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人相应思想的主导之下，中国古代将天文视作通天、通神的重要工具^[1]，故历代均在王朝的支持与控制下，设置有正式机构从事相关职事。在各朝天文组织的编制中，因任务分工的需要大致可分成历算、天文与漏刻三个单位。^[2]如以清初钦天监为例，其中历科掌“推算七政经纬宿度、日月交食、五星伏见、月五星凌犯、四季天象……缮写进呈等历”；漏刻科掌“相看营建内外宫室，山陵风水，推合大婚，选择吉期，调品壶漏，管理谯楼，郊祀候时，兼铺注奇门出师方向”；天文科官员则需“测候天象，轮直在台督率天文生昼夜周览，所得象占，每日呈报”。^[3]

由前述钦天监的职事，可知中国古代天文除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外，亦有相当多的部分属于人文的范畴。^[4]即以历科与天文科所从事的推步与观象等科学活动而言，其最终目的亦是希望能透过星占、术数之学的阐释，从天变的预推与观察中体察人事，以掌握吉凶休咎并妥做因应。至于涉及行事宜忌的铺注，更属钦天监所编历书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明末，钦天监以两百多年未改之《大统历》屡推日食不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认为大可藉西方天算之长，为中国政府推验天象，间接替教会宣传。此一藉天算以宣教的策略，颇受教会认同。稍后入华的教士中，精天算者因此占相当比例。天文学在此一环境下即因缘际会地成为当时中西两大文化交会的主要接触点。崇祯二年（1629），钦天监推五月朔日食又颇疏，礼部左侍郎徐光启乃奉旨成立历局，以西法修历。自此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奉天主教之汉臣即先后偕同入华耶稣会天文家，在明廷中勠力推行改历运动。虽历局所推日、月食及五星位置屡验，然西法却迭遭保守势力排挤，一直未得正式颁行。^[5]但天主教天文家在明末历局中的长期努力，终于在满人政权新主中华时开花结果，由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成功地获得了清钦天监的领导权。^[6]

然而利玛窦此一藉天算以宣教的策略获得具体实现之后，由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奉教天文家却发觉他们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奉教天文家入钦天监服务的目的，是希冀能在中国官僚体系内建立一据点，以利在中土扬教。但中国政府引用耶稣会天文家的初衷，则希望借用其卓越的推步能力，以对天象所示吉凶的趋避有更确切的掌握。这些受天主教教义熏陶以及西方天文学训练的会士，对于钦天监职事中所无法回避的传统星占、术数之学，究竟抱持何种态度？即成为本文所欲尝试探究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