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天文因与星占、术数紧密结合而带有特别浓厚的伪科学色彩以及人文精神。汤若望等耶稣会天文家在顺治朝初掌钦天监时，或为稳固在监中的地位且避免保守人士不必要的反弹，对与教义不太相合的中国式星占、术数之学多采较为务实的宽容态度。但稍后在其他耶稣会士以提倡迷信且违反“不宦”誓约相责的情形下，汤若望等奉教天文家为保留此一官僚体系内唯一的宣教据点，不得不理出一套说辞，将其中内容强分成“合理之用”与“非理之用”两大类，为辩驳而辩驳。
教会当局在康熙初虽裁决会士们可续在监中任职，却认定历书中有关阴阳选择的内容为迷信，令耶稣会天文家对此无法再消极地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奉教监官尚未来得及就阴阳选择事表态，即因“康熙历狱” 的发生而遭系狱甚或处斩。杨光先等人掀起此一教案的因素相当复杂，但中西社会对星占、术数的不同态度显然为当时引发冲突的重要导火线之一。奉教监官在突显西法优越的同时，因未能适度考量入中国社会广泛将天文应用于术数的实际需要，终致引发以维护传统为职志的保守人士的反击。[71]
康熙八年起，“历狱”开始全面翻案，奉教天文家并以西法又重掌钦天监，但传教活动却因被猜忌而颇受拘限。[72]南怀仁为响应教会当局的新态度，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星占、术数之学展开严厉的攻讦，并将教会认可的西方星占术正式引进中国。但南怀仁尽管贬抑却仍无法全盘否定或扬弃中国传统的星占及阴阳选择术。天主教天文家虽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均接续担任监正或监副等要职[73]，但清朝的钦天监却始终未能追随西方天文学的发展而质变成一天文科学的研究机构。[74]
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可发觉在明末清初时，当教会当局评断中国传统与天主教教义是否相合时，其所提供的弹性往往并不大，且对本身的价值判断常抱持过分的优越感。如西历在推步方面虽远胜于《大统历》与《回回历》，但耶稣会天文家所指称旧历推算春秋两分的时刻有差至两日者，并责旧历误定一日为百刻、圆周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等事，均为因中、西方的定义不同所导致的太过主观的误解。[75]又如教会视中国传统星占为迷信，事实上，若从现代知识界的立场而言，当时教会所认可的天文气象学以及星占医学的内容亦同属伪科学的范畴。
由于奉教监官无法在中国社会与教会当局两者对天文的看法上善作调和以避开冲突[76]，且教会在敬祖与祀孔等礼仪的处理态度上，亦未能妥为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77]，终使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自康熙末年起，即因官方的连续禁教政策，而陷入了长期的低潮[78]；直到道光朝之后，教士们始能在受帝国主义护持的不太健康的气氛下，重新入华展开传教活动[79]。而在另一方面，清初时虽出现耶稣会士挟大量西学以宣教的特殊环境，却因保守人士的作梗，致使钦天监丧失了成为一引进西方近代科学重要据点的契机。
[原刊于《九州学刊》1991年第4卷第3期，第5—23页：L'attitude des missionnaires Jesuites face I'astrologie et la divination chinoises，in L'Europe en Chine，interactions scientifiques，religieuses et culturelles auxⅩⅦe etⅩⅧe siecles，ed.Catherine Jami & Hubert Delahaye，Paris：College de France，1993，pp.87—108.]
【注释】
[1]参见江晓原《中国古代历法与星占术——兼论如何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7卷第25期，第153—160页。
[2]Ho Peng-Yoke：The Astronomical Bureau in Ming China，Journal of Asian History，Vol.3，No.2（1969），pp.137—157；Jonathan Porter：Bureaucracy and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Th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in the Ch'ing Period，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18（1980），pp.61—76.
[3]此以顺治十五年汤若望奏疏中所叙钦天监内各机构的编制与职掌为例。参见汤若望等《奏疏》卷4，第66—68页。此书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西洋新法算书》中，所辑为顺治年间与汤若望或钦天监相关之奏疏等文献，故宫将此书收入《西洋新法历书》104卷中，然汤若望在顺治二年所进之《西洋新法历书》仅100卷（见《奏疏》卷首第3页），《奏疏》之内容最迟系于顺治十七年，故知此书原并不属汤若望所进之《西洋新法历书》。
[4]Shigeru Nakayama：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strology，Isis，Vol.57，No.4（1966），pp.442—454.
