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敦煌石室所出各具注历日写本均为当地历家自行编制的，时间的分布是从八世纪末至第十世纪末，前后延亘约两百年之久。由于关山阻隔，这些历日中所记的朔闰或节候多与中土之历稍差。且因当地之人未悉中原朝代的更替，往往使用已废行的年号，然而其铺注的规则大体上却一直遵循中朝的传统。

陷蕃以迄唐亡的各敦煌本历日，应多为民间所自行编制的，此故在历首尚存的各历（如伯2765、斯1439、伯3248、散1721及伯2506）中，均未见编纂者之名，且出现同一年两历本铺注互见差讹的情形（如散1721及伯3248v例）。五代以后各历，则开始具备官方色彩，因历前所题的各编纂者（如翟奉达、翟文进、安彦存等）多为当地官员，且多详细写明其职衔，如斯2404及斯95等历历首更分别题为翟奉达“撰上”或“纂上”的，显然为制历者向归义军衙门上呈的官本。但现存各写本中，亦有的明显为私人所用，如斯6886上即在六月二十六日下注明“马平水身亡”，以后每七日分注“头七”“二七”“三七”……以迄“七七”，十月七日下则注“百日”，此为敦煌民间佛教化的丧俗，即在人死后每七日祭奠一次，共七次，满百日时亦需设奠^[93]，此卷抄用之人或将其亲友马平水做“七七百日”的各日在历上记注，希以备忘。

笔者在此文中先尝试解读具注历日的内容，次将敦煌历与中原历的异同做一详细的析究。如月建、蜜日、年神方位图以及月九宫图等的排序，均依固定的规则轮次，故两历应全同。至于月尽大小、朔日干支、置闰月份等，则因制历者所定冬至时刻以及回归年与朔望月的长度不同而出现小异，惟两历所定各朔日的干支，相差均不逾两日，至于置闰的月份，在吐蕃期偶可见差至三个月者，但在逐蕃之后，则均不出一个月之内。两层中各节候所系的日期，则同是依平气法推算的。

在回推残历年代的过程中，笔者先比较历中的用语以及历代的讳法，尝试以一较宽松的标准界定该历可能的年限，次由月建干支、年神方位图、月九宫图、朔日干支、置闰月份、节候系日等资料，自中原历谱中拣选出与敦煌残历的误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年份，再透过对历中所记蜜日的回推进行筛选。对于部分仍无法依此确定年代的历日，本文更首度利用不同时代所编历式的特征（如是否记载月建、魁罡或阴阳穴、小会）或所用铺注规则的差异（如所定天道运行方位的不同）来帮助断定残历的年代。

由于先前学者在考定年代时，多未能提供一逻辑上完备的推论过程，故笔者在此文中即以散0674及伯3900v为主要案例，详细阐述各种辨定年代的方法（其中多可推而用之于其他非敦煌本的残历），试图建立起一推理较为严密的流程（见图四）。文中并以类似论据考析十多种先前定年有问题或未曾被论及的残历，发现绝大多数的敦煌本具注历日的年代均能因此获得确定。这些历日或可做为将来还原敦煌当地历谱的础石^[94]，类此历谱对敦煌学的研究应能产生极大助益。

从本文有关断年的讨论中，我们可间接体现阴阳选择之术如何透过具注历日而直接影响及古人的日常行事，我们更可发现，部分历注的内容与规则亦因适应社会的需求而渐趋复杂化与系统化。^[95]术数与社会间的这些互动关系乃社会天文学史（History of Socioastronomy）此一新学门中亟待深究的课题^[96]，而敦煌石室所出的众多具注历日应可在将来为此类研究提供一极具价值的素材。

[笔者在本文撰写期间承蒙香港中文大学劳思光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苏莹辉教授、“中央研究院”邢义田教授、北京中国科学院席泽宗教授与刘钝先生、上海天文台江晓原博士、日本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神户长谷川一郎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梅弘理（M.Magnim）与马若夫（Jean.Claude Martzloff）博士，分别提供宝贵意见或协助文献搜集，谨此志谢。本研究受“清华学术研究专案”以及“蒋经国国际交流基金会”支助。]

[1]有关历日的一般性讨论可参见Richard J.Smith，“A Note on Qing Dynasty Calendars”，Late Imperial China，Vol.9，No.1（1988），pp.123-145。

[2]《元史》卷9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以下所引各正史版本均同此）中记载天历元年（1329）全国售卖的民历共达三百多万本（第2404页），亦即平均约每四户人家即拥有一本官方印售的历，虽然其他时代有关历书发行的资料均付诸阙如，但由天历元年之例，应已见一斑。

