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1］

北宋·曾巩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2］。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3］。左丘明传［4］：鲁桓公十有三年［5］，楚屈瑕伐罗［6］，及鄢，乱次以济 是也［7］。其 后曰“夷水”， 《水经》所谓 “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郦道元所谓 “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8］。秦昭王三十八年［9］，使白起将兵攻楚，去鄢百里立堨［10］，壅是水为渠以灌鄢［11］。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12］。宋孝武帝永初元年［13］，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长渠至宋至和二年［14］，久隳不治［15］，而田数苦旱，川饮者无所取［16］。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17］，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堨，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18］，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

盖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无用，及白起资以祸楚［19］，而后世顾赖其利［20］。郦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21］，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余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22］，兴于既废［23］。使水之源流［24］，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

夫水莫大于四渎［25］，而河盖数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济水，又王莽时而绝，况于余流之细，其通塞岂得如常？而后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务蹑古人之遗迹［26］，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

初，曼叔之复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瓌唐公［27］。公听之不疑，沮止者不用［28］，故曼叔能以有成。则渠之复，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为，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言渠堨者蜂出，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独长渠之利较然［29］，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

熙宁六年［30］，余为襄州［31］，过京师，曼叔时为开封，访余于东门，为余道长渠之事，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32］。予至而问焉，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予为之定著令［33］，上司农［34］。八年［35］，曼叔去开封，为汝阴［36］，始以书告之。而是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也。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书以告后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37］。曼叔今为尚书兵部郎中［38］，龙图阁直学士［39］。八月丁丑曾巩记。

—— 《曾巩集》卷十九

【题解】

宋仁宗至和二年 （1055），宜城县令孙曼叔在襄州长官张瓌的支持下，疏浚整复了自秦昭王时代遗留下来的长渠，为当地农业灌溉作出了贡献。过了十八年，曾巩自齐州任上徙知襄州军州事，来京师 （开封）。孙曼叔正任开封府长官，专门探访了曾巩，谈了长渠的事。1075年秋，大旱，很多地方都遭到巨大损失，只有长渠所庇佑的田地未蒙旱祸。曾巩深感前任政绩之卓异，就写了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书以告后之人”，以彰显他的功业。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 （今江西南丰）人，后居临川。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北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曾与苏轼同榜登进士第。他曾任集贤校理、英宗实录检讨等京官，后出为越州 （今浙江绍兴）通判，1071年知齐州 （今山东济南）。1073年农历九月，时年五十五岁的曾巩改知襄州军州事，1076年调任洪州 （今江西南昌），即他在襄阳任知州三年，颇有政声。其间，曾巩的行迹遍布襄阳，并创作大量关于襄阳人文政事的作品，诗二十五首、文十六篇，计四十一篇，是唐宋八大家中创作关于襄阳的作品数量最多的一家。

【注释】

［1］襄州：地名，春秋时楚地，宋时称襄州，即今湖北襄阳，宋属京西南路。宜城：县名，宋属襄州，今湖北省宜城市。

［2］荆：山名，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一百五十里。康狼：山名，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南。

［3］春秋之世：即春秋时期。自周平王元年 （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 （前476 年）为春秋时期。鄢 （yān）水：古水名，在襄阳宜城县，入汉。鄢：此指襄阳宜城县。

［4］左丘明传：即《春秋左氏传》。

［5］鲁桓公十有三年：前699年。

［6］罗：古国名。熊姓国，在宜城县西山中，后徙南郡枝江县。

［7］乱次以济：谓打乱队列次序，无组织地渡水。

［8］以上诸句参见 《水经注》卷三十四。

［9］秦昭王三十八年：前269年。其实秦派大将白起攻楚应在秦昭王二十八年，即前279年。

［10］堨 （è）：堵水的土坝。

［11］壅 （yāng）：阻塞。

［12］汉惠帝三年：前192年。

［13］宋孝武帝永初元年：420年。

［14］至和二年：1055年。

［15］隳 （huī）：毁坏。

［16］这句大意是：靠河流供给饮用水的居民，因河流干涸，无处取水。

［17］令：此指宜城县令。孙永曼叔：指孙永 （1019—1086），北宋赵州平棘人，徙居长社，字曼叔。孙冲孙。以荫为将作监主簿。仁宗庆历六年进士。累官太常博士。神宗朝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泰州，降知和州。哲宗时召拜工部尚书。卒谥康简。率民田渠下者：率领那些耕种着可以得到长渠之水灌溉田地的百姓。

