》，收入王氏著《晓庵先生文集》卷2（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藏），第28页。
[50]南怀仁等：《熙朝定案》（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BNP 2908Ⅱ），第164页。此为康熙十八年十二月钦天监监正安泰等所上之题本，但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缺此疏的第二页，在汤若望纂著、南怀仁校订的《民历铺注解惑》（BNP 4982）书末，则恰收有该页；拙文《汤若望〈新历晓或〉与〈民历铺注解惑〉二书略记》，《“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92年新25卷第1期，第151—157页。又在清初小说《云仙笑》中，曾述及一名乐公济者，专从事合婚选日的生意，此君案头即置有一本占算时参考用的《七政通书》。天花主人原著，朱眉叔校点：《云仙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张昌伯厚德免奇冤》，第5册，第78—79页。
[51]笔者尝见到一顺治九年历日（BNP4974），此历乃由民间私印，其中二十八宿的值宿次序以及建除十二神名的系日规则，均是依旧历订定。参见拙文《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清华学报》（新竹）1996年新26卷第2期，第189—220页。
[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2页。
[53]如在不著撰人的《历法问答·交食》（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编号Borg.Cin.319；约康熙五十四年成书）一书书末，附有《推日食法》一文，其中即以康熙二十九年为例，说明如何从罗的行度等资料，推算当年八月朔日食的蚀象。
[54]如见《上清十一大曜灯仪》，收入《正统道藏》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第468—469页。
[55]王大错述考：《戏考》，上海：大东书局，民国20年本，第12册，第1—3页；第38册，第1—11页。
[56]如见《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收入《正统道藏》第2册，第496页。
[57]参见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东京：平凡社，1982年，第5卷，图159及第235—236页；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第47—62页。又夏鼐称宣化辽墓的星图上，亦绘有九曜的位置。
[58]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359—361页。
[59]收入《正统道藏》第2册，第492—494页。
[60]收入延圣院大藏经局编《宋版碛砂大藏经》第3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337页。
[61]如参阅相传为唐代隐士张果所撰的《张果星宗》，该书收入《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567至585，第5939—6113页。有关张果的生平事迹，可见《新唐书》卷204，北京：中华书局，第5810—5811页及《旧唐书》卷191，北京：中华书局，第5106—5107页。
[62]见《星海词林》首卷，台北：武陵出版社，第37—39页。此书题为汉代赵爽撰著。
[63]〔明〕万民英：《星学大成》卷6，第17—33页；卷7，第8—21页，该书收入《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9册。
[64]如见敦煌石窟中所出开宝七年（974）的康遵批命课（伯4071）以及Derek Walters：Chinese Astrology，Northamptonshire：Aquarian Press，1987，pp.308—310。
[65]〔清〕荑秋散人编次，韩锡铎校点：《玉娇梨》第2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66]《金瓶梅词话》第61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影印万历丁巳刻本，第25页。
[67]Nathan Sivin：Copernicus in China，Studia Copernicana，6（1973），pp.63—122；张维华、孙西：《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政策的演变》，《文史哲》1985年第1期，第23—33页。
[68]Jacques Gernet：Christian and Chinese Vis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inese Science，4（1980），pp.1—17.
[69]罗雅谷：《月离历指》卷58，第3517—3518页。
[70]罗雅谷：《月离历指》卷58，第3518—3519页。
[71]〔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64，第7—8页。
[72]《清史稿》卷4 5，台北：洪氏出版社，1 9 8 1年，第1 6 6 4页。
[73]如在《月离历指》中即有云：“两交之点，一名正交，亦日罗；一名中交，亦曰计都”“月在正交，向黄道内行九十度，谓之正半交，此半周谓之阴历；过半周为中交，向黄道外行九十度，谓之中半交，此半周谓之阳历”（卷55，第3478页；卷58，第3510页），亦即以正交为升交点、中交为降交点。又，戴震于乾隆年间所撰的《迎日推策记》一文中，亦曰：“月道交于黄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原注：又名计都），于是月逡黄道之北，谓之阴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原注：又名罗今欧巴谓中交为正，正交为中），于是月逡黄道之南，谓之阳历”；参见戴震研究会等编《戴震全集》第1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1页。
[74]如在清崑冈等奉敕所撰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中有云：“乾隆五年议准《七政时宪书》内改正交为罗，中交为计都。古法以日月交行出黄道南，谓之天首，为罗；入黄道北，谓之天尾，为计都。西法占候后天一日，遂以罗为尾、计都为首；今依古改正”（卷1104，第3—4页），知清初天主教天文家所定义的天首及天尾，亦与传统颠倒。
[75]见《清史稿》卷4 8，第1 7 2 6—1 7 3 0页。