[5]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eas Koffler）所进的西历，倒是曾获南明朝廷于永历三年（1649）时正式颁行，成为第一个取代《大统历》之西历，然同年十二月时，此历即因给事中尹三聘劾其“擅用夷历，烩乱祖宪”而废行。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收入《船山遗书全集》第16册，台北：中国船山学会与自由出版社联合印行，1972年，第5—6页。
[6]有关天主教天文家明清之际在钦天监中的活动，请参阅拙文《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收入吴嘉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第465—490页。
[7]Richard J.Smith：Fortune-tellers and Philosophers：Div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13—47.
[8]《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60、卷11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第3—4页。
[9]《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18，第10页。
[1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11]参见拙文《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清华学报》（新竹）1991年新21卷第2期，第247—280页。
[12]事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8，北京：中华书局，第2283—2284页及《宋史》卷468，第13654—13655页。
[13]参见拙文《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
[14]参见影山辉国《漢代における災異と政治——宰相の災異責任を中心に》，《史学杂志》1931年第90编第8号，第46—68页。
[15]参见本书《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之心”》。
[16]《金史》卷20，北京：中华书局，第426—427页。
[17]《金史》卷20，第435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第834页。
[19]参见李淳风《乙巳占》卷2，收入《丛书集选》第16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32—31页。
[20]《明太祖实录》卷15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校刊本，第1页。
[21]其奏辞曰：“臣夜观乾象，见祥云瑞霭，拱护紫微，喜曜吉星，照临黄道，主天子圣明，朝廷有道……臣又见文吕六星，光彩倍常，主有翰苑鸿儒，丕显文明之治，此在朝在外，济济者皆足以应之，不足为奇也。最可奇者，奎璧流光，散满天下，主海内当生不世奇才，为麟为凤，隐伏山林幽秘之地，恐非正途网罗所能尽得。乞敕礼部会议，遣使分行天下搜求……”〔清〕获岸山人著，李致中校点：《新刻批评平山冷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页。
[22]利玛窦原著，金尼阁增订，何高济、王遵仲、李中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7—90页。此本主要根据Louis Joseph Gallagher译自金尼阁所著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一书的英译本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New York：Random House，1953。
[23]Jacques Gernet：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translated in English by Janet Lloyd），pp.178—17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as Chine et Christianisme，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82.
[24]〔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24—331页。
[25]中国传统星占的对象是统治阶层以及军国政事，故古代天文家除编制民历外，更有多种专供御览而内容涉及日、月食及五星凌犯等天象的历书，其目的即是为星占的需要。
[26]当时西方社会普遍相信人体内各器官及四液乃与七政的位置相应或受其影响。而生病即四液失调所致，即使在17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所谓的星占医家（astrological physician）仍是所有医生中最受病人欢迎的。参见Bernard Capp，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London：Faber and Faber，1979，pp.204—214；Derek Parker and Julia Parker，A History of Astrology，London：AndréDeutsch，1983，p.159。
[27]《奏疏》卷1，第10—11页。
[28]《奏疏》卷1，第15—17页。当时历局的官生几已奉教，在教义的拘限下，或无人习阴阳选择事。
[29]《奏疏》卷1，第19—22页。
[30]《奏疏》卷1，第42—45页。
[31]《奏疏》卷2，第69页。
[32]《奏疏》卷1，第48—49页。
[33]汤若望于顺治初所著的《新历晓或》（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西洋新法算书》）中有云：“西法皆关推算之事，而该监铺注尚仍旧例，非西洋天文实用之铺注也”（第5页），知当时历书仍用古法铺注。但沈兼士先生曾于“内阁大库”中见到一件由汤若望于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上的奏疏，其中即以“西洋天文实用之学” 占天时人事。渠志廉：《汤若望司铎年谱》，《新铎声》1958年第17期，第72—84页。
[34]《奏疏》卷1，第46—47页。
[35]《奏疏》卷2，第78—80页。
[36]顺治前期每年所印的汉字《七政历》仅三百五十本，分送各衙门使用。顺治十年，钦天监上疏请增印，奉旨曰：“汉字《七政历》及汉字《民历》应听该监自印广行以便民，不必拘定数目”但或因经费有限等原因，《七政历》似未能全面颁行；《奏疏》卷3，第10—11页及第44—45页。又，谈迁在《北游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收入《明清史料汇编》7集第11册）中，亦详列当时颁给各衙门《七政历》的数目（《纪闻下》，第379—380页）。
