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唐太宗曾问开唐名将李靖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李靖答道：“不可。兵者，诡道也，讬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功在人事而已矣。”^[42]李靖认为阴阳术数不可废，因为兵士的迷信心理是可加以利用的，此即如《淮南子·汜论训》所言：“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明确指出术数运用之妙，实存乎一心。

李靖所指的术数，包括各种推算占卜吉凶之方法。按《通典·兵部》：“夫戎事，有国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训。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由于战争乃攸关无数生灵及王朝兴衰之大事，故智能之士或占验风鸟、七曜，或观察阴阳、日辰，此即所谓兵家阴阳学。亦即除星占外，选择、风角、太乙、奇门、六壬、杂占等术亦经常用于战场^[43]，种类之多，实不胜枚举，这当是军事史的重要一环。

柴壁之战中，“月晕左角，角虫将死”的预言，意指军事行动将遭逢辎重补给的困难。太史令晁崇提出预警，理应有功，然却落得叛国罪而被处死，颇令人费解。其次，以现代的认知而言，晁崇何能预知牛疫之发生，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两个疑点，在证实晁崇伪造天象后，随即豁然开朗。晁崇或其党羽所“制造”之牛疫虽影响北魏对蒲阪的作战能力，但终不免为拓跋珪识破而招致杀厄，故其计划是失败的。然而这个例子在说明天文官的确有可能利用星占术影响军事行动，后秦国祚续延十余年的关键，或许即在此些微处，唯此已不易言之。

晁崇之所以胆敢谎奏天象，实由于历朝对天文术数的严格管制，知者甚少，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弥漫，使其得以上下其手。晁崇并非史上唯一玩弄术数者，其他朝代亦有类似之个案，且术数家参与战争已形成一种惯例，故星占术对战争确有其影响力。

拙文的首要目的，在于证明星占预言之“实现”，实多由于人为的介入。面对类似的记载，应先判断该天象可否回推，若回推证明天象为真，则预言可能是碰巧猜对^[44]；若为假，则所谓的预言应验必属作伪或附会。对于不可回推的天象，如星占事应过于巧合，则或应抱持怀疑的态度。此一研究亦证明星占始终与中国古代军事行动紧密结合，两者既共存数千年，则星占术对军事之影响，亦应是史家所须留意的。因此，当吾人在分析战争胜负之时，除须考虑兵力多寡、地理优劣、将领才具、战争物资、战略运用等因素外，对心理层面深具影响的星占，亦应列为析探重点之一。

[原刊于姜志翰、黄一农《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以北魏后秦之柴壁战役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18卷第4期，第307—316页。]

【注释】

[1]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收入刘氏著《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39—104页。

[2]顾铁符：《马王堆帛书云气彗星图的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5-45页。

[3]现在的天文学家对天体的运行，已能够非常精确地掌握，本计算乃依据P.Bretagnon & J.L.Simon，Planetary Programs and Tables from -4000 to+2800（Richmond：Willmann-Bell，1986），此书的计算与较精确的DE 102模式（需使用大电脑操作）所得的结果十分相近，所计算坐标的不准度与过去的观测记录相较均不超过0.01度。

[4]〔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15，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页。

[5]〔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15，第10—11页。

[6]〔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12，第1页。

[7]本节所述多依据《魏书》所载，如有引用其他史料，或这些史料彼此冲突，将另行注明。

[8]据《隋书·天文志》记载：晁崇于天兴元年所制作的浑仪，竟沿用至唐朝：“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周武帝平齐所得。隋开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诸观台之上。大唐因而用焉。”可见晁祟确有真才实用。

[9]拓跋珪征战四方，屡有屠城之事发生，如五原、三城、参合陂皆有其杀戮之痕迹，详见《魏书·太祖纪》。

[10]苏轼言寒食散之服用始于晋人何晏，可以“济其欲”，胡三省言寒食散可使性情躁扰，忿怒无常。详见《资治通鉴》卷115。《魏书·释老志》：“天兴中……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煮炼百药的目的不外乎求长生与强身，而寒食散既为流传已久之药方，且能“济其欲”，拓跋珪在天兴年即可能已服用此物。

[11]《魏书·太祖纪》：“（天赐六年）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归咎群下，喜怒乖常……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这段史料虽在柴壁战役之后，但从第一句的“初” 字可知拓跋珪早已服用寒食散；而从“自此逾甚”句，亦可知其病情先前已发作，且屡有击杀臣僚之事。崔逞在天兴初年，因修外交书信未按拓跋珪之意贬称东晋国主，而被处死，拓跋珪后来深为此事而悔之。李栗则在天兴三年因“积其宿过”而被处死。详见《魏书·崔逞传》《魏书·李栗传》。