[3]如汉简存约二十种残历，唐代存显庆三年、仪凤四年、乾符四年、中和二年等残历，宋代存宝祐四年具注历日及嘉定十一年等残历，元历存至正二十五年残历，明历则留存较多，如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室即藏有五十余种；参见罗振玉《流沙坠简》（1914年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7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第2719—2809页；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1—136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第5册（1983年）第231—235页以及第6册（1985年）第73—76页；[日]服部宇之吉《佚存书目》（1933年本），收入严灵峰辑《书目类编》第10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44578页；〔宋〕荆执礼等《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收入严一萍选辑《续聚珍版丛书》第3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张培瑜、卢央《试论新发现的四种古历残卷》，《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5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4—125页。

[4]黄永武辑：《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本文中所论及的各敦煌石室所出历日，若未特别言明者，均是摘引自此书。

[5]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收入《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第243—251页。

[6]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东方学会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6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70年，第2355—2374页。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9册，第3299—3307页。

[7]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60—163页。

[8][日]上田穰：《具注历断简》《科学史研究》，1942年第3号，第171—198页。本文中所引的敦煌卷子，以伯字编号者，为伯希和（Paul Pelliot）原藏；以斯字编号者，为斯坦因（Aural Stein）原藏；以孟字编号者，乃指孟列夫（L.N.Menshikov）所编目录的序号，原件藏苏俄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所属之东方学院；以散字编号者，乃依“敦煌遗书散录”中之编序。参见王重民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以及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9]董作宾：《敦煌写本唐大顺元年残历考》，《图书月刊》第3卷第1期，1943年，第7—10页。

[10]严敦杰：《飞九宫考》，《东方杂志》第42卷第14号，1946年，第25—27页。

[11][日]薮内清：《ス夕亻ン敦煌文献中の曆書》，《东方学报（京都）》，第35号，1964年，第543—549页。

[12][日]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第45号，1973年，第377—441页。

[13]荣孟源：《被盗的敦煌层》，《中华文史论丛》总第2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9—254页。

[14]该文收入《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5—366页。

[15]该文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2期，1989年，第12—22页。

[16]很有趣地，前述所言及的各学者，彼此多不谙对方的研究成果：如董作宾似未曾见到上田穰的著作，董作宾及严敦杰之文不曾为薮内清及藤枝晃所引，薮内清未见王重民之文，施萍亭亦不知上田穰、董作宾及严敦杰的研究，柴孟源更不曾征引先前众学者论著。

[17]苏莹辉：《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大陆杂志》第1卷第9期，1950年，第4、8及10页。

[18]如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岁历日内有错字，结果判太史局李继宗放罢，局官吴泽、荆大声、刘孝荣等三人各特降一官，负卖实际抄写及雕字的人员，则各杖一百并科罪；〔清〕徐松纂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九十六至九十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20]如北宋时，有民侯氏世于司天监请历本印卖，但民间私自印售小历者，每本仅索一、二钱，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下令尽禁小历，由官方自印大历，每本值数百钱，以收其利；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寅”条之注文，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360页。

[22]施萍亭在其《敦煌历日研究》文中，称此历“无序，无神将所在，无人神，无日游，无吉凶（只正月初一注了“嫁、修、符、葬吉”五字），而撮取了朔日干支、蜜日、月相、节候、祭祀、昼夜时刻。可以说，抄历者摘取了当年历日中所有科学性的精华，是很有见地的人”，但此一抄写者或并不有意识地在历中置入较多今人所谓的科学内容，事实上，其中除正月初一外，亦有多处记有往亡、天赦、土王事等典型的历注。

[23]王小甫：《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57—63页。

[24]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时代》，《大陆杂志》第23卷第11期，1961年，第13—14页；苏莹辉：《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时代》，《大陆杂志》第29卷第7期，1964年，第8—11页；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的年代》及苏莹辉之跋文，《东方文化》第9卷第1期，1971年，第1—14页；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第41卷第9期，1970年，第23—25页；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7页。

[25]参见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原发表于1948年），收入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17—428页。

[26]邓文宽：《也谈张淮深之死》，《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76—80页；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68—75页。

[27]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4—26页。

[28]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甘肃师大学报（哲社版）》第1卷第1期，1980年，第72—81页；苏莹辉：《朱梁时曹仁贵继张氏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说》，《大陆杂志》第68卷第1期，1984年，第31—33页；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第14—19页；苏莹辉：《张承奉称帝称王与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颠末考》，《书目季刊》第24卷第4期，1991年，第11—12页。

[29]王重民称高昌墓砖上可资考证的纪日有六（时间从公元569年至705年），其上闰月及晦朔均与隋、唐历合，由于高昌位于敦煌之西，故王氏以此为敦煌在陷蕃之前乃用唐历的旁证，然而此一论据事实上并无绝对的必然性，仅可做一参考而已；参见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第9期，1937年，第13—20页。