［18］约束：规约。

［19］资：凭借、借助。

［20］顾：却、反而。

［21］并 （bàng）：同“傍”，沿着、紧挨着。

［22］因：凭借。故迹：此指长渠原有的坝基。

［23］兴于既废：谓使已废弃者得以兴建利用。

［24］使：假使、假如。

［25］四渎 （dú）：《尔雅·释水》：“江、淮、河、济为四渎，四渎者，发原注海者也。”渎：大川。

［26］务：一定，必定。蹑：踏、追踪。

［27］白：禀告、报告。张瓌 （guī）唐公：即张瓌，字唐公，滁州全椒人。仁宗天圣二年进士。除秘阁校理。历两浙转运使，知颍州、扬州，即拜淮南转运使。英宗时进左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

［28］沮止者不用：谓不采纳阻止修复长渠者的意见。沮：阻止。

［29］较 （jiào）然：明显貌。

［30］熙宁六年：1073年。

［31］为：治理。此指知襄州。

［32］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谓孙永请我考察一下他在任时所订立的长渠规约，现在已废弛，还是仍然施行。诿（wěi）：本义为烦劳，委托。

［33］定著令：确定并写于法令中。

［34］上司农：上报朝廷司农寺。

［35］八年：熙宁八年 （1075年）。

［36］汝阴：地名，宋汝阴郡，属京西北路，今安徽省阜阳市。

［37］作：劳动，此指长渠工程。所以：表示原因。

［38］尚书兵部郎中：官名，参掌兵部长贰之事。

［39］龙图阁直学士：官名，备顾问。

【简析】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宜城县长渠的历史沿革。长渠之叙先自溯源起笔，鄢水出自荆、康狼二山之间，鄢水后来改叫 “夷水”，而 “夷水”又改称 “蛮水”则是为了避讳桓温父亲的名字。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以 “秦昭王三十八年”句另辟新径，引出长渠之设：秦将白起攻楚，修土堰以引鄢水淹楚都鄢，后来这条本来用于战争的长渠，被老百姓用来灌溉，于是“田皆为沃壤”。

曾巩作为一个学问渊深的学者，他的 “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意识浓厚。作者对于鄢水和长渠的历史考证，使人们增广见闻，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因而读来饶有兴味。如鄢水、夷水、蛮水几易其名，每个名字都征引历史记载、掌故，以使读者熟悉它，也显示了作者知识的广博。

第二、三、四节为第二部分，写长渠的修复及修复后的思考。作者以修渠前后作对比，突出了宜县长渠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修渠前是 “久隳不治”、“田数苦旱”、 “川饮者无所取”，即长时间毁坏没有整治，屡为旱灾所苦，凭渠汲饮的人，没有水可取；而修渠后，则是 “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长渠两岸成了天下谷仓。这种对比，不但突出了长渠修治的重大意义，也突出了前任官员的治绩。就长渠的修复，曾巩做了哲理性的思考。其中有个 “山川高下之形势”的因素：西山水源广，地势高，东南地势低，自古及今，这个山川高下的形势没有变，所以长渠可以修复。但是，倘水源与地势，一旦不同于古代，那么，就是孙曼叔再有本事，也不能修复古长渠。言外之意，兴修水利，还要根据客观条件。

作者特别以 “四渎”之一的黄河为例，写山川形势的变迁。“河盖数徙”，指明历史上黄河水屡次改道，它离开了大禹疏浚的河道，强夺济水下游河道入海，极写黄河水势之凶猛； “王莽时而绝”，水比一般小河还少，极写黄河之枯。在这种巨大的自然变化中，曾巩指出：那些一味走古人老路，不考虑山川古今变化的治水者，必然 “用力多而收功少”。这一段话，具有寓言式的深蕴。它的抽象的哲理意义，绝不仅仅是指治河而言的。它给了人们以更广泛范围的启迪。

第五、六两节为第三部分，介绍治渠者及其人品。先概述宜城县令孙曼叔与襄州知州张瓌在修渠中的作用： “渠之复，自二人也”，肯定了他们的功绩； “任其职，非有求于世”，则赞扬了他们忠于职守，不求名利的高尚品德；特别是二十年后，在曾巩任上，“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更是以事实彰显了他们的功绩，让人钦佩。

作者行文，主从有差，重点突出。详述县令孙曼叔治渠溉田，兴废为利之事，而襄州知州张瓌，只是写了两句， “公听之不疑，沮止不用”，并肯定了他的作用： “故曼叔能以有成”。恰到好处，不谀不损。从 “沮止者不用”中，我们可以知道，是有一些反对者阻挠的。但反对者怎样 “沮止”，张瓌怎样 “不用”，曾巩一字未著，留给人们去思考。这样写，既肯定了张瓌的重要作用，又让写张瓌的文字十分简洁，在文字数量上，与孙曼叔相殊很多，以突出孙曼叔的关键作用。这是很巧妙的。

本篇以记叙为主，因事说理，由实而虚，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有哲理性。此外，本文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颇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