[37]南怀仁等，《熙朝定案》（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BNP 2908Ⅱ），第164页。在清初小说《云仙笑》中，曾述及一名乐公济者，专从事合婚选日的生意，此君案头置有一本占算时参考用的《七政通书》，或即《便览通书》在民间的别名。〔清〕天花主人原著，朱眉叔校点：《云仙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张昌伯厚德免奇冤》第5册，第78—79页。本文中所提及有关“历狱”的各原始中文文献（如《熙朝定案》《钦定新历测验纪略》《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妄择辩》等书）的讨论，均请参阅拙文《康熙朝涉及“历狱”的天主教中文著述考》，《书目季刊》1991年第25卷第1期，第12—20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2页。
[39]如见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大清顺治十五年岁次戊戌时宪历》（善本第6339号）。
[40]详细的讨论，请参见拙文《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清华学报》（新竹）1996年新26卷第1期，第189—220页。
[41]有关此一争辩的始末，详见Alfons Väth S.J.：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 in China，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1502—1666，Cologne：J.P.Bachem，1993，pp.267—294，或见杨丙辰之中译本《汤若望传》第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420—470页。又，安文思对汤若望的攻击，或部分肇因于两人所分别依附的豪格与多尔衮间的权力冲突。古伟瀛：《朝廷与教会之间——中国天主教史中的南怀仁》，收入《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28页。
[42]有关教会对星占的态度，参见A History of Astrology，pp.123—149。
[43]中世纪欧洲所流行的天宫图为一正方形，其内包含十二个等腰三角形，各代表一宿，星占学家将推算所得某一时刻日、月、行星的位置书于其上，以为占算之用。希斯笃五世认为每一灵魂均由上帝配属一位天使，其任务即在保护灵魂不受天星的影响，故以天宫图占命并无意义。但顺治九年，薛凤祚协助耶稣会士穆尼阁（Jean Nicolas Smogolenski，1611—1656）译撰《天步真原》（台北：艺文印书馆，收入《百部丛书集成》中之《守山阁丛书》）时，即在其中《人命》下卷列出十五个西方人物出生时的天宫图，并详加推演说明，由此可知天主教会对天宫图的禁约并未受到严格遵行。
[44]因星占学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对应的因果关系，故天体的运行可用来预卜地球上人、事的命运，但哥白尼的地动说（日心说）则主张决定地上事物命运的金、木、水、火、土五星，与地球相同，亦不过是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而已，此说严重打击了星占学的理论基础。
[45]The New Encyclopcedia Britannica（15th Edition，1979），Vol.2，pp.219—223；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p.32.
[46][日]荒木俊马：《西洋占星术》，东京：恒星社，1997年，第152—157页。另可见席泽宗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Ⅰ》，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江晓原撰《第谷》及倪彩霞撰《开普勒》，第8—34页及138—165页。
[47]A History of Astrology，p.149.
[48]参见《汤若望传》第2册，第444—445页，原书第281—282页。达乃尔对星占的看法，基本上与李之藻协助傅泛际（P.Furtado，1587—1653）翻译的《寰有诠》（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为BNP 2919）一书中的态度相似（见卷4，第4—12页），该书原名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ncensis Societatis lesv，In qvatvor libros Decoelo Aristotelis Stagiritae（1592），系耶稣会在葡萄牙所开办的高因勃拉（Coimbre）大学的课本，乃当时耶稣会葡萄牙省会长丰赛伽（P.Fonseca）所主编的八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学说的讲义之一；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及台中光启出版社，1967年，第208—215页。
[49]《汤若望传》第2册，第445—447页，原书第282—283页。当时欧洲的历书十分风行，如在17世纪后半叶，英国全国一年的历书销售额往往达到四十万册，在这些历书中除日历（calendar）、七政运行以及日月食资料、法律名词表、黄道带人（Anatomy或Zodiacal Man，显示人体各部位与黄道各宫间对应关系的图形，为医家治病的参考）外，同时亦包含气候及收成预测、吉日凶日表等。参见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pp.29—30，44。
[50]详细的讨论，请参见拙文《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
[51]燕鼐思（Joseph Jennes）原著，栗鹏举（Albert van Lierde）英译，田永正（Paul T'ien Yung-Cheng）中译：《中国教理讲授史》，台北：天主教华明书局，1976年，第88页；原书名Het Godsdienstonderricht in China（Brasschaat：De Blèvre，1942）。
[52]《汤若望传》第2册，第455—466页；原书第287—292页。
[53]《汤若望传》第2册，第435页；原书第276—277页。
[54]参见拙文《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杨光先家世与生平考》，《“国立编译馆” 馆刊》1990年第19卷第2期，第15—28页。
[55]此事原委详见南怀仁《钦定新历测验纪略》（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BNP 4992），第39—42页。