[32]详见拙文《中国史历表朔闰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汉学研究》。

[33]在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一文所搜集得的纪年资料中，至少有八例于同一年内使用不同年号，如伯3604中称乾德八年，但斯2973中则称开宝三年，两者相当于公元970年。

[34]藤枝晃在《敦煌历日谱》中，指出两历的置闰月份在逐蕃以后相差逾六个月者有三，但笔者认为此三例均有待商榷。如斯1313v中的“壬申年后正月一日”句，藤枝晃定为公元852年，唐历是年闰七月，但此一纪日较有可能指的是公元792年，如此则置闰仅差一月。斯6347中的“维岁次癸未十二月九日己丑朔九日”句，藤枝晃以头一个“九日”为衍字，并推定此为记公元863年事，唐历是年闰六月，且十一月朔日干支为庚寅（与己丑差一天），故他以敦煌历置闰在十二月以后，但此亦可能为陈文帝天嘉四年（563）事，是年中原历的十二月朔日较敦煌历迟两日，如此则置闰将不致相差六个月以上。至于《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句，藤枝晃定为公元894年，唐历是年九月为庚申朔，而前一年闰五月，故他以敦煌历置闰在十月之后，但笔者以为此或有可能为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甲寅岁事，中原历此年十月为壬戌朔，与前引文中之纪日差两日，且亦不致造成两历置闰相差十七个月以上的情形。此三例的年代均仍有待详考。

[36]参见施萍亭《敦煌历日研究》；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第107—118页；强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收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士文献研究续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35—147页；张培瑜、卢央《试论新发现的四种古历残卷》；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87—1669页。

[37]参见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第334—464页。

[38]参见邓文宽《敦煌文献S2620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文物》1988年第2期，第63—68页。

[39]钱宝琮：《太一考》，《燕京学报》专号第8本，1936年，第225—254页。

[40]如《隋书》卷34《袁充传》中即称仁寿四年（604）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第1611页），此处“一宫”即指该年九宫图的中宫为一白；参见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一文。

[41][日]铃木敬信：《曆と迷信》，东京：恒星社，1935年，第84—98页。

[42]〔清〕李光地等奉敕编：《御定星历考原》，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1册；〔清〕允禄、梅瑴成、何国宗等奉敕撰：《钦定协纪辨方书》，收入《四库全书》同一册。

[43]参见何丙郁《从理气数观点谈子平推命法》，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30页。

[44]参见董作宾《汉简永光六年历谱考》（原作于1942年），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1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329—324页。

[45]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4—11页。

[46]如伯2765卷首的序文中有“岁位，王用吉；岁前，公侯用吉……”句。

[50]叶德禄：《七曜历入中国考》，《辅仁学志》第11卷第1～2期，1942年，第1—21页；庄申：《蜜日考》，《“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31本，1960年，第271—301页；方豪：《残存于台湾香港现行历书中之摩尼教痕迹》，收入《“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册“历史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第907—923页。

[51]儒略周日为历学中一种连续不间断的纪日长尺，每7980年一周，起算点为公元前4713年1月1日。

[52]苏莹辉：《敦煌学概要》，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第18—21页。

[53]〔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台北：明文书局，1981年影印光绪末抄本，第214—220页。

[54]后唐因自认接续李唐正统，故复行唐时之律令格式，不知是否因此袭用了部分唐讳？

[58]制礼仪使奏曰：“谨按《礼记》云；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附体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则忌日并不合行香，仍依礼不讳”，制曰：“可”；〔宋〕王钦若、杨亿等奉敕辑：《册府元龟》卷591《掌礼部奏议十九》，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7年，第10页。

[61]邓文宽：《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8—62页。

[62]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1—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85年。

[63]如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从司天监奏请，为避朱全忠曾祖茂琳讳，而改日辰中之“戊”字为“武”，当时且因其父名诚而兼讳“成”字，但在现存敦煌本梁末帝贞明八年（922）历日中，并未见避“戊”或“成”两字，反之，伯3239及斯1563中则见有将“戌”字以缺笔方式敬避之例；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第262—264页。

[64]除前述各例之外，再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前婺王府参军宋昂遭人讦奏，即因其与文宗同名而十年不改所致，又，咸通十二年（871），侍御史李谿亦以奏状内讼字与顺宗庙讳音同而遭罚俸，谿抗疏力争，竟获免；陈垣：《史讳举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重印1928年本，第146页。

[65]参见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6册，第2367—2368页。内中“正月大建”“小岁”等语均误读，其中“大建”原非一辞，断句应在两字中间，分别表示该月的大小及月建，如称“正月大、建癸卯”，又，“小岁”亦非一术语，应为“小岁后”之误。

