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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天命而用 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
1.8.1 一、前言
一、前言

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近郊的尹湾发掘出六座汉墓,其中第六号墓中出土的文物最丰富,共有一百余件竹简和木牍,逾半或为历谱,或与术数相关,包含元延元年(前12)、二年和三年五月之历日,以及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等内容。该墓主人师饶为东海郡的功曹史,虽仅百石小吏,但地位重要,是太守的心腹左右,主要负责一郡吏员的考绩和升迁等业务。[1]

师饶作为一功曹史,必须经常至郡下所辖的各县、邑、侯国洽公,此情形明显见于墓中所出土的元延二年(前11)大事记。师饶在这一册预先编制的历谱上,逐日记载他何日出行、住宿何地以及其他重要公私事务,偶亦记当日气象。惟因简册的残破,该年日记约有六十余日的文字缺损,而在其余各日的记事当中,知师饶至少有一百三十多天均外宿。无怪乎选择出行时日、方位以及占雨的内容,在师饶陪葬的简牍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选择术或为中国社会所流传的各类术数当中内容最庞杂者,历代曾著录的相关文献逾千百种。这些文献的使用者或诉求对象并不局限于下层社会,而是广及各个阶层,并往往由政府加以主导。在官方天文机构的执掌中也明白记载相关的内容,如东汉的太史令就必须“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2];即使至清末,钦天监中也有漏刻科官生负责“诹吉日、辨禁忌”之事。[3]

事实上,选择术透过时空的制约曾影响历代亿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还流传至邻近的朝鲜和日本等国。即至今日,选择术仍活跃于各华人社会。以台湾为例,每年印行的各式民历和通书,至少在数百万册以上[4],民间以择日为业者更不下数万人。

拜中国社会对选择术的笃信之赐,目前还有相当比例的择日原典存世,但这些书籍多被视同秘籍而藏诸民间术家之手,各大图书馆或因鄙夷其中的迷信内容,反而收藏不多。近年来因利之所趋,台湾许多书局开始大量重印这些原典,惟购买者多出自对趋吉避凶的现实兴趣,少有学者利用现存的这些丰富材料来进行较深入的学术研究。[5]

衡诸尹湾汉墓陪葬简牍的内容,可知师饶应颇信于术数,故或可提供我们一很好的基点,以掌握选择术的早期形态并析究其演变的历程。本文即先尝试理清尹湾简牍中涉及选择术的部分内容[6],并进一步探究其对时人日常生活行事的影响,更将透过与后世的选择术规则相比较,藉以析探中国术数的发展模式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7]类似的讨论先前往往被学术界所忽略,事实上,它不仅可对术数史的研究做出贡献,更有机会具体丰富我们对古代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古人生活礼俗的认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