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据本文的研究显示，文献中所称发生于上古的“五星会聚”，多非实际的观测记录，很可能是后人为印证天命说而虚构出的祥瑞。故若以之为上古年代断定的主要依据，或需十分小心。^[53]

至于汉以后史籍中所记载的“五星会聚”，有逾半数无法实际测见，而这段期间观测条件最佳的十来次此类天象，竟然均未见于史册。尤其当中最壮观的两次五星连珠天象，却又因恰逢汉朝吕后和唐朝韦后两位女主当权，而可能被以男性为主的后代史官抹杀。由本文所提出的许多证据显示，或因“五星会聚”带有“义致天下……有德者受庆，掩有四方”^[54]等重大的星占意义，故古人常未能以客观的心态来面对此一罕见的自然现象。^[55]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教授译成英文，发表于Early China，15（1990），pp.97—112。该期策划了一个论坛，以倪德卫（Darid S.Nivison）与彭瓞钧（Kevin D.Pang）两位学者用天象断定上古史年代的假说作为核心，邀请了几位各领域的学者就该文提出意见。彭氏在笔者并无机会回应的情形下强烈驳斥拙文的批评，现趁此机会将十多年前的文章重新增订改写，并首度以中文就教于学界先进。]

【注释】

[1]文中的计算主要根据P.Bretagnon and J.-L.Simon，Planetary，Programs and Table from 4000 to+2800（Richmond：Willmann-Bell，1986）。

[2]《后汉书·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以下所引各正史版本均同此），第3029—3030页；刘金沂：《历史上的五星联珠》，《自然杂志》1982年第5卷第7期，第505—510页。据刘文的讨论，从唐代以迄明末的七次“五星聚宿”天象，其彼此的距离均不超过井宿的黄道广度（已因岁差的影响而渐增至约33°），清代时的定义则较为宽松，大约在50°—60°，超过此限即不称“连珠”或“会聚”，只能称“五星并见”。

[3]笔者所采用各行星是否可见的条件如下：当五星出地平时，太阳必须至少在地平之下11°（土星）、10°（木星）、10°（水星）、11.5°（火星）、5°（金星）。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6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211页。至于后文中所推各次“五星会聚”出现日期的误差均在一日左右。

[4]此处乃参考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2—286页。唯该书所采用各行星是否可见的条件较严格：当五星出地平时，太阳必须至少在地平之下11°（金星）、11°（木星）、15°（土星）、15°（火星）、15°（水星）。

[5]彭瓞钧博士认为笔者对“五星会聚”的定义过于严格，指称有些行星虽在会聚之初时因受日光干扰而无法视见，但它们在次第离开所聚之宿时，仍有机会被观测到，故可推估其先前所在的位置。亦即，他主张不必以肉眼同时测见。然因行星的运行有顺逆迟速，古人（尤其在先秦以前）恐不易清楚判断是否确实出现五星聚于某宿的天象。参见Early China，15（1990），P.179。

[6]David W.Pankenier：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Early China，7（1982），pp.2—37；D.W.Pankenier：Mozi and the Dates of Xia，Shang，and Zhou：A Research Note，Early China，9—10（1983—1985），pp.175—181.

[7]David S.Nivison and Kevin D.Pang：Astronomical Evidence for the Bamboo Annals'Chronicle of Early Xia，Early China，15（1990），pp.117—132.

[8]J.Williams：Observation of Comets from B.C.611 to A.D.1640：Extracted from the Chinese Annals，London：Strangeways and Walden，1871.

[9]《清朝文献通考》卷267，第7252页。

[10]《晋书》卷17，北京：中华书局，第502页。

[11]《新唐书》卷27上，北京：中华书局，第602—603页。

[12]1978年夏，湖北随县发掘出土前5世纪的古墓葬，其中有一件漆箱盖，上面有二十八宿名称，其中把营室称为西营，东壁称为东营，“营室”一词或在稍后始出现。参见王健民《〈周礼〉二十八星辨》，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3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7—123页。

