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后记　黄昏中的沉思

1987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写完了这部长篇的最后一个字，停笔出户，这个我借居了两年的老旧小院，正响着每日必有的麻将声，我的脸孔暗黄的院邻正伏在暗黄的夕阳下，玩着那最具中国特色的游戏，津津有味地……可我也深知他们心地的宽厚善良，两年中他们助我帮我，给孤寂中的我莫大的安慰和方便——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存在呀！于是，鲁迅那张严峻而苦黄的脸，那双深沉而迷茫的眼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出现在这苍茫的黄昏中……

作为人的鲁迅的复杂性，在婚姻与家庭这一特殊视角展现得十分鲜明。终其一生，在所有的文字与交谈中，鲁迅都没有正面说明过自己与朱安夫人的旧式婚姻。其实这种形式上的回避，恰恰反映了实质上的不可回避——鲁迅作为一个“叛逆的猛士”，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与他所要背叛的旧传统之间的精神联系，有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时代并没有因为他是先驱者就赋予了他以超越历史泥淖的神力。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大悲苦和以后在这大悲苦中的大奋起及大追求，对跋涉这一艰难历史行程的所有中国人，就必然地具有一种深刻的、普遍的启示意义。

许广平能战胜世俗，追随鲁迅，体现了新时代新女性狂飙突进的精神，同时她对朱安终身抱着宽厚仁慈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妇女传统的善良美德。

朱安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在孤独中度过了凄苦的一生。她无辜，不幸，生命灰色而寂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一只默默地艰难爬行的蜗牛。

他们三人的感情纠葛折射出了本世纪前半个世纪的时代之光，因此我产生了创作本书的强烈冲动。

人们在评价某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时，常说它“忠实、客观”地记录了某人的一生。这种说法我们都习惯了，但今天想来却值得推敲：经历了琐碎忙碌的一天以后的我们，当晚写一篇日记，尚且不易抓住人生中这一天的“真谛”来，更不用说去写已被滔滔逝川载走的逝者的一生了。对于传记文学作家来说，承认这一点是不愉快的，既需要勇气，又需要眼光——茨威格在为弗洛伊德作传时，就痛切地感到不能达到对传主的“绝对真实”，只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绝对真实”。

这是一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智者的悲哀，虽不如愚夫的豪勇那么快心爽气，却能导向认识的更深层次——例如鲁迅与周作人间的兄弟失和，是鲁迅思想和生活中的一大关节，现有资料帮不了我们多大的忙，可又不得不写，我只好按我自己的理解来写，不敢冒称全知全能，也许这样能给好动脑子的读者留下琢磨的天地吧。

如果用一个简洁的公式来描述传记文学作家的话，我认为，可写作：历史学家+文学家=传记文学作家。可惜的是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强调“历史”而忽视“文学”，忽视传记文学作家也是带着文化和语言这个有色眼镜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其实，不论传主是何等伟大杰出的人物，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出息的传记文学作家都必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审视、选择、熔裁、压缩以至重新构架他的生平事迹，不是倚重事实而是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去创作出既不失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传记文学作品。我痛感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对读者吸引力不大，也许是患了一种“文学贫血症”吧？这个观点鲜明地表现在本书所采用的各种艺术手段中。如第十一、十三、十五三章，是写鲁迅与许广平的异地思念之情的。我舍弃了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和描写，采用了两个主人公交替出现、一呼一应地对谈这种形式，使读者仿佛能触到两个人的心跳，听到他们倾诉汹涌的内心激情。这些章节的内容，取自《两地书》和其他史料，包括鲁、许书信公开发表时删节的部分。在行文中，我采用了部分《两地书》的原文，但并不作为引文出现。因为我想，它既然已融入我的整体构想与艺术处理之中，便已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说清楚这一点，是为了防止读者把它与《两地书》相混淆，也避“抄袭”与“篡改”之嫌。其实，这种方法并非我的独创，欧文·斯通在《凡·高传》中，描写凡·高与其弟提奥的互相思念和关切之情时，就采用了兄弟间如同对面而坐、娓娓谈心的那种氛围，只不过没有本书这样集中罢了。本书还选取了大量能表现鲁迅的心理特征的细节和片段：与撕扯相思树的猪搏战、争夺“月亮”（广平）时对高长虹醋劲颇足的讥讽、临终前床头所挂的迎着大风疾跑的穿长裙的女人的画片……这些多半为先前的鲁迅传记的作者所忽略，我却看重它们，试图以此重现鲁迅复杂的内心世界。

老实说，写到这些细节和片段时，我觉得自己和鲁迅先生完全处于一种平等的心理地位上，理解他的痛苦和欢乐，故有时忍不住会心地一笑——例如鲁迅头天收到广平的第一封信，第二天回信时却落了头天的日子，他好像要暗示一点什么，这难道不是男女愉悦时取悦于对方的一种老谱么？

可人又是矛盾的，有时觉得自己这样拿着显微镜和望远镜想去发现点什么，是否有点缺德？因为每个人的心灵大概都有一块不愿被别人窥视的角落吧？——看看《鲁迅日记》后为研究工作而编的附录索引，鲁迅何年何月何日与谁有过交往，一清二楚。能被人这样推敲琢磨，是一种骄傲，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因为这多少有一点被人剥光了衣裳的味道。如先生在世，大约会谢绝这种过分的关心的。我把这种想法，向我所尊敬的一位作家讲过，他深表同感——大概是他也时不时地常被人们推敲琢磨吧？

本书的写作，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师友和亲人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友人何平在儿子降生前的数月中，挤时间看了大部分原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岩老师，从确定选题到最终定稿，三年中，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以后出版艰危之际，中青社传记文学编辑室主任舒元璋老师，副总编辑林君雄老师依然一往情深，大力扶持……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此书的产生……

——所有这些，我只有从心里说：谢谢！

寒日无言，斜晖脉脉，如同白昼该结束了一样，我知道，这拖得老长的后记也早该结束了，但这黄昏却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苍凉，我忍不住要去想一些先哲之言——

伟大的历史学家、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在给许寿裳五岁的儿子启蒙时，只给他认两个方块字：一是“天”，二是“人”。时距千余年，两位哲人不约而同想到一块了。

不管别人如何解释，我觉得，“天”大概指宇宙，“人”大概指人类。宇宙浩浩，人海茫茫，可司马迁和鲁迅已超越了这些而成了一种永恒的存在。吾生短如朝露夕烟，却偏偏想用自己的短篙来测试那比海还要深广的心，一念及此，完成本书后的自豪与激越，就渐渐地淡泊和稀薄了，化成时无时有的怅惘和苦涩。温暖的人间灯火忽然亮了起来，没有开灯，默坐屋中，我清晰地看到夜色的降临。这一刹那，我深切意识到同样的夜色也曾同样地笼罩过司马迁和鲁迅——于是，我的起伏不定的世俗之心，渐渐趋于宁静与安详，喜悦地凝视着这造物主所指挥的黄昏与黑夜的交班和接班……

1988年秋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