[12]如李密曾问其父李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见《魏书·李先传》。

[13]这15人是贾彝、张骧、徐超、闵亮、崔逞、孙沂、孟辅、李沈、张超、贾归、慕容文、王次多、董谧、崔玄伯、李先。

[14]这7人是贾彝、张骧、徐超、李沈、张超、幕容文、王次多。

[15]《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三年：“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又载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可见拓跋硅的迷信心理。

[16]若欲了解交战两国的实际战争过程，参考与之无涉的第三国资料，其可信度应远高于交战之国。作者在此理念下判定《晋书》之记载可信，且《资治通鉴》亦采《晋书》之说：“乘胜进攻蒲阪，秦晋公绪固守不战。”据《北齐书·魏收传》中所记，《魏书》所援引的资料几乎全是魏人著作。故拓跋珪征蒲阪无功一事，魏人很可能会因其有损君威而刻意略去不载。又《魏书·邓渊传》：“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邓渊所作即起居注之类的史书，所以《魏书》中没有征蒲阪之事，很可能是邓渊根本未记载，或是拓跋珪下令不许记载，因史称邓渊“谨于朝事，未尝忤旨”。

[17]皇始二年八月，拓跋珪亲征后燕之慕容贺麟于中山，史曰：“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在者才十四五。”详见《魏书·太祖本纪》。

[18]史料记载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柴壁战后的班师路上，但前文推断魏军乘胜进军蒲阪，并未立即回朝，且晁崇又有意利用“牛疫”阻止魏军前进蒲阪，故牛疫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进军蒲阪的路上。又《魏书·天象志》载：“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魏书》不载进军蒲阪事，而以“上虑牛疫”作为拓跋珪班师的理由，然由于此牛疫是晁崇等人的杰作，所以若不夸大此次的疫情以让后人深信当时确有牛疫的发生，岂不显露拓跋珪受晁崇之欺的无能。换言之，若仅写着“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是不足的，于是又加上“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又，《晋书》连后秦发生地震都具载之，若此时天下牛果死十之七八，此等大事，《晋书》何以略而不载？

[19]史料并未载魏军发兵蒲阪的确切日期。据《魏书·天象志》，若以10月13日晁祟上奏月晕左角作为进军蒲阪的日期，11月21日“车驾北引”是退兵的日子，中间相隔38天，扣除柴壁到蒲阪所需之时间，魏军至多在蒲阪停留约一个月。

[20]《晋书·石虎载记》。

[21]有关天文禁令的研究可参考郑寿彭《北宋禁止传习天文等事之研究——宋代开封府之一“个案”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7年第10卷第6期，第47—57页；朱锐《星占、谶纬、天文与禁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第62—64页。

[22]见本书《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

[23]天文官除伪造天象外，有时亦会蓄意隐略天象不奏，如西汉以来即有32次的荧惑守心未见记载。又如“五星连珠”，其星占意义是天下有明主出现。汉朝吕后与唐朝韦后时皆会出现此天象，且是过去数千年来最壮观的两次，但却不见记载，见本书《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

[24]见本书《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

[25]见《隋书·袁充传》：大业六年，天下盗贼四起，袁充为媚上而奏七则天象，其中有四则为流星，一则为云气，此皆属事后无法查证之象，且其中“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的记载，亦与实际天象不合，由此可见其用心。

[26]《晋书·石虎载记》。

[27]〔宋〕沈括：《梦溪笔谈》卷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页。

[28]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79年，第1—5页。

[29]〔唐〕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40，第3页；卷48，第2—4页。

[30]经笔者初步研究，因为黄河在附近有险滩数十，渡河的风险极高，与其如此，不如行陆路东逃。虽有李催等追兵，然欲迎天子的曹操，其势力范围亦在附近。根据《三国志》的记载，王立曾言汉将灭亡，晋、魏当兴，后又在献帝面前，要求将国政委事曹氏。由此观之，王立早有叛刘投曹之心，故谎奏天象以使王师东行。

[31]《晋书·石虎载记》。

[32]宇文泰虽未即帝位，然掌废立之事，实与皇帝无异。

[33]其括号内为各自主政时间。

[34]《魏书·崔浩传》曰：“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

[35]马重绩后来任职司天监。

[36]赵修己位至翰林天文。

[37]靳德进官至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领司天台事。

[38]可参阅《太祖实录》卷99、卷106、卷115、卷125；《太宗实录》卷19、卷51、卷58。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红格本《明实录》所校印之刊本。

[39]《尉缭子》卷2，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第386页。

[40]〔唐〕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第270页。

[41]《草庐经略》卷3，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26册，第127页。

[42]〔唐〕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第179—280页。

[43]李训详：《先秦的兵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1年，第79—195页。

[44]《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针对某一天象，各家自有其说法，碰巧猜对的可能性很高，可能因为史家只记下猜对的预言，遂造成一种某人预言神准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