[13]参见Early China15（1990）pp.183—184。

[14]〔清〕林春溥：《竹书纪年补证》卷1，台北：世界书局，《竹书纪年八种》本，第17页。

[15]《晋书》卷12，第322页。

[16]席泽宗：《“五星错行”与夏商分界》，收入席著《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92—694页。

[17]《三国志》卷2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北京：中华书局，第75页。

[18]《三国志》卷2裴松之注，第86页。

[19]〔元〕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页。

[20]《晋书》卷51，第1423页；《新唐书》卷34，第872页。

[21]〔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5，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2]《唐开元占经》卷19，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页。

[23]《太平御览》卷84及卷329。

[24]《宋书》卷27，北京：中华书局，第765页。

[25]周法高：《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5年第56本第1分，第5—41页。

[26]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1978年第19卷第1期，第109—118页；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第56—61页。

[27]Ho Peng Yoke：Ancient and Mediaeval Observations of Comets and Novae in Chinese Sources，Vistas in Astronomy，Vol.5（1962）pp.127—225.

[28]哈雷彗星每次回归，并不一定很亮，如最近的这次即不太容易以肉眼视见。又即使当时所出现的为一极壮观的彗星，亦不必定为哈雷，因许多其他周期性或无周期性彗星，往往也相当亮。

[29]转引自《太平御览》卷7，第3页。《孝经钩命决》应成书于郑玄（127—200）之前，因郑氏曾为其作注。

[30]《墨子》卷5，台北：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6—11页。

[31]《太平御览》卷7，第3页。

[32]高平子：《汉历五星周期论》，《“中央研究院”院刊》1956年11月。

[33]《宋书》卷25，第735—736页。

[34]下文中有关各次“五星聚宿”天象的具体行星位置和光度数据，均请参见笔者原在Early China发表之文。

[35]参见张培瑜《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91、103—107页。此文中有一些论述与拙文重叠，张氏与笔者同时参加先前Early China所举办之涉及上古史年代断定的论坛，但张氏并未在其文中提及该论坛或拙文。

[36]现行许多历表中记汉初的朔闰常有误差。此处可参照黄一农《秦汉之际（前220—前202年）朔闰考》，《文物》2001年第5期，第59—54页；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37]《汉书》卷1上，北京：中华书局，第22页。

[38]张培瑜：《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第103—104页。

[39]《宋书》卷27，第766—767页。

[40]《魏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第1068页。日人能田忠亮在其《东洋天文学史论丛》（东京：恒星社，1943年）书中，亦曾论及此一记载失实，第338—349页。

[41]〔宋〕苏轼：《东坡志林》卷4，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页。

[42]黄一农：《秦王政时期历法新考》，收入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143—149页。

[43]《史记》卷27，北京：中华书局，第1348页。

[44]参见刘金沂《历史上的五星联珠》。

[45]江晓原、钮卫星：《回天》，第262—286页。

[46]元代数学家李冶（1192—1279）是极少数持不同意见者，他尝曰：“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则为秦亡之应……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燕分也。占曰：无德则殃……后数岁，安、史煽祸，中国涂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为偶然哉！”并从先前“五星聚宿”的天象，得出“大约星聚少则其用兵少，星聚多则其用兵多”之结论。〔元〕李冶撰，刘德权点校：《敬斋古今黈》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1页。

[47]《史记》卷27，第1320—1321页。

[48]〔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2页。

[49]〔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笔记小说大观》本，第5页。

[50]《大清世宗实录》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景印北京故宫藏本，第11页。

[51]《大清世宗实录》卷28，第11—12页；卷29，第1—3页。

[52]有清一代，凡瑞变占辞，钦天监中皆以唐李淳风的《观象玩占》为据（《清朝文献通考》卷267，第7251页）。据清周懋琦校订的《改正观象玩占》（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旧钞本），《危宿总叙》中称：“危三星……主坟墓、宫室、祭祀……虚、危者……主天子死丧哭泣之事。”

[53]Douglas J.Keenan：Astro-Historiographic Chronologies of Early China are Unfounded，East Asian History，23（2002），pp.61—68。该文即曾多次引用拙文的论据。

[54]《史记》卷27，第1312—1319页。

[55]然而，中国古代其他众多的天文记录，大体上都还是客观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