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注历日乃指以铺注为主要内容的历书，亦即后世所称的民历^[1]。传统上，历日的编制向为官方天文机构最主要的职事之一。披上天文神秘外衣并纳入数字神秘意义的阴阳选择之学，即透过历日的颁行而深刻影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虽然历书的发行量一直为中国古代各类书籍中最大的^[2]，但因其内容深具时效性，以致能留存后世的反而不多。

笔者近因处理明末清初中西历法之争，才开始接触民历，并尝试探究其编制的规则以及内容的演进，希望能借此了解历书的本质及其与社会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惟因明代以前的中原历日存世有限^[3]，颇感资料不足。近偶得阅《敦煌宝藏》中所收众多残历的书影^[4]，虽然这批历日多为敦煌当地历家所自行编制的，但其铺注的内容与规则却大致依循中原的传统，且在时间的分布上更延亘达两百年之久，无怪乎严敦杰尝将敦煌具注历日与汉简历谱以及明清历本并列为中国历法史上三项重大史料^[5]。可惜学界迄今对敦煌石室所出的这些丰富资料，尚停留在一初期摸索的阶段，即便是对各残历定年的研究，亦仍然有欠完备。

民国以来，罗振玉曾分别刊印己所藏残历四种（散0673、散0674、散0675及散1721），并推判其年代^[6]，此为敦煌历日研究的滥觞。但罗氏因不娴于历学，以致其推论颇多可议之处，王重民即尝评其“推算法极不可靠”“考据方法极不科学”^[7]，但王氏本身亦未能提出具建设性的断定残历年代的方法。

笔者自敦煌文书中整理出四十余件具注历日后，即试由其中铺注的规则、节候的安排、纪月及纪日的次序，用语及历式的特征等下同角度，多方考定各残历的年代。惟因先前对敦煌学的接触颇缺，以致在断出绝大部分残历的年代之后，始赫然发现许多先进早已从事过类似的研究。如上田穰（1942）即从朔闰、节侯、月建以及蜜日等的安排规律，重定出罗氏所藏散0673，散0674及散1721三历的年代。^[8]董作宾（1943）亦独立以类似方法改定罗氏原先所推散0675的年代。^[9]严敦杰则于1946年提出以历日中年神方位图及月九宫图（详见后）的排序规则，做为定年的方法^[10]，薮内清（1964）在推断斯276，斯681v及斯1439v三历年代时，即曾独立引用过此一规则。^[11]藤枝晃（1973），更在这许多基础上，整理并析究得二十余件年代确定的历日^[12]，其大作〈敦煌历日谱〉一文即为敦煌年代学的研究建立了一重要的里程碑。

在最近的十多年间，仅部分大陆学者偶有相关的论述，如荣孟源（1983）曾为文析论二十一件历日，内中有五件未见先前其他学者论及^[13]，但因其不曾利用铺注的规则协助推求，且未谙敦煌历与中原历的异同，以致所断出的年代多误。施萍亭于同年发表的《敦煌历日研究》一文^[14]，则为近来难得一见的力作，虽其考定残历年代的方法，大致不脱先前窠臼，但却补充并厘清了不少前人的阙误。笔者所知最近的一篇论及敦煌历日的论述，则是1989年由席泽宗与邓文宽合撰成的《敦煌残历定年》一文，此文综合先前所发展出的各个断定年代的方法以析究三十九件历日，文中虽未附详细的推论过程，但将其结果按年代顺序汇总成一表，此表或为目前有关敦煌残历定年最完整的一份资料。^[15]

虽然前引诸论文考定了不少残历的年代，但前人大都未能提供一逻辑上完备的推论过程，如其多不曾先厘清中原历与敦煌历在不同时期彼此异同的程度，且未曾由历中的用语及避讳分析其可能的年代上下限，以致常见称中原历某年与残历相近，即径以该年为唯一的解，而不遑推求其它各年中是否亦有可能。

笔者在深慕前辈学者论述精博之余^[16]，犹窃幸在考定的方法以及资料的整理上，尚有可资发挥的些许空间，故不揣谫陋，勉力撰就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