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熊是商末周初楚部族的首领，在楚国历史上，他虽非开国之君，实乃奠基之主，是真正开创楚国基业的先驱。尽管鬻熊的事迹在历史文献中记载非常简略，但是楚族的信史则由他开始。

商末之时，由于众叛亲离，商朝统治危机四伏，而渭水流域的周族则逐渐强大起来，其君为西伯姬昌 （即周文王，前1152—前1056年，享年97岁）。鬻熊审时度势，把握住了这一时机，投奔周文王，与周人建立了政治联系。 《史记·周本记》说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其中 “鬻子”即鬻熊。对此， 《史记·楚世家》中也有明确记载：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蚤卒。”

所谓 “蚤卒”，字面意思即 “早死”，但唐代逄行珪 《鬻子序》则云：“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师也。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 ‘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之。”有学者据此分析指出，文中的 “蚤卒”，是指鬻熊未能活到文王之孙周成王再次加封楚人时就过早地去世了。故 “蚤卒”一词在此与寿命长短似无多大关联。

鬻熊归附周人后，受到周文王的器重，被委以重任，受聘为周文王的老师。据 《史记·楚世家》记载： “三十七年 （前704年），楚熊通 （楚武王）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汉书·艺文志》 “鬻子”条下注云： “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而“自文王以下”，就是指周文王以后的周武王、周成王，他们都向鬻熊咨询国事。

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周文王的老师，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鬻熊论为政之道的言论，由其子孙编成《鬻子》一书，成为楚国官府教育的重要教材，可惜原书已经失传，鬻熊的部分言论散见于 《新书》、《列子》、《北堂书钞》、《意林》及《太平御览》之中。 《鬻子》一书最早见于 《汉书·艺文志》，有道家 《鬻子》二十二篇和小说家 《鬻子说》十九篇，今已失传，今所见 《鬻子》为唐代逄行珪所献，取自 《群书治要》；另附 《补鬻子》七则，取自汉代贾谊 《新书·修政语下》。

历代学者对 《鬻子》评价甚高，如梁代刘勰在 《文心雕龙·诸子》中说： “至鬻熊知 ‘道’，而文王咨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此。”当代学者进而指出： “《鬻子》是中国第一部子书，是中国哲学第一部著作，更是楚国哲学第一部著作，又是道家第一部著作，可谓四个第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 《子藏·道家部·鬻子卷》，全二册，收录了目前所知有关 《鬻子》的白文本、注本、节选本、稿抄本、批校本、校勘本及相关研究著述等，共五十一种。

《鬻子》一书较为完整地表述了鬻熊的政治思想体系，如：从修身、选贤、以民为本等方面阐发了治国之道，从伦理范畴（如道、仁、信、和等）、赏罚分明、三皇五帝治国之道等方面阐发了兴国之道。在古代文献中， 《鬻子》最早论及了宇宙生成问题和宇宙永恒运动问题；确立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继而确立了守柔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理。作为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最早典籍之一，《鬻子》的思想是诸子百家的源头，对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所阐释的有关道、仁、信、和的理念，对当下的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