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据《汉书·天文志》的记载，汉成帝绥和二年春天出现“荧惑守心” 的天象^[55]，由于“荧惑守心”的星占代表皇帝死亡的征兆，故汉成帝逼令丞相翟方进自杀，以避免己身罹祸，此为历史上政治受天文影响最深远的事例之一。

但根据推算，绥和二年春天根本未发生“荧惑守心”的天象，显然是有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假造的！由于天文现象无法再重复观测验证，所以天象容易作伪；且古人深信天人感应的思想，对伪作的天象，往往无法质疑。在此情况下，即使翟方进善为星历亦不得不自杀！

在中国古代，灾异原或得以制衡皇权，避免其无限制的膨胀，但是从翟方进因天变自杀的例子看来，实际的功效并未如此。虽然善为星历者或可对天变提出解释，建议应变之道，然而最后的决定权及最大的操控权，却多掌握在皇帝手中。

古人观象主要希望能预占人事，事先谋求应变之道以趋吉避凶。但是透过翟方进事件，我们看到天象竟然被用来作为政争的工具，迫使汉成帝末年政坛上仍具权势的丞相自杀，深切影响当时的政治局势。此一事件具体地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

[原刊于张嘉凤、黄一农《天文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清华学报》（新竹）1990年第2期新20卷，第361-378页。]

【注释】

[1]《史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第422页。

[2]《金史》卷20，北京：中华书局，第426—427页。

[3]《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8，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第806—807页。关于此事之讨论，请参考拙著《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清华学报》（新竹）1991年第2期新21卷，第247-280页。

[4]《汉书》卷19，北京：中华书局，第724页。

[5]参阅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收入徐著《两汉思想史》卷2，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295—296页。

[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321—325页。

[7]〔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第47页。

[8]《汉书》卷74，第3147页。

[9]《史记》卷56，第2061页。

[10]有关汉代宰相灾异责任之探讨，请参见影山辉国《漢代における災異と政治—宰相の災異責任を中心に》，《史学杂志》1981年第90编第8号，日本东京大学，第46—68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第61—67页及第251—252页。

[11]《后汉书》卷44，北京：中华书局，第1502页。

[12]《汉书》卷71，第3044—3045页。

[13]《汉书》卷83，第3393页。

[14]如《逸周书·史记》：“昔者绩阳彊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卷1035。

[15]《史记·天官书》记其占文曰：“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恶之……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第1317—1319页）文中之“主命者恶之”与“主命恶之”，即指对拥有天命的君主不利。

[16]《史记》卷27，第1347页。

[17]《史记·天官书》曰：“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第1295页）又据《星经》卷上的说法，其前后星各有所指：“前为太子，后为庶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6页。）

[18]《史记》卷27，第1319页。

[19]《后汉书》卷60下，第1993页。

[20]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页。

[21]《史记》卷27，第1298页。此指若火星犯、守房宿或心宿，“王者思之”。

[22]《史记》卷38，第1631页。此项记载亦见于《吕氏春秋·制乐》，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制乐》，台北：鼎文书局，1983年，第14—15页。

[23]《汉书》卷26，第1301—1302页。

[24]《汉书·天文志》云：“二月乙丑，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三月丙戌，宫车晏驾。”而《成帝纪》则为：“二月壬子，丞相翟方进薨……（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宫。”绥和二年二月兼有壬子和乙丑两日，其间相距十三天，难以据之判别是非。

[25]现代的天文学家对大如行星的天体的运行，已能够非常精确地掌握，本计算是依据P.Bretagnon & J.L.Simon，Planetary Programs and Tables from 4000 to+2800（Richmond：Willmann-Bell，1986），并在Macintosh SE/30个人电脑上进行的，此书的计算与目前最准确的DE102模式（需使用大电脑操作）所得的结果十分相近，所计算坐标的不准度与过去的观测记录相较亦均不超过0.01°，而心宿与角宿在天空中相距45°，如此大的误差绝不可能是由任何行星理论所能解释的。参见X.X.Newhall，E.M.Standsish，Jr.and J.G.Williams，DE 102：A Numerically Integrated Ephemeris of the Moon and Planets Spanning Forty-four Centuries，Astron.Astrophys.125（1983），pp.150-167。

[26]据笔者以电脑推算，“荧惑守心”的天象相当罕见，平均约五十年始发生一次，故古人对此天象了解甚少，易于作伪。参见本书《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

[27]《汉书》卷84，第3421页。

[28]翟氏“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欲，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汉书》卷84，第3421页）。可见翟氏在星历上确有相当造诣。

[29]《汉书》卷84，第3422页。

[30]《汉书》卷84，第3422—3423页。

[31]《汉旧仪》卷上，第8页。

[32]《汉书》卷84，第3424页。

[33]《汉书》卷97下，第3989—3990页。

[34]从宋景公时荧惑守心事件中，子韦建议可将灾祸“移于宰相”来看，宰相职责中负有为君主承担灾异的义务，或可能自春秋时代即有此现象。参见影山辉国《漢代にぉける災異と政治》，第47—48页。

[35]参见《汉书》卷36、卷60、卷85，第1949—1950、2667—2674、3443—3473页。

[36]《汉书》卷97下，第3990—3996页。

[37]薛宣云：“谨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汉书》卷84，第3415页）

[38]汉成帝朝丞相在位时间：匡衡，建始元年（前32）至建始三年（前30）凡三年；王商，建始四年（前29）至河平四年（前25）五年；张禹，河平四年（前25）至鸿嘉元年（前20）六年；薛宣，鸿嘉元年（前20）至永始二年（前15）六年；翟方进，永始二年（前15）至绥和二年（前7）九年。

[39]《汉书》卷11，第333—334页。

[40]《汉书》卷81，第3355页。

[41]《汉书》卷93，第3730—3732页。

[42]《汉书》卷84，第3421页。

[43]《汉书》卷98，第4025页。

[44]《隋书》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4页。

[45]颜师古注云：“万岁之期，谓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汉书》卷84，第3422页）

[46]《汉书》卷75，第3179—3183页。

[47]翟义失败之后，据说仍有部分翟氏子孙逃出，西迁河东猗氏城，并改葬翟方进于城西五里处。参见《全唐文》卷732。

[48]《汉书》卷54，第3424—3425页。

[49]《资治通鉴》卷33，台北：西南书局，1982年，第1052—1053页。

[50]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台北：天山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51]钱穆：《秦汉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第213页。

[52]《前汉书》目录卷1上《御制读翟方进传》，收入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5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台北：里仁书局，1985年，第123页。

[54]《汉书》卷84其文曰：“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第3441页）按：班氏所称“虽有贲育（指孟贲、夏育之流的勇士）”系成帝赐方进自杀诏书中语（第3422页），故班氏之言实暗示翟方进之死与王莽有关。翟义最后虽奋力一击，结果却反而使得翟氏灭族，因而班氏感叹翟氏两代兴衰之沧桑。

[55]《汉书》卷26，第1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