[56]或因受先前安文思等教士攻击汤若望违反耶稣会“不宦”誓约的影响，且又担心正式任官易重蹈汤若望之覆辙，南怀仁坚持不任编制内的监官，仅愿以“闲散” 身份为钦天监治理历法。《熙朝定案》，康熙八年五月□日及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奏疏，此据Ulrich Libbrecht教授所提供各图书馆藏本的影本。有关《熙朝定案》版本的讨论，可参见Willy Vande Walle：Problems in Dating the Writings of Ferdinand Verbiest：The Astronomia Europaea and the Xi-chao ding-an，收入《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37—252页以及拙文《康熙朝涉及“历狱”的天主教中文著述考》。
[57]笔者所见之《妄择辩》一书，原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ARSI Jap.Sin.II45D，《妄推吉凶辩》及《妄占辩》则均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BNP 4995及BNP 4998。
[58]《妄推吉凶辩》，第18页。
[59]《妄择辩》，第6—7页。
[60]南怀仁照汤若望先前所译的《天文实用》一书，预推每年于春、夏、秋、冬四正节及四立节，以及交食等日的天象，凡于“各季所主天气、人物之变动效验，如空际天气□冷热、干湿、阴云、风雨、霜雪等项有验与否，下土有旱涝，五谷百果有收成与否，人身之血气调和、不调和，疾病多寡，用药治理以何日顺天、何日不顾天”等项，均为南怀仁奏报的主要内容。见南怀仁《预推纪验》（ARSI Jap.Sin.II 45a），第1页。
[61]该馆已整理摄制成8卷缩影卷片，名为《钦天监题本专题史料》。
[62]见南怀仁等钦天监监官于康熙十六年四月初四日所上题本，此据Ulrich Libbrecht教授所提供其摄自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影本。
[63]南怀仁从西方星占学的观点认为风雨旱涝等事，均与天象有“因性相连”的关系，唯或因人类对这方面知识的掌握仍颇多欠缺，故“尚不能推知其十分之一”。他并以中国占书中所谓“甲子有雨，乙丑日有风”等说法，是“无知者之占也”。参见《妄推吉凶辩》第12页及《妄占辩》第12页。南怀仁在《预推纪验》一书中，开列有钦天监于康熙八年至十九年间预推气候变化有验之事，但这些其所谓“观候而验者”，显然均属附会。
[64]前述康熙朝钦天监档中，即有超过五分之二为在四分、二至或二立时所做的定期报告。由于中国古代对星辰凌犯的占辞常涉及统治阶层，故此类星占应不太受教会认可。
[65]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上谕礼部曰：“帝王克谨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故设立专官，职司占候，所系甚重，一切祥异，理应详加推测，不时具奏。今钦天监于寻常节气尚有观验，至今岁三月霜雾及以前星辰凌犯等项，应行占奏者，并未奏闻，皆由该监官员蒙昧疏忽，有负职掌，尔部即行察议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6，第6—7页。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这批钦天监档案起自康熙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恰在南怀仁受责之后。
[66]《妄推吉凶辩》，第14—18页。
[67]中国古代天文与政治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较特殊的个案研究可参见本书《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天象——“五星会聚”》。
[68]《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4，第1页；《汤若望传》第1册，第247—248页；第2册，第429页，原书第165及273页；《奏疏》卷3，第1—2页。
[69]参见拙文《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
[70]《北游录·纪闻下》，第373页。
[71]“康熙历狱”之后，布衣杨燝南亦曾于康熙八年有过攻击奉教监官的举动。参见拙文《杨燝南——最后一位疏告西方天文学的保守知识分子》，《汉学研究》1991年第9卷第1期，第229—245页。
[72]“历狱”虽于康熙八年八月平反，但谕旨上仍称：“伊等聚会散给《天学传概》及铜像等物，仍行禁止……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著严行晓谕禁止。”《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1，康熙八年八月辛未条，第4—5页。
[73]清代除由杨光先发起的反西学、西教运动所影响到的短暂时期（1664—1669）外，常由教士担任钦天监监正或监副等要职，最后一位任职钦天监的教士为高守谦（Verissimus monteiro da Serra），道光六年（1826）时，因疾告假回欧。参见阎林山、马宗良、徐宗海《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传播天文学的传教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82年第4期，第362—369页。
[74]Nathan Sivin：Copernicus in China，Studia Copernicana（Warsaw）No.6（1973），pp.63—122.
[75]清初著名的天文家王锡阐即曾对此类批评提出中肯的意见。〔清〕王锡阐：《晓庵新法》原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参见席泽宗《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6期，第53—63页；江晓原《王锡阐及其〈晓庵新法〉》，《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7卷第6期，第48—51页；江晓原《王锡阐的生平、思想和天文学活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7卷第6期，第53—61页；Nathan Sivin：Wang Hsi-Shan，i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Vol.14pp.159—168。
[76]参见本书《清前期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争执》。
[77]Jacques Gernet：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pp.181—192；John D.Young，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The First Encounte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3，pp.117—123；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东京：近藤出版社，1972年。
[78]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47—185页。
[79]《中国教案史》，第275—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