[66]如其所提天宝十二载及会昌六年两年之月建，均与残历不合，此两年之二月，分别建辛卯及乙卯，但残历中所记二月的月建则为丁卯。

[67]清以前的历法中，仅《三统》《戊寅》及《麟德》三历以二月节为雨水，据宋代学者王应麟所称，改启为惊，盖避汉景帝的名讳。参见《旧唐书》卷32-34《历志》，〔清〕雷学淇《古经天象考》卷6，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影印道光间刊本，第14-21页；戴震研究会等编《戴震全集》第一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2—293页。

[68]因此残历中仅记二月之名，故前一月残存的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等条有可能属正月或闰正月。

[69]敦煌历日均使用平气法，但上田穰在其《具注历断简》一文中，乃以定气法做为判断敦煌残历年代的依据，两法所推得的的节气日期有可能相差一两日。

[70]身为前清遗老的罗振玉，在为此历题序时，似乎有意无意间将其政治观点与学术研究互相混淆，罗氏在以错误的论据儌倖断出此为天福四年历日后，即称“五季人纪沦亡，而犹谨于胜朝之讳”，更慨然叹曰：“此风尚近古，视今之食茅践土数百年，而于故国视如秦越或且如仇雠者为远胜矣！”方豪尝评罗氏此说为“借题发挥”；见方豪《残存于台湾香港现行历书中之摩尼敦痕迹》一文。

[71]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52—57页。

[72]〔清〕周榘：《廿二史讳略》，第20页；该书收入清葛元煦辑《啸园丛书》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光绪九年序刊本。

[75]严敦杰在《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一文中，称伯4983存四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及五月一日至二十一日，此与笔者在《敦煌宝藏》中所见大不相同，不知严氏所据为何？

[76]翟奉达之生平事迹，参见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一文及苏莹耀《敦煌翟奉达其人其事》，收入氏著《瓜沙史事丛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87页。

[77]如见姜亮夫《敦煌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79]有关同光四年历日的讨论，参见中村清二《敦煌古曆に就て》及《再ぴ敦煌古曆に就て》，《学镫》第53卷，1956年，第1号第6—8页及第3号第7页；董作宾《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合璧》（原作于1960年），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1册，第335—354页。

[80]如在显庆三年及仪凰四年两唐历的各日下，多记有阴阳大、小会的内容；邓文宽：《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81]由历日中所记的魁、罡（详论见后文），亦可得到同样的结果，因公元888年以后的敦煌本历日中均记有魁、罡，但之前则否（见表七）。

[82]此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366页。天水放马滩《日书》中有“正月：建寅、除卯、盈辰……”等叙述，但据邓文宽的研究，此并不一定指的是以干支纪月，仅可推论其为记建除与日支间的对应关系；参见邓文宽《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年第9期，第82—84页。

[83]苏莹辉：《瓜沙史事述要》，《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第465—481页。

[84]施氏在推论的过程中，先找出置闰在四月前后一个月之内的各个丑年，然后说明其中除元和四年外，余年的朔日干支与残历“全对不上”，此一证明在无充分理由的情形下，已预先假定斯6515中之纪日与残历同属一年。

[85]在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一文所收的纪日资料中，介于此一时期者共约二十条，全均以干支纪年，如称“大蕃岁次辛巳润二月十五日……”“未年润十月二十五日”“维岁次己丑正月己卯朔……”等。

[86]施萍亭在《敦煌历日研究》一文中称“（此历）二月以后不再注蜜日，可能与抄历者当时就发现错误有关”，此一将蜜日错注的情形，除伯3284v之外，仅尝见于伯2765号残历日。

[88]董作宾：《敦煌纪年》，《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年，第83—100页。

[89]见藤枝晃《敦煌历日谱》及施萍亭《敦煌历日研究》二文。

[90]如伯4983中十二月二十八日戊戌、伯4996中七月二十七日甲午及九月十七日癸未、伯2973中四月二十六日癸未等日下之魁、罡均注错，但其它各历中为数众多的魁日及罡日多与传统的规则相合。

[93]高国藩：《论敦煌民间七七斋丧俗》，《东方文化》第25卷第1期，1987年，第106—117页。

[94]严敦杰在《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一文中，即曾以《宣明历》中之数据，漂亮地还原出乾符四年历日中之气朔及闰月。回推敦煌历谱的工作，或即应依循类似的模式，并以现存各具注历日中的纪日资料做为验证的基础。

[96]先前笔者所著涉及中国古代天文与社会或政治间互动关系的论文，如见《清前期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之一个案研究》，收入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1年，第71—94页；伊东贵之译《択日の争いと“康熙曆獄”》，《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1991年，第174—203页；张嘉凤、黄一农《天文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清华学报》（新竹）新20卷第2期，1990年，第361—378页；《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九州学刊》第4卷第3期，1991年，第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