[76]有关黄白交点或月亮远地点黄经度的计算，相当复杂，笔者不拟在此赘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ichelle Chapront-Touzé及Jean Chapront所著的Lunar Tables and Programs from 4000 B.C.to A.D.8000（Richmond：Willmann-Bell，1991）一书，本文中的相关计算均是依据此书中的理论在个人电脑上进行的。
[77]《明史》卷37，第755—764页。
[78]汤若望：《奏疏》卷3，第30页。
[79]汤若望：《奏疏》卷3，第31—32页。
[80]见拙文《清初天主教与回教天文家间的争斗》。
[81]〔清〕杨光先：《不得已·孽镜》，第1227—1228页，该书收入《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3册，台北：学生书局，1929年中社本。杨氏抨击《见界总星图》中之度数，乃用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之数，此与新法所习用的三百六十度相矛盾。
[82]〔清〕杨光先：《距西集·摘谬论》。
[83]《满文密本档》卷149（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四年（1665）正月十三日题本。
[84]如称：“日日[月]可以测验，但测验之准，无不灼明于交食，而罗、计为推算交食之要纲，罗、计有错，则交食、月离皆错矣。”参见南怀仁《不得已辨》，第29页，该书收入《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
[85]南怀仁：《不得已辨》，第30页。
[86]〔清〕杨光先：《距西集·摘谬论》。
[87]见本书《清前期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争执》。
[88][日]薮内清：《中国の天文暦法》，东京：平凡社，1969年，第295—303页。
[89]南怀仁在《钦定新历测验纪略》（BNP 4992）一书中，即故意比较两不同定义所推七政宿度的数值，并指称吴明烜所推康熙八年（1669）的《七政历》与天行颇疏，甚至有先天达十余度者（第20—25页），此一抨击并不全为事实，因回回法或中法所推之宿度，乃为“极黄道宿度”，此与西法所推的“黄道宿度”并不相同。详细的讨论，参见拙文《清初天主教与回教天文家间的争斗》。
[90]《旧五代史》卷140，第1866页。
[91]参见拙文《清初钦天监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权力起伏》，《新史学》1991年第2卷第2期，第75—108页。
[92]南怀仁等：《熙朝定案》（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编号为ARSI Jap.Sin，Ⅱ67），第10—12、28—30、35—46页。参见Willy Vande Walle：Problems in Dating the Writings of Ferdinand Verbiest：The Astronomica Europea and the Xi-chao ding-an，收入《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7—252页；拙文《康熙朝涉及“历狱”的天主教中文著述考》。
[93]〔清〕方中履：《古今释疑》卷11，台北：学生书局，1971年，影印“中央图书馆”藏旧钞本，第17页。此书原钞本因书贾作伪，改题为黄宗羲的《授书随笔》。详细的考辨，请参见余英时《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跋影印本所谓“黄宗羲授书随笔”》一文，该文收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第3—22页。
[94]〔清〕魏明远：《增补象吉备要通书》卷1，台北：武陵出版社，1987年，第15—16页及第20页。此书武陵出版社重定名为《新增象吉通书大全》，书首有康熙六十年作者所题的“凡例”，但卷六在记未来流年时，尝出现同治之年号，因知其中部分的内容乃为后人所加。
[95]江晓原：《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所介绍之托勒密天文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8卷第4期，第306—314页。
[96]《清史稿》卷45，第1669—1670页。但其中误将雍正八年时的监正书作明安图，事实上，当时的监正为明图，明安图则另有其人，时任五官正，至乾隆二十八年（1764）始出任监正。参见薄树人《清钦天监人事年表》，收入《科学史文集》第一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第86—101页；李汉忠《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4—100页。
[97]其修正之术或收入乾隆七年（1742）所奏进的“雍止癸卯元法”中，参见《清史稿》卷50，第1789—1790页。
[98]如见雍正十二年（1734）以后的《七政历》，由于故宫博物院的藏本中恰缺雍正十一年的历，故不知该年是否已采用修正之法？
[99]〔清〕允禄、梅瑴成、何国宗等奉敕撰：《钦定协纪辨方书·奏议》，收入《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1册，第17页。
[100]《钦定协纪辨方书·奏议》，第30—31页。
[101]《清史稿》卷45及卷50，第1671、1782页。
[102]今人仍屡有将此两定义颠倒者，如见Derek Walters：Chinese Astrology，p.281。
[103]如见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现藏的各本明代官本《七政历》。
[104]〔清〕王锡阐：《晓庵遗书·自序》。
[105]如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在驳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抨击时，尝曰：“天主降生为人之事，原超人思议之外，岂一言而明哉。”“历家测量日食必以朔日，从无望日食者。耶稣受难为建武八年三月十五日，此天变示警、象纬失位之象，非历家所得知也。”利类思：《不得已辩》，第8、34页，收入《天主教东传文献》。
[106]有关“康熙历狱”中其他类似冲突的讨论，请参见拙著《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及《清前期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争执》二文。
[107]如见王丽福《七政四余星历》，台南：世一书局，1987年。
[108]如在“中央观象台”所编制的民国6年《观象岁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中，即未记四余的躔度或推算的方法。事实上，此书的体例已仿照当时西方天文台所出版的天文年历。
[109]此因各宿的距度均不同，且并非固定的整数值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