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平真不愧是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面对历史，做出了杰出的回答。收到上述年谱草稿后，她马上将自己写的一份寄给在北平的许寿裳，她认为：

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因此，她希望许寿裳先生那充满好意并且是当然事实的两句话“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就不要记在纸上了，在自己所拟的草稿中，民国十六年这一年她径直写成“……与许广平同居”，六个字，简单明了。

许寿裳欣然同意，又仔细斟酌，把广平的籍贯与尊称加上，这句话就变成了“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写入了正式的年谱之中。同时在民国八年（1919）处列出“1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暗示这篇文章与鲁迅的生活有密切关系。

广平曾经热忱地希望“将来一定要有更详细的年谱，如果有许多种更好”，因为“在最近百年社会思想以及文化史上，要研究这一时代，是没法子把鲁迅先生推开或掩藏起来的”。

以后的年代，果然有新的各式的鲁迅年谱、年表问世，时间更后，文字更长，篇幅更大，但往往都有意无意地“推开或掩藏”了许谱中的直笔，为尊者讳了。

读这类文字，再细思当事人当年的恢宏气度，也许人们会陡然发现自己落后了一个世纪，而广平却超前了一个世纪吧？她正活生生地立在历史进程的前方，疑惑地询问为旧眼光所囿的新时代的人们——

“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